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曼教授演講「為什麼『賽先生』中文叫作『科學』?」紀要

 
講題: 為什麼「賽先生」中文叫作「科學」?(Chinese Science and Culture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主講人: 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及歷史系榮休教授)
主持人: 林啟屏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時間: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三)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 百年樓三樓 309 會議室
撰寫人: 詹宜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艾爾曼教授演講「為什麼『賽先生』中文叫作『科學』?」紀要
 

  本次演講,艾爾曼教授從中國的歷史事件及思想脈絡,說明「中國的科學」——「格致學」在十八到二十世紀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化,尤著重詞彙的概念內涵以及知識分子的選擇。

  上一場演講已提及,中國的「格致學」在十七、十八世紀廣為使用。來華的傳教士如利瑪竇 (1552-1610)、湯若望 (1591-1666)、南懷仁 (1623-1688),與明朝、清康熙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合作,利用「格致學」之稱,共同翻譯許多與自然天文、博物相關的著作,這些著作也傳播至日本、朝鮮,構成東亞交流互動的彼此影響。艾爾曼教授也提出一些具體文本為例,如胡文煥編《格致叢書》(1596)、南懷仁編譯《窮理學——西方格致》(scientia,1648 年)、陳元龍《格致鏡源》(1735) 等等。

  然而在十八世紀末,羅馬耶穌會禁止耶穌會傳教士通過中國傳統信仰傳教,清廷也採取禁止傳教的措施,雙方的交流與互動漸趨沉寂。1793 年英國使節馬戛爾尼 (Macartney) 率團來華,使節團帶了許多天文儀器、器物等禮物要贈送給乾隆皇帝,但因禮節問題不歡而散。過去對此事件的解讀,多認為是中國自居天朝上國,不知自身落後所導致。但艾爾曼教授認為,實際上問題更為複雜。馬戛爾尼為英國貴族,並非科學的研究者,他認為自己帶至中國的器物均為上品,未曾預料中國在耶穌會來華時期,對這些器物已有接觸。而在當時更顯重要的蒸汽機 (steam engine),馬戛爾尼卻沒有介紹給乾隆皇帝。從馬戛爾尼的筆記中,曾記載廣州的中國商人、官員對船上的蒸汽機等器物有十分濃厚的興趣,並非毫無關心。這一方面顯示了朝廷與民間的不同態度,另一方面則反映出中、英雙方因不甚瞭解彼此發展狀況而產生的誤會與刻板印象。

  另外一個重要事件則是鴉片戰爭 (1840-1842)。輸給英國之後,清廷開始進行自強運動(或稱洋務運動),成立江南製造局,仿效西方製造、設計軍事武器;與此同時,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翻譯了大量與科學 (science) 相關的著作,他們用來翻譯 science、physics 或是 polytechnic 的詞彙,仍然是「格致」一詞,如傅蘭雅 (J. Fryer, 1839-1928) 編《格物彙編》(1874)、《西學格致大全》(1897);艾約瑟 (J. Edkins, 1823-1905)《格致啟蒙》。此外,中國知識分子徐壽 (1818-1884) 與傅蘭雅合作,在上海創辦「格致書室」,系統性地介紹了西方的「科學」知識,成為近代「科學」知識的啟蒙者,他所運用的詞彙依然是「格致」,而非現在所熟知的「科學」。

  艾爾曼教授特別強調《格致彙編》(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 1876-1892) 的重要性。這部雜誌是中國知識分子認識西方知識的重要媒介與載體,也是當前研究中國科學發展歷史需要留意的文本。而「格致書室」所販售的書籍,如《電氣鍍金》、《照像略法》……等等都與現代意義的科學關係密切。《格致彙編》販售的地點也涵蓋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廈門、臺灣淡水、香港等地,雖然出版數量僅有幾千本,但在當時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那麼,詞彙的選擇與使用究竟由何時開始轉變?艾爾曼教授認為關鍵的事件是 1894 年至 1895 年爆發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徹底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看待傳統學問——「格致學」的態度。持有堅船與利炮的北洋艦隊,竟然無法抵禦日本的攻勢而敗陣下來。日本在明治維新 (1867) 之後,大量翻譯西方著作,也創造出了「科學」一詞對譯英文的 science。因此,這場戰役,可以說是日本的「科學」(かがく)超過了中國的「格致學」。

  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之後,許多清廷派出赴日、美、英等地留學的留學生,見識到西方世界以及日本的國力、物力之後,紛紛主張廢棄中國傳統的「格致」之說,改取日本「科學」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整個西方啟蒙、進步、改變的意義。這個轉變可以從胡適、陳獨秀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得見。他們在這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處處可見將「科學 (science)」與「民主 (democracy)」稱為賽先生、德先生,認為唯有提倡科學與民主才能夠拯救頹敗的中國。至此,「科學」已取代了「格致學」,成為我們認識現代意義 science 的中文翻譯詞彙。

  最後,艾爾曼教授強調,近代 science 的中譯名詞,是由於歷史偶然性事件的影響與詞語競擇的結果,以此修正過去研究者多以現代意義的「科學」回頭去說明「中國沒有科學」的誤解。

  演講結束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藍美華教授詢問,由於日本、朝鮮都受到中國文化影響,那麼在明清時期,日本、朝鮮用以稱呼「科學」的詞彙為何?艾爾曼教授回應,日本、朝鮮或是越南,也使用「格致」、「窮理」來指稱自然學、中醫學,分析自然當中的現象。1870 年之後,日本開始學習荷蘭、英國的學術、語言,才逐漸離開中國的影響。

  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車行健教授詢問,現在中文詞彙中的「法學」名稱,在中國古代即已存在,但有更適合的「刑名」、「律學」,更接近現代的「法學」概念,但為什麼中國人不用中國傳統的名詞,反而要用日本創造的名詞?他們的考慮是什麼?艾爾曼教授回應,除了歐美以外,日本當時也向德國學習了許多法律制度,在這層意義上,一個詞彙的來源與當時的整體制度有密切關聯。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陳碩文教授提問,1895 年、甚至是 1905 年之後,中國人用「格致」對應 science 愈來愈少,取而代之是「科學」一詞愈來愈普及。造成這個轉變的內緣與外緣因素為何?比如說科舉制度廢除,可能造成社會或官方意識形態的劇變,這是否可能影響人們使用「科學」對應 science?艾爾曼教授回應,意識形態的思想問題十分複雜,日本當時不採取美國、英國以及中國的思維、制度,開始注意德國的法律制度、科學,奠定日本國家制度的基礎。由此可以看出歐洲並非一個整體,每個地區有不同的制度,中國到日本的留學生,拋棄中國傳統的法律、制度,轉而學習日本的許多思想資源,並且帶到中國來,因此留學生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當時留學生也創辦了《科學》雜誌,援引「科學」指稱 science,不僅只是名詞上的轉換而已,詞彙的運用更涉及整體社會語境以及思維的變化。「格致」所呼應的是清朝,而「科學」所對應的則具有「新」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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