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昌司教授演講「章太炎與胡適:重讀〈文學改良芻議〉」紀要

 
講題: 章太炎與胡適:重讀〈文學改良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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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平田昌司教授(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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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李隆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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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9年 11 月 27 日(三)下午 3:30 至 5:30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會議室
撰寫人: 葉宇軒(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刊登日期: 2019/11/27
 

  本次演講為 2019 年臺大中文系「潘寶霞女士講座」系列演講第二場。平田教授以「章太炎與胡適:重讀〈文學改良芻議〉」為題,首先提到清末民初時舊學根柢較好的學者,可說無人看重胡適的古典學研究。但正如王汎森先生在《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中指出的,胡適實為章太炎重要傳人之一,有關問題可從〈文學改良芻議〉看出。其次,日本中文學界一般只將〈文學改良芻議〉放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脈絡下研究,但若更宏觀地將其置於十九世紀以來直到二十世紀初年源於歐美的語言研究及文學審美意識的轉變脈絡中,仍有許多討論的餘地。

  1917 年一戰正酣,胡適回國並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眾所周知,拉丁文在十九世紀的語文教學裡地位超然,但美國如今僅在高等教育中保留希臘文學與拉丁文教學,而不見於中學──降低中學內古典學比例的政策,正始於 1917 年左右。翻閱當時的美國報刊,可見不少語文教師倡議保護古典學、抗議教育制度改變。此改革的近因在於一戰中英法為了在武器技術上超越德國,出現減少中學教育的古典學時數,以自然科學課程代替的輿論,美國方面也是如此,故而對英法美等地的古典學來說,一戰是首次衝擊。二戰期間也產生了類似呼聲,但真正的關鍵在冷戰時期。據教育統計數據,古典學約在 1950 到 1960 年間幾乎由美國中等教育裡消失。

  平田教授指出,現今依然有刪除古典學和語言教育的呼聲。因此,今天討論的不僅是歷史上的問題,更值得思考的是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提供了什麼條件,使人類產生變化?或許我們能在章太炎、胡適和〈文學改良芻議〉中,獲得一點啟發。

  在〈文學改良芻議〉「八事」中,第八事最為重要:「不避俗字俗語。」作文不只要避免文言,還要使用口語化的文字。探究其起源,須從兩位歐洲文人學人著手: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以及印度學、語言學和神話學專家,馬克斯・繆勒 (Max Mueller)。他們如何和中國文學史產生關連,及章、胡二人透過怎樣的途徑、如何受其影響,是本次演講最重要的主題。平田教授另外建議與會者參考普林斯頓大學在 1989 年出版的 Language and Decadence in the Victorian Fin de Siècle,本書從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開始,討論語言學以及當時的語言觀和文學意識的互動關係,其中多處談到馬克斯・繆勒與華茲華斯在近代歐洲文學中的重要性,深具啟發性。

  釐清背景後,平田教授依四個層次逐步析論,首先討論章太炎吸收新學的四個階段,其次概述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論及語文學,接著梳理章太炎小學的西方起源,最後是有關「國粹」與胡適留美初期思想轉變的問題。

  根據年譜,章太炎吸收西學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為杭州詁經精舍期 (1890-1897),參看其後來在《臺灣日日新報》等發表的文章,可知此時他感興趣的主要是自然科學。雖然 1898 年《昌言報》曾連載曾廣銓采譯、章炳麟筆述的《斯賓塞爾文集》,但章太炎只負責潤色工作,並沒有閱讀原文。

  第二為《臺灣日日新報》期 (1898 - 1899),章太炎自 1898 年 12 月至 1899 年 6 月滯留臺北,1899年 6 月至 9 月寓居横濱。在臺北的半年內,以漢語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自然科學相關介紹,並認識曾留學德奧的湯目補隆,此時仍看不出章太炎對西洋人文學的關注。

  第三為《新民叢報》期(1902 年 2 月至 7 月),這是章太炎轉向西洋文學的重要時期。短短五個月內,他在横濱新民叢報社及東京大量閲讀日文書,雖然可能是使用「和文漢讀法」閱讀,不一定準確,但他回國時致書吳君遂:「和、漢文籍,吾儕之江海也。」同時,為了維持生活,章太炎也為上海廣智書局删潤譯稿,其中包含了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雖名為譯者,但比對日文和譯文,可知他應只負責潤色,並非從日文直譯,據此也可大概掌握章太炎當時的日文能力。

