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瑪瓏教授演講「基隆煤炭、怡和洋行與東亞近代的『離岸』能源史」紀要

　　以煤炭作為能源的蒸氣運輸 (steam transportation)，特別是輪船航運，在十九世紀開啟了全球規模的工業化動力能源使用。朱瑪瓏教授的講演以介紹近代能源全球史中的「離岸性」(offshore-ness) 為伊始。所謂離岸 (offshore)，意指為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overeignty)”（超越國家主權的範圍）。朱教授指出，十九世紀前中期，東亞的煤炭能源使用開端不是日本或清帝國，東亞近代的「機器用煤」始於英帝國的輪船。1830、40 年代，英國在東亞水域率先使用混合動力的蒸汽輪船，動力由揚帆和蒸汽機共同提供。最著名的混合式汽船之一是復仇女神號 (Nemesis)，這艘東印度公司名下的英國軍艦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參與了多場戰役，曾在廣州海域痛擊清帝國的帆船水師。1853 年，美國海軍也是依託混合動力的軍艦（史稱「黑船來航」），打開日本國門。

　　除了英美的海軍輪船之外，歐美民間的輪船公司也來到東亞積極拓展商業版圖。朱教授特別介紹東亞第一家輪船公司 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簡稱為 P&O，中文名稱為「大英火輪船公司」，或「鐵行輪船公司」成立於 1822 年）。這家受到英國政府郵務補助的「國策公司」1845、1850 年先後開通香港、上海航線。1855 年開始，英國本土到香港的輪船頻率已達到每月一班，加強了兩地的通勤交流。相對地，法、美兩國由政府支助、連通本國與東亞沿岸的遠洋輪船公司，一直要到 1860 年代才出現。

　　輪船公司需要在各個煤炭補給點儲存煤炭，供給輪船使用。朱教授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前往英國倫敦的格林威治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查閱 P&O 公司董事會紀錄等檔案。紀錄顯示，P&O 將煤炭供給外包給幾間船運公司，最主要的公司有 Phillips & Tiplady 和 W. S. Lindsay & Co.。後者的創辦人 William Schaw Lindsay (1815-1877) 曾當選英國國會議員，除了船運業外，也經營英國本土煤礦開採。這些煤炭供應包商使用帆船，出口英國煤炭至歐陸、地中海，經紅海、印度洋到亞洲的各個 P&O 輪船停靠點。1840 年代晚期和 1850 年代早期的上海和香港的英文報紙顯示，該地區絕大部分的輪船燃料是英國產的煤炭。

　　隨著輪船業務在東亞地區的開展，英國也嘗試在亞洲本地尋找煤炭供應。1857 年時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大班 Joseph Jardine (1822-1861) 向英方全權公使額爾金伯爵 (James Bruce, 1811-1863) 提出「台灣開港」之建言，建議以淡水和打狗作為台灣對外開放之港口。Joseph Jardine 特別強調，台灣的物產之一是煤炭，可供給輪船使用，這對英國興起中的輪船航運利益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1840 年代起，在英美政府的資助下，美國和英國海軍都積極在全球開展輪船動力煤的比較實驗，評估是否適合用於海軍輪船。在東亞地區，英美海軍將目光投向了基隆煤礦。英國海軍的實驗結果顯示，基隆煤屬於中上品質的煙煤，是足夠好的煤炭 (good workable coal)。

　　而在1849 年，美國海軍軍官 Lieutenant W. S. Ogden 也對基隆煤礦進行了調查，接觸當地清朝官員，了解煤炭的開採情況。朱教授指出，英美海軍對海外煤炭的重視，充分說明了海外煤炭補給點對英美帝國的重要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十九世紀中期在東亞地區最重要的英國商業公司（也是檔案保存完整的公司），怡和洋行深度參與了東亞動力煤的應用。朱教授多次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查閱怡和洋行檔案，勾勒出怡和洋行和煤炭的互動過程。

