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淑君教授演講「朝鮮事大主義與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變化」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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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講尤淑君教授以朝鮮國策「事大主義」為中心,分析「事大主義」的形成、變化,及其如何影響十七至十九世紀朝鮮的政治、文化心態與外交決策,進而延伸考察朝鮮國家認同建構的過程,探討十九世紀後期朝鮮政治文化與近代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奏。尤教授指出,以「事大主義」作為討論核心,不免啟人疑竇,然事大主義確實在朝鮮的內政外交政策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要對朝鮮的政治、文化心態有一正確了解,必不可忽視事大主義在朝鮮國策中所發揮的作用。
過往學界對於明清兩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天下秩序觀的具體實踐、宗藩體制的象徵、宗藩貿易的模型、思明貶清的小中華理念等主題,皆是從中國的視角出發探討中朝宗藩關係;尤教授則從朝鮮的角度出發,觀察其以事大主義作為國策,如何對朝鮮內政、文化意識以至中朝關係產生影響。
朝鮮太祖李成桂(1335-1408,1392-1398 在位)之所以把「親明事大」作為國策,與其政權正當性有關。在高麗王朝時期,李成桂是在親元或親明的華夷之辨中崛起,抨擊高麗王朝崇元之策略錯誤,在權臣輔佐下篡位自立,創建了朝鮮王朝。李成桂以篡位之臣身分立國,隨即面臨統治正當性的問題,而「親明事大」原則正好符合其所需:獲得明太祖承認,認可其統治權。而以事大主義作為國策,實有許多考量因素,如維持道德制高點、朝鮮王室內鬥、勳舊派勢力強大及通商利益等,可說朝鮮王朝的各個面向皆影響其選擇以事大主義作為國策之考量。
尤教授指出,宗藩體制與事大主義應是一體兩面的,宗藩體制是以中朝關係角度看其外在交流,而事大主義國策雖是外交的指導方針,卻與朝鮮國內的政治鬥爭環環相扣、息息相關。而朝鮮國內各階層因自身立場不同,對國家利益的認知各不相同,對事大主義的考量亦有所不同。如王室所考量的是王權穩定;兩班貴族透過與明朝直接溝通的管道,狐假虎威,節制王權;商團則以利益為上,哪裡有利可圖便與其靠攏。上述皆是不同階級對事大主義的不同需求與解讀。
1619 年薩爾滸之役發生後,明朝失去遼東地區大部分領土,與努爾哈赤(1559-1626,1616-1626 在位)所率之建州女真成劃界互立之勢,雖為君臣關係,實則明朝對女真控管不強;朝鮮與女真比鄰,雙方時常互相攻打,卻又互相安撫,呈現時戰時和之勢,此一局面隨即在壬辰倭亂後被打破。壬辰倭亂發生於 1592 年,日本豐臣政權派兵功入朝鮮,明朝兩度出兵援助,造成十六世紀末東北亞各方勢力的權力重整,明朝、日本、朝鮮皆因此役國力大傷,無人獲得好處。明朝援助朝鮮之舉,耗費許多人力、物力,造成國家經濟衰退;而朝鮮因感念明廷相助,自此往後三百年皆奉「思明貶清」為圭臬,成為朝鮮官方的不變理念。
壬辰倭亂後,明朝邊防內縮,需建州女真鞏固其遼東邊防後退之空白,因此導致建州女真崛起;努爾哈赤亦因國內糧食等需求,頻頻向朝鮮示好。因應努爾哈赤勢力擴大,明朝為了拉攏朝鮮,終於承認於壬辰倭亂趁勢而起的光海君(李琿,1575-1641,1608-1623 在位)之地位,三者間的關係呈現明與金國分庭抗禮,朝鮮與女真則維持交流、對抗狀態。然而,光海君對明朝與女真皆不信任,故採取「兩端外交」之策,以「事大則日新恪謹,待夷則物盡其權」為原則,對明朝依舊侍奉,對女真則權變應對。光海君較異於事大主義的治國方式,使其最後以通虜之罪名遭到罷黜,是為仁祖返政;此顯示出光海君的兩端外交之策,違反朝鮮採取事大主義之國策,故仁祖得以成功返政,重回事大路線。