  最後是《民報》期(1906 年 6 月至 1911 年11 月),章太炎旅居東京。五年內,章太炎對日本學術的態度完全逆轉,前期抱持相當熱忱,後期卻轉而批評日本學術:「其學盗之他方,無有自得,方似書賈,無足矜式。」這個劇烈變化,與章太炎對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崛起的絕望密切相關。在四個階段中,最重要的《民報》期,章太炎在日本接觸到哪些著作?這是值得關注的。

  平田教授先擱置這個問題,轉而介紹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論與語文學。眾所周知,文學革命相當重視「口語」、「俗語」及「民間」等概念。中國古典文論的相關主張對胡適的刺激無庸置疑,但平田教授指出,不妨也一起對讀浪漫主義經典,華茲華斯為 1798 年版《抒情歌謠集》所寫的序言:「中下階層使用的口語,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適用於創造詩意情趣的目的?(How far the language of convers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is adapted to the purposes of poetic pleasure?)」在當時歐洲詩人的觀念中,詩歌語言不同於日常口語,華茲華斯石破天驚的主張,是浪漫主義重要的起源之一。

  在語文學方面,馬克斯・繆勒 1861 年出版的《語言科學講義》值得注意。作為當時英國的印度古典學、梵文學權威,他認為:「真實而自然的語言生命蘊藏在口語方言中。(The real and natural life of language is in its [spoken] dialects.)」且以為古典語言,如拉丁文、希臘文、梵文,像是「大河旁的一灘死水 (stagnant lakes at the side of great rivers)」,「通俗的方言 (vulgar dialects)」才是語言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不得令人不聯想到章太炎的《新方言》。章氏之所以注重方言調查,其弟子之所以在北京收集民間歌謠,或許是十九世紀歐洲的思潮在二十世紀中國學界與文壇發酵的結果。為了驗證這個猜想,有必要檢視章太炎接觸的西學知識,怎樣帶給他包含《新方言》在內的各種靈感。

  平田教授強調,一般被認為非常「傳統」的章氏小學,其實有著西方起源,此事實早已為中國學者所注意。1948 年俞敏在〈論古韻合怗屑沒曷五部之通轉〉一文中指出:「章氏造《文始》,自言讀大徐所得,夷考其淵源所自,實出于德人牟拉 (Max Mueller) 之言語學講義。」另外,周法高在〈中國訓詁學發凡〉 (1955)中也提到:章太炎《文始》「首先標擧語根,以為研究之出發點,是從日本間接受了一點近代語言學的影響的(如十九世紀馬克斯牟勒的學說)。」實際上,日文版繆勒《言語學》正是在章氏抵日一年後,即 1907 年出版,出版社「博文館」在二十世紀初曾大量出版大眾化的知識性或學術性著作,影響力極大,在當時的日本東京書店理當隨處可見。

  仔細閱讀章氏著作,不難看出十九世紀前期印歐比較語言學的影響,如《文始》即呼應「尋找詞根」的嘗試。另外,《新方言》所言「在民眾的語言中能找到自己民族最真實自然的面貌(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其民族主義想像則與繆勒如出一轍。章太炎向當時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學習各地方言詞彙和音變,這種「方言調查」的面貌儘管非常傳統,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章太炎並非承續清代的方言學著作寫成《新方言》,而是企圖找出自己民族的「根」,並以語言的方式論證「我們」的特點。此外,十九世紀印歐語言學相當重視「音變定律」,如 1822 年的格林定律以及 1875 年的維爾納定律,章太炎的〈成均圖〉或正是為此作成。當然,〈成均圖〉的問世有賴清朝一代古音學的成就,但章太炎之所以不能滿足於顧炎武、戴震等人的著作而畫出〈成均圖〉,正是為了找出定律,使語言研究更加科學化。