　　首先，怡和洋行深度參與了煤炭供應鏈興起過程。作為在香港的主要碼頭倉儲業者，怡和洋行協助 P&O 接收並儲存外包商所運來的動力煤。煤炭船運與儲存需要專業的知識和技術，以確保煤炭乾燥的同時，煤炭不會自燃或引起氣爆。早在 1845 年，即 P&O 開通英國至香港的輪船線路之伊始，怡和洋行就負責幫助 P&O 儲存新加坡與香港等地上岸的煤炭。第二，怡和洋行積極拓展和動力煤相關的業務，在 1848 年率先投資了「省港」（廣州—香港）輪船航線。一則怡和之外的檔案顯示，此段航線使用的是台灣煤炭。1854 年起，怡和洋行開始使用輪船在中國沿岸進行貿易。第三，怡和洋行積極利用英國蒸汽引擎相關物質與人力資源，探索並推廣和動力煤相關的新技術。怡和洋行諮詢英國本土的輪船用煤專家，在香港進行煤炭實驗，以尋找「最經濟」、而非蒸汽引擎師（engineers，今普遍譯為工程師）眼中最佳的煤炭種類。第四，怡和洋行負責提供和煤炭相關的人力資源。煤炭的儲存和運送至輪船的過程需要大量搬運工，怡和洋行雇用了數量可觀的中國碼頭苦力為動力煤產業服務。

　　在 1850 年代早期，隨著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動，東亞的動力煤來源也發生變化。克里米亞戰爭 (1853-1856) 佔據了大部分原本用來在歐亞間運輸英國煤炭的船隻，推高了英國煤炭在東亞地區的價格。在此情況下，基隆煤炭在東亞地區愈發重要。雖然台灣正式開埠於 1864 年，但在此之前，基隆煤炭就可以通過泉州銷售給中國沿岸的歐美輪船航行者（包括商船與海軍）。也就是說，在 1850 年代，即便清政府明令禁止煤炭的開採與出口，基隆煤炭依然可以通過泉州、廈門等口岸輾轉流出，成為亞洲動力煤的重要來源。怡和洋行在東亞動力煤產業中扮演的角色是朱教授的研究重點，朱教授的研究細緻地展示出，怡和洋行與基隆煤炭在 1850 年代的複雜互動下，如何推動東亞動力煤的使用和發展，書寫東亞沿岸地區的「離岸」能源史。

　　在演講的最後，朱瑪瓏教授介紹此項研究的代結論。第一，1850 年代中國沿岸動力煤使用的「離岸性」，有近代史寫作上的意義。如果研究者僅僅依託中文材料，幾乎不可能獲知較完整的歷史圖像，基隆煤礦在 1850 年代相關的中文官方記錄，就是嚴禁開採，不可能從中獲知它曾經一度是東亞沿岸唯一被討論在地煤炭來源。這個離岸性的理解框架也可適用到歐美輪船航運者。從英國出發、運載英國煤到 P&O 各站點的帆船船隊包商，一定程度上也屬於民間商業力量。在中國最早使用燃煤的蒸汽機，不意味著最早在中國使用蒸汽機的人是中國人。跳脫國族史框架，應用中文之外的私部門史料，才能看清十九世紀中葉清帝國開埠後漫長的六十年中的發展，儘可能還原近代東亞通商口岸的科技史和能源史。第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可能由於太平天國的緣故專注於陸地上的平亂，1850 年代清朝政府對東南沿岸掌握力有未逮。在中國海域打擊海盜、維護貿易秩序與海上經濟者，是由輪船動力加持過的英國海軍。第三，化石燃料使用的離岸性顯示出，化石能源的使用和管控有時是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下是超越國家主權的，未來世界更加迫切地需要考慮到國家主權所及領域之外任何可能變數的新的全球碳政治。

