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谷川正人教授演講「明代屯田論與農業知識：以宋應星撰《野議》為中心」紀要

　　長谷川正人教授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史和中朝關係史，近年也開始觸及環境史方面的課題，本次演講即是他目前著手撰寫之書稿的一部分，將環境史的思考帶入其長年關注的明清中朝關係研究中。

　　長谷川教授首先梳理現有研究中有關明代屯田議題的成果，指出現階段無論是中文、日文、韓文、英文的相關研究，大多著重於制度層面的討論，較少涉及其他方面。長谷川教授近期的研究，便是嘗試透過知識史、環境史等面向，於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尋求突破，並特別關注明代後期的發展。而其研究起點，便是「壬辰倭亂」（萬曆朝鮮戰爭）之後中、朝兩國的屯田議題。以往不少研究在談及明代屯田的發展時，都傾向認為其於明後期已趨於衰退、崩潰；至於與朝鮮接壤之遼東地區，亦有學者在爬梳其發展歷史時，將嘉靖朝至明末劃分為「危機化與崩潰期」。但長谷川教授在檢視朝鮮史料時卻注意到，《朝鮮王朝實錄》中提及「屯田」的頻率，在相當於明隆慶、萬曆時期 (1567-1620) 的宣祖年間 (1567-1608) 顯得特別高，而《宣祖實錄》中記載相關議題的頻率，又係自壬辰倭亂爆發的 1592 年才開始大增。這讓他不禁好奇，理應趨於衰退的屯田，為何反倒在此時的朝鮮被反覆論及，從而嘗試探究該時期中、朝討論屯田的狀況，以釐清當時人們所談的「屯田」，究竟是一種概念，還是政策。

　　長谷川教授認為，朝鮮於壬辰倭亂以降相關記載中所談及的「屯田」，基本上是因應「天朝大軍布滿國內，繼餉甚急」的問題而被提出的臨時對策，並因為在後續發展中成為官方以戰爭為藉口加重賦稅的方式之一，而於戰爭結束後的實錄記載內，被視為應盡速革罷的「貽弊」。長谷川教授還從收錄明、朝往來咨文的《事大文軌》中，注意到一封於戰爭爆發三年後 (1595) 由朝鮮國王致送遼東指揮使司的書信，信中提到他們發現一批明朝「農軍」欲在兩國邊境屯駐開墾，希望能仿照往例予以禁絕。該區域因為過去曾發生許多衝突，故明、朝雙方約定皆不進駐此地，維持淨空的狀態。長谷川教授認為，這起事件不僅反映壬辰倭亂期間明軍於遼東甚至進入朝鮮境內進行屯田的狀況，也顯示朝鮮對此一現象的焦慮。

　　至於晚明時人對屯田的討論，長谷川教授在演講中主要是以茅元儀 (1594-1640)《武備志》和宋應星 (1587-1666? )《野議》中的〈屯田議〉為例。《武備志》中的屯田知識大致聚焦於水利層面，並收錄了耶穌會士傳入的水利技術。該書對於屯田農軍的建議，還包括「問之老農可矣」之類的見解，將在地老農視為領軍者在缺乏相關知識的情況下，可尋求協助的管道之一。宋應星約崇禎九年 (1636) 所寫的〈屯田議〉中，亦有「先訪習知土宜與穀性者，授銜百戶，分隊立為田畯之長」的建議，目的即在吸納在地老農的專業知識，將之導入屯田之實踐中。該篇對復行屯田及其具體實施的構想，雖曾被劉奮明等現代學者批評過於天真樂觀，但長谷川教授認為，當中還是有一些值得進一步分析的地方。

　　演講最後，長谷川教授還談到其欲於後續研究中深入探討的問題，包括明末屯田論述當中的時間概念所踐涉及的農業知識，乃至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明末時人既然如壬辰倭亂時期的朝鮮那樣，將屯田視為因應連年兵禍中供給軍餉的方案，那麼此一方案的實施，究竟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獲致成果？實際進行屯田時需要哪些知識，而這些知識具體又可以從哪裡取得？屯田知識還涉及實行當地的環境條件，那麼是否能以發展出的相關知識、論述為線索，瞭解該地的環境狀況，乃至不同地區環境之間的關係？長谷川教授認為，上述問題都是目前屯田與環境史相關研究尚未深論的，仍有進一步分析的空間。

　　此次演講的與談人劉翠溶教授是環境史領域的專家，並曾在 2011 年進行過關於清末新疆屯田的研究。她在演講後的對談中，便以清末新疆的狀況為例，提出了其他可繼續深掘的議題，例如當地的氣候及其變化與影響、屯田對當地環境的破壞、移民屯墾對當地人口結構的影響，還有取得水源的方法。這些在清末新疆屯田過程中都曾出現的問題，是否在十六、十七世紀之際的中國、朝鮮，特別是長谷川教授所著重的遼東與中、朝邊境亦曾出現？當時的人們又是如何解決（或嘗試解決）其所面臨的問題？劉教授還提到，屯田並非只限於軍事的層面與目的，除了軍田、民田的區別，尚有發配罪犯進行開墾的「遣屯」形式。而在研究方法與呈現上，劉教授亦建議可利用 GIS 進行製圖與分析。

　　與會學者討論環節中，主持人顧雅文教授詢問壬辰倭亂期間屯田政策具體實施於哪些地區，狀況又是如何？史語所王鴻泰教授則指出，茅元儀《武備志》主要是基於當時流寇盛行的華北所做的論述，當地成為「已開發區」的歷史已經相當悠久，而《事大文軌》所收載的 1595 年案例，則是在中朝邊境、鴨綠江一帶，該地在當時可能是未開發區，故未必能和《武備志》述及的狀況等同而論。換言之，《事大文軌》的案例可能較適合分析鴨綠江地區的開發問題，未必能夠放在中國屯田發展的整體脈絡下討論。屯田知識來源與互動的問題，是另一個備受與會學人關注的問題。例如除了老農的在地知識，是否也有移墾者帶入的新知識，兩者的互動與實踐狀況又是如何？明末時人論述中重視在地知識的原因為何？是否與十七世紀的氣候變遷狀況或當時的戰略思想有關？也有與會者想瞭解在地知識、士人知識與西方傳入知識之間的互動，乃至各類文本與論述中對農耕器具、設備的應用知識與呈現狀況。亦有與會者詢問屯田在十四至十七世紀的明和朝鮮，作為「長期制度」與「短期策略」的狀況，以及這兩種不同應用形式之間的關係。長谷川教授回應時提到朝鮮屯田與明朝之間的一大差異，在於前者原本是靠奴隸耕種，壬辰倭亂期間有大量的奴隸逃走，甚至燒毀登記相關資料的冊籍，導致戰爭期間和之後的屯田政策，都必須考慮奴隸流失的問題。長谷川教授也表示，在其後續研究中會將短期、即時的政策，與長期的制度分開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