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近世儒學、家族與宗教工作坊」成果發表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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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楊晉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月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陳熙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楊芳燕(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總結人:
召集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人: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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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2 年 9 月 7 日(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4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
撰寫人: 林勝彩(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楊正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刊登日期: 2012/09/07
 

  「近世儒學、家族與宗教工作坊」成果發表會議於 2012 年 9 月 7 日假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是工作坊的期中成果發表,主要由工作坊成員中的博士候選人與博士後研究者發表論文。由呂妙芬教授簡介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及近世儒學工作坊之後,會議正式開始。第一場由楊晉龍教授主持兼評論,史甄陶、楊正顯兩位博士發表論文。史甄陶〈天理、名教與史事——論朱熹及元代朱子學者對「文王受命的解釋」〉一文,探討朱熹及元代疏解《詩集傳》的學者如何解釋「文王受命」一事,如何認定文王做為聖人的標準。作者從天理、名教、史事三個角度,分析朱熹及元代朱子學者疏解的異同,認為朱熹以「天理」為主的詮釋角度較開放。相對的,元代朱子學者則更謹守名教觀點。

  楊晉龍教授提醒作者要留意朱子前後期不同的學術見解,仔細區分,並說明轉變的理由;並考慮元代學者若引用朱子自己已揚棄的意見,是否仍可稱為「朱子學者」?楊教授建議作者進一步思考文章中有關朱子學者的定義,並檢視文章中所選取的元代朱子學者是否有足夠代表性。楊教授認為,經學中「文王受命」的問題,存在歷史判斷與倫理判斷的不同,大部分傳統學者基於心理事實而傾向倫理判斷,也會混同歷史判斷,楊教授期待作者應更清楚區別兩者,方能有利於問題的澄清。最後,則希望史甄陶博士能夠將論文所欲討論的核心問題,做更明白的論述。

  楊正顯發表〈接班——論明代《伊洛淵源錄》續增的意義〉一文,以明代成化、弘治時期兩部《伊洛淵源錄》續增著作為例,說明道統接續(接班)的意涵,隨著學術氛圍的改變而產生新的意義。謝鐸的《伊洛淵源續錄》強調「淵源授受」,無異是對於吳澄及陳白沙以道統自任之反擊;而楊時的進祀,更證明其論點的正確性。楊廉的《伊洛淵源錄新增》一書,原本希冀透過以朱注朱的方式,深刻瞭解錄內人物之所以能成為伊洛淵源之原因,但此書不免受心學逐步興盛的時代氛圍影響,使得以程朱之學自奉的立場,慢步輕移地將內容轉向「主敬之學」,故雖仍在程朱學的範圍之內,但已不再自詡為格物致知之學了。這兩部書出現的意義,一方面顯示出程朱學者維護道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當時學術界對道統之「道」已經有了不同的認知,也使得「統」的承繼出現疑問,反映出明代中期程朱理學內部的變化。

  楊晉龍教授評論時指出,在南宋理宗時,朱子的地位便已受到重視與承認,元明時期是其地位受到整體性承認的時期。南宋至元明間,朱子學地位有一轉變的過程,作者應加以說明。其次,《伊洛淵源錄》一書所謂「錄」的意旨為何?作者未加討論,則此類書籍的性質與意義便不易釐清與認定。而謝鐸、楊廉等明代學者續補《伊洛淵源錄》所引起的反響,無論贊成或反對,抑或是否有其他學者持續此種工作,作者於文中的討論不多,這是否因為此種工作在當時並未受到重視?若實情如此,則謝、楊等明代學者從事的工作,其重要性為何?作者討論此種學術作為,其意義又何在?又,陽明心學在明代中晚期逐漸興起後,為何心學家沒有類似的作為,另纂修道統傳承之書,以抗衡程朱學者所認定的道脈傳承?與會學者也提出論文第三節「弘治時期政學觀的交錯」論及李東陽、丘濬與程敏政等人在政治與學術上的交鋒,雖是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但置於此文中,似與作者原訂主題不同,反而轉移全文焦點,故建議作者重新思考書寫策略與全文架構,應會更精彩。