　　演講結束後，葉爾建教授對講演做了精彩的評論。葉教授指出，此研究的亮點是使用了非官方史料——怡和洋行檔案，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和新脈絡。之前的東亞研究脈絡多強調煤炭在陸地上的使用，特別是在工業化生產中的使用。朱教授的研究顯示，輪船使用煤比陸地上更早。葉教授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基隆煤炭為什麼變得非常重要，除了克里米亞戰爭這個因素之外；第二，清政府禁止煤炭出口，基隆煤炭是如何運出來的？第三，怡和洋行在東亞動力煤的使用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怡和洋行是一個特例，還是通則？有沒有其他洋行也參與了離岸能源的產業？此外，葉教授提出，朱教授將 offshore 翻譯成的「離岸」，如果翻譯成「境外」是否更好？似乎「境外」在當今世界的出現頻率更高，尤其涉及到商業利益與國家主權的互動時。朱教授回應，除了怡和洋行，也有其他的洋行參與了東亞動力煤產業。翻閱怡和洋行的檔案，可以推估其他洋行的相關運作，如顛地洋行 (Dent & Co.) 等公司早期的輪船航運。煤炭開採在清帝國是一個敏感議題，涉及到風水和國家安全問題，清政府一直很警惕洋人的勢力，擔心英美通過基隆煤，對台灣有實際上的領土野心。運到泉廈的基隆煤炭，應該還是透過淡水或基隆出發的中式帆船。關於台灣煤炭開採情況，中研院近史所的前輩黃嘉謨教授在 1982 出版了專書《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可供參考。

　　在開放討論環節，陳冠任教授提問，英美對動力煤的實驗是否有過交流合作？或是競爭？兩國在此議題上是什麼樣的關係？有哪些機構資助動力煤的實驗？英美兩國政府知道基隆有煤炭，說明他們的情報工作很到位，那麼情報來源是什麼？朱教授回應，是美國國會和英國國會資助本國海軍做動力煤的實驗。美國海軍率先開展實驗，這是因為一位美國國務卿Abel Parker Upshur (1790-1844) 的推動，他曾任海軍部長，倡議美國海軍發展蒸氣動力。英國人發現美國人做實驗後，也緊跟著開始做動力煤的輪船蒸汽機適用性試驗。在美國內戰之前，英美輪船技術不相上下。怡和洋行的商業情報非常靈通，朱教授表示，透過過去數年研讀的怡和檔案可知，怡和洋行通過 1850 年代當時幾近寡占的鴉片貿易，掌握中國東南沿海在地的商業網絡和知識。雖然泉州 1850 年代未正式開埠，但是怡和在此建立了一個分站，怡和據此與台灣北部沿岸維持間接商業來往，通過泉州站以及當時已開放通商的廈門站，輾轉獲取台灣的物產情況。

　　張寧教授分享了對於煤炭研究的思考。動能轉換率的高低決定煤炭品質，而台灣的地塊很年輕，台灣煤含水量高，含碳低，屬於煙煤，可以用來發電（比如 1940 年代基隆煤炭供應上海電廠），但作為動力煤可能不是首選。張教授也提出了一個問題：朱教授的講演圍繞著 1850 年代的情況，那麼 1860 年代發生了什麼呢，東亞的煤炭使用是否有變化？朱瑪瓏教授表示，在 1860 年代，東亞的煤炭供需市場都發生巨大轉變。在需求面上，天津條約後中國北方與長江沿岸開放輪船航運、日本也在此安政時期「開國」，長崎、神奈川（橫濱）等開港地成為輪船停靠港口。與此同時，煤炭在東亞的用途快速多元化，比如各式工廠（例如也是怡和洋行開設的上海第一家機器繅絲工廠）與陸地蒸氣交通工具火車，在水路運輸方面，法、美等跨國輪船公司 (Messageries Maritimes 與 Pacific Mail) 也在 1860 年代相繼出現在東亞沿岸。同一時期在供給面上也有巨大變化，有日本學者研究，日本開埠之後的幕末與明治初期，特別是後者，日本煤炭開始大量出口到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整個東亞沿岸大舉進入工業化化石燃料使用時代。朱教授表示，修改後可以成為專書一章的這篇文章，只集中在 1850 年代東亞動力煤使用的頭十幾年，1860 年代後的情況，將另文討論。

　　蔡至哲博士提問，如何看待清政府控制海洋的延續性和斷裂性？在十八世紀的強盛時期，清政府有能力處理台灣問題，那清政府是何時失去制海權的？朱教授認為 1850 年代只有英國皇家海軍可以掌控中國近海的局面。在盛清時期，清政府有能力把握制海權。2023年 11 月中研院舉辦了「2023年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航海、漂流與異域見聞小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布琮任 (Roland C. Po) 教授在會上以十八世紀的清帝國繪製的海圖，來論證清政府可以實現對近海小島的有效控制。本文似乎表明，進入十九世紀，清政府中央逐漸失去了對沿岸的控制，離岸的情況進入了學者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