採取權宜之策的光海君被罷黜後,金國開始對朝鮮展開征伐。1636 年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 在位)定國號為大清後,領兵親征朝鮮,立下三田渡之盟,朝鮮正式成為清之臣屬國,朝鮮與清的宗藩關係,至此建立於盟約之上。自光海君至仁祖時期,事大主義的國策經歷了不同變化:光海君時期採取廣義、變動,以實力為取向的事大主義;仁祖前期,採取狹義、固定,理想取向之事大主義;仁祖後期,被迫簽訂三田渡之盟後,事大主義政策出現了分裂,必須處理現實政治利益與文化認同、道德主義間的衝突。此種衝突,從日後朝鮮不正面接見清國使臣、或從偏殿接見之舉止,可見其被迫成為清國藩屬不情願的態度;縱使清國對待朝鮮的態度較明朝更為友善,朝鮮仍舊堅守「尊明」之國策。
清朝定鼎中原後,朝鮮內部陷入現實政治與道德主義間的互相衝突,雖然不願臣服於清,現實情況卻又無可奈何,造成理想與現實間的混亂。如三藩之亂發生後,臣子紛紛向肅宗(李焞,1661-1720,1674-1720 在位)建言,此時是反清復明之好時機,而肅宗著重現實利益,認為此時並不恰當,應保守行事。面對朝鮮的擺動,清廷仍舊優待貢使、給予超規格待遇,待三藩之亂平定後,才以農民越境為由加以問責,派遣敕使前往,並要求肅宗當朝宣讀謝罪文;展現出清廷對朝鮮恩威並施之手段。朝鮮一方面迫於形勢臣服清朝,卻仍暗自懷念明廷舊主,思明與小中華思想在朝鮮持續長達兩百餘年。
然而,朝鮮因黨爭導致王室勢力衰微,亟需援助清朝之力壓制兩班貴族,此現實需求強化了事大主義,如朝鮮英祖(李昑,1694-1776,1724-1776 在位)之得位多有爭議,故需利用清朝冊封之儀式來壓制兩班貴族之質疑輿論;正祖(李祘,1752-1800,1776-1800 在位)亦刻意展示清朝策封王妃、王世子之儀式,以彰顯、鞏固王室權威。此時朝鮮官方不再稱清朝皇帝為「胡皇」、改稱「皇帝」,但仍認為朝鮮有責任恢復中華正統;可見朝鮮在文化理想與政治現實上雖有落差,此時仍需以鞏固皇權作為主要考量,故向清廷靠攏,卻也未忘明朝大恩,展現出一套新的中華論述,從原先的華夷之辨調整為王霸之別。朝鮮並非心悅誠服於清朝,只是迫於現實選擇,並為維護其王室之正當性,承認清朝為大國,並以「霸道論」自我安慰,說服朝鮮士人以清為師。
隨著朝鮮國內局勢改變,事大主義政策亦相應變化。至十九世紀後期,朝鮮受日本「大陸政策」(征韓論)、俄國「亞細亞使命」(不凍港)、美國「市場開放」與英國防備俄國之四大國際情勢影響,而中國則主張維護中朝宗藩體制,因其需鞏固女真龍興之地東北。朝鮮君臣在開化路線的選擇上有各種不同的考量,最後按照朝鮮需求同意開國通商,已不只是被動接受中國指導。新的國際情勢使朝鮮菁英分子開始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自主意識與國家利益加入事大主義的考量之中,導致中朝之間衝突逐漸增加。這些衝突大多圍繞著王室繼承權與朝鮮的自主問題。
十九世紀後期,事大主義政策因應國際局勢經歷數次變化,最後逐漸演變成只要能確保朝鮮政權,事大對象將不限於清朝。清廷為維護與朝鮮之藩屬關係,以袁世凱 (1859-1916) 為商務委員,欲進一步掌握對朝鮮的控制;此時事大主義外張內馳,對外看似袁世凱有效維持中朝宗藩關係,對內朝鮮實則開始尋求日、俄、美等國協助,展現出另一種事大主義的作風。而袁世凱壓制朝鮮,危害朝鮮王權,造成朝鮮認為中國破壞宗藩體制,欲擺脫中國控制、尋求自主,事大主義逐漸變質,甚至被當作一種恥辱,成為朝鮮自主與民族主義的思想資源。大韓民國於 1897 年成立,即建立在「尊周攘夷」思想復興上,朝鮮再次奉明為正統,認清朝為夷狄,並未擁有正當性,因此朝鮮應當有獨立建國之權利。
最後,尤教授總結,事大主義看似一種外交手段,實為穩定內政所需之舉措;而朝鮮民族主義的形成則在尊周攘夷、反事大及抗日運動等背景下愈加鞏固,最後形成冷戰格局下的民族主義。尤教授指出,反事大主義究竟如何催生出朝鮮的民族主義仍有待研究,因目前並不清楚反事大主義在抗日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其與冷戰時期形成之朝鮮民族主義都還需深入研究,才能釐清其中的發展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