  第二場論文發表由林月惠教授主持兼評論,吳孟謙、陳復博士發表論文。吳孟謙〈晚明「身心觀念」的流行及其思想史的意義〉一文指出,今人所習聞的「身心性命」一詞,是晚明萬曆年間才普遍流行的用語。作者認為此與當時思潮有密切關係,故全文透過梳理文獻、分析觀念,從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具體的論證與解釋。作者認為,陽明心學興起以後,性命之學的內涵發生轉變,從萬物之理的體察,收攝為心體的修證,為「身心性命」此一具有個體修證意味的觀念,提供了滋長的契機。而陽明學對佛、道二家的開放態度,使得佛、道的思想也參與了此一觀念的流行。作者仔細分析「身心性命」這一觀念中的多重脈絡和語境,顯明當時三教交涉的深入程度。論文也從「一大事因緣」、「離世求道與掃蕩俗情」、「了生死與菩薩道」三個面向,指出了陽明心學中的「解脫意識」正是晚明「身心性命」之學中的重要內涵,此也體現了陽明學者,乃至三教融通論者的終極關懷。最後,論文綜述了宋明理學家由「倫理意識」逐漸轉向「解脫意識」的演變關鍵,為流行於晚明的「身心性命」之學做一思想史上的定位。

  評論人林月惠教授指出,作者通過文獻資料的運用、觀念脈絡的梳理和細緻的論證,對晚明「身心性命」觀念做發生學的追溯,有其貢獻,值得肯定。然而,儒、釋、道三教文獻中身心性命等語詞,涉及彼此義理系統、文本及具體情境、語境的不同,雖然所使用的語詞相近,其指涉仍有差異。本文在選題及方法論上,有取同去異的趨向,因此便容易模糊三教的界線,而混漫彼此立場的差異。即使「身心性命」逐漸成為三教共同的語彙,不同學派立場仍持有不同看法,此點仍應細加疏理。林教授也針對論文中引用余英時先生從「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道」的看法,以及論到心學偏向主體修證、理學偏向秩序建立的看法,提醒作者要做更仔細的說明,才不致誤導讀者。對於作者用「解脫意識」來概括晚明「身心性命」之學的重要內涵,林教授則認為此一語彙的佛教意味太濃,和儒家基本上肯定現世的世界觀有所分歧,建議作者考慮其他語彙,如生死意識等,較不會產生義理定位的問題。

  陳復〈由心學的角度來認識鄭少谷面對生命的態度〉一文指出,鄭少谷是弘治與正德時期的才子,詩詞辭章皆屬一流,儘管未正式拜陽明為師,但因為受到陽明的影響,轉而從事心性體證的學問探索,其生命擺盪在出仕與歸隱的兩極光譜。作者主要欲由心學的角度來理解鄭少谷的思想與心理,指出他具有調和朱陸異同的傾向,甚至通過此種調和態度來認識陽明心學的旨趣,而此種調和傾向也反映出閩中王學的特點。然而由於親炙陽明的時間極短,鄭氏其實是通過陸象山的思想來理解陽明;他真正有深度感受的是王陽明其人,而非其思想。作者也嘗試從鄭少谷的詩作來了解他的心境和思想。另外,鄭少谷精通五行術數與奇門遁甲,並對田制與財稅有一己的見解,也精通《易經》,並著有多篇具有科學觀念的文章,曾建議明朝修訂曆法,由政策層面(尤其是科技政策層面)來防微杜漸,避免曆法失修影響國計民生,雖然不被採納,但反映出心學家實事求是的態度。

  林月惠教授認為本文經由鄭少谷其人其學的介紹,提供一個理解閩中王學的面向,有其貢獻。然而,作者採用歷史傳記式的方式,對鄭少谷做平鋪直敘的介紹;由於問題意識不夠清楚,距達成凸顯鄭少谷其人其學的目標,仍有距離。本文強調要由「心學角度」來研究鄭少谷,但若我們對於其他心學家也皆可由此角度來理解,那麼此一切入角度的獨特性何在?林教授建議作者從考察鄭少谷的師友網絡著手,或可進一步探究閩中陽明後學發展的情形。論文最後作者提出未來可以研究鄭少谷的科學思想,林教授認為若能真正深入探討這個面向,增加學界對明代心學與科學之間關係的認識,值得努力。

  會議第三場由陳熙遠教授主持,共有三篇論文發表,由陳熙遠、徐聖心兩位教授評論。沈明謙發表〈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經解》與《莊子內篇註》的互文詮釋〉一文,該文指出當前學界在研究憨山《老子道德經解》與《莊子內篇註》時,多以單一文本為據,探討其注解的詮釋思維、方法;或透過如生死觀、三教會通、以佛攝道等特定議題,解析二書;或以註解來說明其對《老子》、《莊子》的理解。沈明謙認為憨山同時註《老》、《莊》,又以「《莊子》一書乃《老子》之注疏」為前提,建立《老》、《莊》兩個文本之間的關聯,故可考察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經解》與《莊子內篇註》的互文詮釋策略,理解其對老、莊關係的定位,尤其是「《莊子》一書乃《老子》之注疏」說法的確切意涵,也可探究憨山互文詮釋的方式是否揭示了閱讀和理解《老》、《莊》的新視角。