  平田教授進一步推測章氏受到哪些明治時代——他所謂「盗之他方」的─日本學術著作的影響。在文論部分,雖然尚未證實章太炎讀過磯邊彌一郎的《英文學講義錄》,但章氏對「文」的定義,即「凡是能書寫在書寫材料上的都是文」,與磯邊彌一郎引用的 Henry S. Pancoast 文學論說法相類;又歐洲文學史著作往往以希羅文學為開端,如澀江保《希臘羅馬文學史》引用的 William Francis Collier《英國文學史》,即以為含歷史、政論在內,皆屬文學作品,這也與章太炎的想法頗為相似;最後,太田善男的《文學概論》雖與章太炎沒有直接關聯,但著名中國文學史著作,謝无量的《中國大文學史》中關於文學的定義全抄自此書。可以說,日本先抄襲歐美,中國再抄襲日本,如此形成了一個「學術抄襲鏈」。

  語言學部分,小林武教授二十年前的著作《章太炎與明治思潮》特別提到明治時期在學界和民間都頗具影響力的宗教學家姉崎正治。此人先是主張「歐化」,後來不滿於明治時代不斷抄襲西方學術著作,轉向「去歐化、去學院化」,企圖建立日本特色的學術,章太炎的思想或與此有關。另外,如前所述,章太炎應該是透過金澤庄三郎等翻譯的《言語學》,得知繆勒的學說。

  最後,章太炎旅日時期正逢日本東京私立學校「講義錄」(「言文一致」的學術文體)蜂出時代。帝國大學的講義錄不大可能對外販售,但如早稻田等私立學校則會每年出版,向大眾傳播授課内容,章太炎若欲了解日本較新的學術動態,這應是相當理想的材料。平田教授談到,章太炎長年在民間講學,不隸屬於大學,反對官學而重視私學,或可能肇因於在東京受到私校普及教育的刺激。

  演講的最後,是關於「國粹」與留美初期的胡適。儘管胡適後來非常重視考據學,但留美初期實為朱子學的信徒,據《梅光迪文存》,胡適曾在書信中稱《四書集注》為「千古第一偉著」,而據胡適的日記,他是受到友人,即章太炎在日門生任鴻雋對「神州古學」的介紹,1910 年左右才開始接觸包含《說文解字注》、《爾雅義疏》、《廣雅疏證》在內的清代樸學經典,同時也相當喜愛周星譽的《鷗堂日記》,周星譽曾批評〈秋聲〉及〈赤壁〉「名重千古,實則支離軟滑,兼壞賦體。」甚至認為「壞六朝之文體者,徐庾也;壞三唐之文體者,義山也。」胡適勇於挑戰既成文學史觀的特徵,可說與他如出一轍。

  囿於時間,平田教授未及仔細分析〈文學改良芻議〉,但透過梳理章學與十九世紀前半歐洲思想和明治日本的關係,以及章太炎與胡適的關係,已為我們替〈文學改良芻議〉的閱讀,建立了相對深遠的視角。

  平田教授總結,胡適的思想淵源,可說是由德英到日,由日到美,再由美返中。胡適一面參與文學革命,一面參與國故整理的矛盾現象,源流之一是二十世紀幾乎覆蓋歐美的反古典學潮流,另一個則是浪漫主義以降,「恢復自己的語言之根」的意識。錢穆曾言:「適之初回國,在北大任教,曾撰一文,大意謂中國一切舊學既非『國粹』,亦非『國渣』,當稱為『國故』,須待重新批判,估定其價值。其意實承襲太炎『國故論衡』四字而來。」加之〈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到章太炎的〈辨詩〉,可以肯定胡適必在讀過《國故論衡》後,才寫下〈文學改良芻議〉。

  曾有人指出,〈文學改良芻議〉針對的是南社,也有人認為〈文學改良芻議〉即是當時美國的意象主義,平田教授認為都不準確,且意象主義和胡適的讀書經驗較遠,當年《留美學生季報》刊登的詩詞,才是〈文學改良芻議〉的假想敵,胡適致力於批判身在國外文風卻依然保守的作者。但〈文學改良芻議〉在中國發表後,則多半在 1917 年中國文學、中國學界的脈絡下被閱讀,此中,平田教授不無感慨地表示,「或也少不了一些『善意的誤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