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宇女士演講「銅業帝國:智利銅、英美的全球貿易以及中國貨幣制度的轉變

 
講題: 銅業帝國:智利銅、英美的全球貿易以及中國貨幣制度的轉變
主講人: 高曉宇女士(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主持人: 雷祥麟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24 年 1月 22 日(一)下午 14:00 至 16: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三會議室
撰寫人: 李聿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高曉宇女士演講「銅業帝國:智利銅、英美的全球貿易以及中國貨幣制度的轉變
 

  演講伊始,高曉宇女士說明本次演講為博士論文的其中一部份,接著談到今日演講的框架。首先介紹中國十八、十九世紀清帝國銅礦開採、銅錢鑄造,作為研究背景;其次是國際銅貿易和銅價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變化;最後則為國際銅市場對清朝貨幣體系的影響。

  十八、十九世紀的清帝國政治經濟有幾個相當重要的發展。首先為疆域之擴張與北京加強對邊疆的控制,囊括了新疆、西藏、雲南、貴州等地;其次,人口的巨幅增長,至十九世紀人口達四億人以上;再者是江南地區的經濟加速貨幣化,種種因素導致清帝國對貨幣的需求可觀的增長。而此時的清帝國採行銀銅雙貨幣體制,絕大多數的日常交易使用銅錢,但繳稅和大宗長程貿易則採用白銀。因此,對清政府來說,維持穩定的「銀錢比價」對維繫帝國的社會秩序至關重要。

  清政府為了鑄造足量銅錢滿足市場需求,需要採購大量銅礦作為鑄幣原材料。清代早期除了從日本進口大量銅礦以外,十八世紀前中期,清政府在雲南發現豐富的銅礦資源,使「滇銅」成為清帝國銅礦的最重要來源,供給官方鑄幣局 90% 之銅原料需求。由於銅礦開採的資本投入不斐,滇銅開採以官商合作為主。為了鼓勵商人在開採初期投入鉅額投資,清廷以低利貸款給商人。相對的,開採成功後,九成的銅礦必須以市價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低價優先賣給官府。儘管制度上如此,實際操作中,若商人完全按清廷法規行事,將會承受巨額虧損。於是,滇銅走私的規模可觀,長江中游的漢口成為了私銅的重要貿易地點。而清政府為讓礦主商人穩定開採銅礦,也默許一定規模的私銅存在。此外,由於順治、康熙朝早期,地方的鑄幣局往往會鑄造出大量的劣質銅錢,因此,清政府將開採的銅礦運到北京的鑄幣局(寶源局、寶泉局),由中央鑄造再流通至各地,而地方鑄幣局的額定鑄造量遠低於京局。十九世紀初期以前,儘管劣質的「小錢」存在於市場,大體上中央仍能掌控銅錢貨幣體系。

  這樣的情況到了十九世紀,因智利銅礦的興起,以及英美主導下的全球銅貿易而產生變化。智利於 1818 年獨立,自此以後,其銅產業就成為了國內經濟最重要的支柱。1830 年代後,智利引入了全新的礦石冶煉技術,使智利銅產量大為增長。智利銅礦透過英、美商人的合作,流向東亞。當銅礦運載到廣州,美國商人再以智利銅礦交換絲綢等中國商品,將絲綢行銷至拉美地區。運到廣州的智利銅礦,也並非全部進入中國,許多銅礦會再出口至印度。因為印度在某些領域有用銅的需求,比如其婆羅門階層在葬禮場合使用的銅製品、發展中的造船業等。

  智利銅的出現對中國的市場和貨幣體系影響為何?高女士表示,目前有幾個尚待證實的推想。首先,智利銅品質屬上等,幾乎是純銅,以及產量可觀。其次,在價格上,智利銅雖遠道而來,價格卻比滇銅更為便宜。這批質佳、便宜的銅礦流入中國,可能加速了滇銅的衰落。

  討論階段,近史所陳鴻明博士提問,相對於銅,銀在國際市場流通的意義為何?第二,智利銅流入中國以後,有其他的文化性用途嗎?第三,若從中國再外流至印度,對中國又會有什麼影響?第四,演講中,高女士曾談到銅價的用途是購買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一些研究表明,銅錢的購買力在道光年間的波動並不大,陳博士覺得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看法。

  高女士首先回應第一個問題,世界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邁入金本位;金本位出現之前,銀是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支付手段之一。在這當中,銀銅的流通相當複雜。因為銀、銅除了做為貨幣以外(貨幣屬性),同時也能做為商品(商品屬性)。根據倫敦政經學院 (LSE) 經濟史系教授的研究,在 1770 年至 1870 年間,在東亞與南亞各個貿易口岸,白銀的購買力有很大差異,因此很難直接比較同一商品在不同貿易口岸的價格。至於智利銅流入清帝國對經濟和貨幣的影響,高女士表示這是她最關心的學術議題。她也注意到廣東地區存在著銅業公會製造銅器。根據她對檔案的梳理,清帝國中央政府是不知道智利銅的存在。但是,從銅幣被熔毀、再輸入印度,高女士認為這一過程很可能加速清帝國貨幣體制的崩解,而這也是想進一步探討的部分。

  林滿紅教授認為,高女士目前的研究標題並不能完全反映研究重點,也必須小心材料、重點過度分散的問題。林教授建議高女士將題目限縮為「智利與中國、印度:銅的跨洲貿易網路」即可表達「連結不同帝國」的意涵。此外,林教授認為高女士處理智利銅的問題是非常有新意,甚至可以延伸討論到美國崛起與礦產轉運的關聯。此外,高女士在演講中提到印度產品的角色也十分有趣,例如智利銅進入中國是從伶仃洋進入,那裡恰好也是印度鴉片的入口。而印度產品在智利竟然需要跟母國英國競爭,從中也可以看出殖民地與帝國之間的複雜連結。

  布朗大學博士生蔡曉林女士談到明代有許多銅錢流入日本,她建議高女士或許可以探討智利銅對東亞各國貨幣的影響。臺灣大學歷史系蔡松穎博士則表示,他非常同意林教授的意見,高女士在演講當中探討許多大問題,現階段難以處理,例如市場和官方如何調節小錢氾濫的問題。而在官方之外,民間亦有自己的錢業公會來鑑定品質低劣的小錢。因此蔡博士建議,高女士可以聚焦在智利銅這個已經相當吸引人的研究題目。

  高女士表示,她特別感謝林教授和蔡博士的建議,讓她的研究可以更有可行性。當初開始研究這個題目,是受到林教授大作《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的影響和啟發,因此也想探討銀錢比價的問題。她同意同時處理多個極為重要的研究問題,超出博士論文階段的研究能力。光是把智利銅的研究梳理清楚,已花費相當大的勞動量。此外,高女士也很感謝蔡女士提出日本銅的議題,她也注意到,德川幕府末期存在商人將日本銅錢從長崎大規模走私到中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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