  徐聖心教授指出,沈明謙的論文點出目前學界關於憨山的《老子》與《莊子》研究之不足,提醒我們必須同時注意其註《老》與註《莊》之作,此頗值得稱許。不過論文題目「互文」一詞,源自西方學界,有其特定義涵,作者若欲賦予此詞不同的定義,應該加以詳細說明,或另鑄新詞,以避免誤會。同時,晚明論老、莊關係的學者眾多,憨山同注《老》、《莊》,意在接引學者由老、莊入佛,即站在佛教的觀點來理解老、莊,其立場已有預設,是否能如實反應晚明學者對莊、老關係的看法,不無疑問。這些問題皆值得在論文中做更多討論。

  沈信甫〈方以智道德思想的義理間架——以善惡為中心的討論〉認為方以智取資道家與佛教的義理內涵,試圖鎔鑄三教而自創新說,有其恢宏之志。在討論道德價值的議題上,方以智以善惡為始,以至善為終,認為善惡是相對的概念,不是終極無對之的概念,他至善論的開展即是對形上無對理境之追求。其次,在展開至善論的闡述之後,方以智歸結其要義為「至善統善惡」。本文闡述方以智道德思想的整體內涵,將焦點放在價值根據的開展,討論善惡關係,據此歸結出其道德思想的義理間架是以「三徵」與「三因」為表法,其目的就是要闡述天地萬物的運化規律及人文道德的所以然之理。

  徐聖心教授指出,本文在選題及寫作方法上皆有值得商榷與改進之處。首先,題目「道德思想」一詞較為籠統,文中並無清楚的論述,故文章論點便不易集中。「前言」中回顧學界有關方以智的研究成果雖多,但不能清楚看出與作者研究的動機相關之處。其次,作者研究方以智的思想,因未對其思想發展與時代環境間的關係有所著墨,故不易明瞭方以智為何會關注這些道德問題。徐教授建議作者從更明確、前人尚未研究的課題著手,以其長期研究方以智的學力,應可做出更精彩的論文。與會學者祝平次教授、朱湘鈺教授亦回應徐教授的評論,指出二篇論文題目中的「道德」、「互文」的意義並無清楚界定,易引起爭議。同時,方以智後來皈依佛教,亦需加以清楚定位其義理上是站在儒家,抑或是佛教。如此,在評價其思想上方有所判準。

  第三篇論文發表人為孫中曾博士,發表論文為〈爾時諸祁已衰落:從全祖望與趙谷林的交往側看浙東家學與知識網絡的構成〉。本文主要透過全祖望與趙谷林的交往,討論浙東地區傳統知識網絡的構成與社會身份、地方家族的關係。作者也強調「客觀知識」在當時文人交往與書籍出版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評論人陳熙遠教授指出,孫博士的論文處理清中葉浙東地區家學、知識網絡及學術社群建立的問題,有其重要性,是值得加以探討的問題。學界目前關於此一問題的研究較少,孫博士的論文可以補充此一不足。不過,文中指出趙谷林乃山陰祁氏家族外甥,以時代及身分而言,自明末遺民祁彪佳以降,至全祖望與趙谷林所處時代及關心的問題,恐怕已有距離,如何在文中將此家學及知識網絡的發展加以聯繫,值得細加探討。其次,作者在文中論及浙東與杭州學人往來,強調兩地文化底蘊的不同,然而,兩地學術傳統的差異,是否如作者所描述之大,似值得商榷。再其次,祁氏家族信佛與其家學中斷之間的關係,須再做探討。

  第四場由楊芳燕教授主持,有三篇論文發表,由楊芳燕、張麗珠教授擔任評論。白百伶發表〈「陽明學」的形成:對錢德洪編纂《王陽明年譜》的解讀〉,主要考察《陽明年譜》的文本,探討錢德洪編纂《陽明年譜》的目的,並分析錢德洪在明代學術思潮下,如何透過《年譜》的繫年將王學的形成發展從「朱陸」位移至「朱王」,再抽離朱熹而成就王陽明。最後說明錢德洪是如何藉由年譜的書寫來界定「陽明晚年」,並且在「晚年」中扣緊「良知學」,以確立王學宗旨。作者希望透過文本梳理,說明錢德洪在《年譜》編纂之外,有意識地為王學建立一套學說標準以及王學學脈。

  評論人張麗珠教授指出,本論文討論「陽明學」的形成,然「陽明學」意指以陽明思想為核心而建構的學術,或是王陽明學思歷程的發展,應有較清楚的定義;後者應該不是學界一般認知中的陽明學。論文主標題與副標題分屬兩個層次,作者需再考慮是否恰當。此也引發「到底論文的主角是誰?」(王陽明或錢德洪?)的問題。作者針對錢德洪編纂《年譜》意圖的解讀是否恰當?皆值得再探討。其次,張教授認為朱、陸思想的差別主要在工夫進路的不同,朱以格物致知為主,陸以挺立大本為主,陽明思想發展過程中偏向朱子或象山,應就此角度加以分析,而不能以錢編《年譜》的敘說來論斷。

  林勝彩博士〈戴震「與某書」考〉一文中指出,自〈與某書〉一文刊布至今,學界一直未能論斷戴震實際致書及對話的對象,間有學者加以考證,也未引起重視與反響。本文對此一問題加以考證,認為戴震〈與某書〉的致書對象乃是山東學者韓夢周。基於此一考證成果,續就戴震與韓夢周兩人交流的過程及學術思想立場加以分析,指出兩人基於對程朱思想及漢、宋經學的不同評價,並沒有調和與深度對話的可能,僅是個人學術立場的宣示而已。這也可以看做清代乾隆時期,漢宋學爭論的一個縮影。其次,經學考證雖是乾嘉時期學術主流,然姚鼐等桐城古文家選擇另闢戰場,建構出類似理學家道統傳承的文統系譜,在後世亦獲得不少回響。清代漢宋學之爭所牽涉的學術議題雖然頗為廣泛,但若單就刺激學術發展的面向而言,漢宋學派因門戶壁壘而生的論辯,亦是促成乾嘉學術新變的一大動力,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從乾嘉時期不同學術立場,如戴震、韓夢周及姚鼐等學者間的交流論辯中,更可以看出彼此的學術主張及當時的學術動向。

  張麗珠教授指出,林博士的論文欲考證戴震〈與某書〉的收信人,然而還未能提出充分證據來證明韓夢周即為其人;文中批評大陸學者蔡錦芳的說法證據單薄,但論文中並未提出更多確切有利的證據以支持己說。在〈與某書〉的收信人乃韓夢周的前提不能成立情況下,其後的論述便失去根據,故文後有關戴、韓學術思想的討論,流於泛論清代漢宋之爭的現象,並無特殊意義。且清代漢、宋學之爭的複雜層次,在作者論文中未見詳細清晰的分析。

  魏綵瑩發表〈廖平以《春秋》撥正下的世界秩序與「中國」——從「二伯」的理想談起〉一文,指出弱肉強食的近代國際情勢促使廖平反思,欲以經典重新架構一個不同於西方《萬國公法》的國際關係圖景。他以《春秋》的制度設計了一套具體的國際新秩序模式,而《春秋》的「二伯」正是此一理想制度與秩序的核心內容。廖平的思想所展現的,是另一種在世界關係中重新定位中國的努力。他以全球大一統的世界觀為終極理想,以此為基礎設計中國當下、未來所應採行的政體型態,並融入其倫理觀。廖平所構思的世界理想,處處可見其與晚清立憲、革命者主張交鋒的意圖,深具時代性。最後,隨著時間與國際局勢的變化,廖平對「二伯」的發揮完全轉向,透露出其思想與時代環境密切交織互動的過程。最後,透過對廖平經學的研究,亦可窺探近代過渡時期經學詮釋的重要特色。

  評論人楊芳燕教授指出,魏綵瑩的論文主要討論廖平經學的思想史意義,可以在思想史面向上多做擴充。如現代性議題,是廖平想處理的問題,他想超越西方建立的現代性、文明論述,其經學即是對現代性的回應。其次,晚清至近代流行的進化史觀與廖平思想的差異為何?也值得再深論。廖平的架構中應是進化和循環觀並存,而非只有進化觀。而廖平觀念中的世界和中國,並不是固定的疆域,而是文化的疆界。這些觀念的澄清,或有助於作者在進行實際論述時,更加清楚揭示廖平經學思想的意義與價值。最後,評論人也期待作者對廖平有同情理解之餘,也能對其思想予以批評,並從近代史發展的過程予以適切反思。

  祝平次教授指出,白百伶的論文尚有很多材料可供討論,如錢德洪與羅洪先之間有不少關於編纂年譜的書信,作者皆未利用,使得論文的討論變得單薄,頗為可惜。楊正顯博士指出明代《陽明年譜》有兩個版本,文中為何未見引用嘉靖本?陽明弟子鄒守益最早編《陽明先生圖譜》,也為後來編《年譜》所取資,作者文中亦未見討論。此外,席書撰寫《鳴冤錄》的時間點,需再考證。

  本次會議討論熱烈,相當成功,會議結束時間超過原訂時間半小時之多,會後師生們前往哲思軒餐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