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宏教授演講「明末兩位葡西耶穌會傳教士的中國故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世界史視角」紀要

　　陳慧宏教授長期關注文藝復興、中西文化交流與明清時期中國的基督教等研究課題，本次演講以「明末兩位葡西耶穌會傳教士的中國故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世界史視角」為題，帶來具世界史意義的研究成果。

　　陳教授指出，所謂「世界史」的視角，聚焦的是不能以「國別史」處理的議題，通常具有跨域、跨洲的重要性或比較意義。這類研究時常會接觸到活動範圍跨越地域的歷史人物；他們有些可能是小人物，是本國主流社會裡的邊緣者。當研究者關注到這些人的歷史，則原屬「邊緣」的人、事、物便可能在歷史的「世界」中產生意義。

　　另外，相較於「世界史」，「全球史」是另一個近年頗為流行的名詞。「全球史」概念的倡議出現晚於「世界史」，相關研究有些強調全球相互連動的概念，有些存在於特定的問題意識中：例如「西方為何強盛？」「西方為何勝過東方或中國？」這些在全球史概念下開展的研究，大部分論及十八世紀以降的歷史，也有很大部分與現代「西方」概念的興起、流傳、和批判等有關。陳教授認為，不論是採取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取向，單純將所有可能論及的地域或國家集合在一起論述，並無法讓世界史和全球史變成重要的研究方法。歷史上的人或物，唯有經由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匯聚、串聯起來後，這些跨越地域的歷史才得以產生意義。

　　陳教授本次演講聚焦於明末兩位耶穌會傳教士身上。在明末來到東亞的耶穌會傳教士中，以葡萄牙籍占多數，此現象與葡萄牙王室被教宗賦予保教權 (Patroado; patronage)，以及耶穌會分立於葡萄牙的行政組織 Portuguese Assistancy 有關。Portuguese Assistancy是耶穌會在葡萄牙的類似分支組織之一，十七世紀耶穌會在歐洲尚有其他四個分支組織，分別在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和日耳曼地區。在王室加上保教權這些制度的支持下，許多葡籍耶穌會傳教士來到印度、東南亞與東南亞活動。然而，在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很少在本質上區分傳教士的國籍和文化背景，因此也較少注意這些傳教士的活動與葡萄牙王室或文化間是否存在關聯。

　　以耶穌會而言，羅耀拉 (Ignatius de Loyola, c.1491-1556) 以及第一位到達東亞的會士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皆屬西班牙籍，在葡屬印度與東亞有不少西籍會士與葡籍會士一起活動。1580 年，葡萄牙與西班牙王室結合為統一王權，葡西兩國籍的傳教士也共同成為西班牙帝國的傳教主力。學界有時以「伊比利亞」(Iberian) 統稱這些傳教士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與宗教傳統。

　　然而，關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學者較少探討伊比利亞傳統是否影響東亞的傳教活動，似乎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發展中，國籍與文化認同等區別並不顯重要。但陳教授發現，葡西籍傳教士在明末中國所主導引進的聖母圖像和信仰是別具意義的議題。就聖母信仰在歐洲以外地區的傳播而言，西班牙帶入美洲殖民地與傳教區的聖母信仰及特徵，學界研究已有相當成果，但對於亞洲的聖母信仰，認識相對較少。聖母信仰的傳教史深具世界史意義，其信仰實踐的在地化、文化調適面向，也必須以跨洲的比較視野來進行研究。在伊比利亞天主教傳統上開展的聖母信仰，以中國的例子來說，除了具有葡西帝國的歐洲史脈絡，也同時具備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為了理解聖母信仰的引進，陳教授介紹兩位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活動歷程，一位是葡萄牙籍的李瑪諾 (Manuel or Emmanuel Dias, 1559-1639)，一位是西班牙籍的羅爾特( Gaspar Loarte, c.1498-1578)。

　　李瑪諾在中國與澳門服務將近四十年。1597 年，首次被任命為澳門耶穌會學院院長。從相關資料中可知，李瑪諾自 1602 年後逐步監管中國南方的耶穌會會院。利瑪竇寫於 1605 年的書信中，曾提及中國總共有四座會院，分別位於北京、南京、南昌與韶州。因利瑪竇無法離開北京，中國教區視察長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 遂將南方三座會院交給時任澳門學院院長的李瑪諾負責。

　　陳教授認為，李氏曾身為耶穌會派駐南京、南昌的負責人，主導澳門學院多年，且曾兩度擔任中國與日本教區的視察長，可能頻繁來往於東亞地區。直到 1639 年在澳門過世前，他還經歷過范氏、利氏兩人逝世，以及日本省區 (Province of Japan) 與中國副省區 (Vice Province of China) 的成立，可說是這數十年重要發展期的見證。即使李氏在中文學界的關注度不高，在西文檔案中卻可見到他身為中國與澳門等地重要負責人的角色。

　　關於李氏的事蹟及貢獻，可分南昌與澳門兩部分介紹。利瑪竇晚年所著的《基督宗教傳入中國史》中，具體提及李瑪諾在南昌的事蹟。利瑪竇盛讚1601 年至 1605 年間南昌會務的成功：不僅受洗人數增加，且其中不乏王侯家庭成員。李瑪諾分送這些信徒聖母像、救世主像以及念珠，教導他們在救世主像前誦唸「念珠玫瑰經」。

　　由於李瑪諾並無中文著作，也幾乎沒有與中國士人互動的紀錄，中文史料目前僅得兩筆紀錄：一筆來自《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一筆來自朱謀垔《續書史會要》。前者簡略記錄其生平，強調其「傳教江西等處」。後者則是在介紹利瑪竇的條目中，提到利瑪竇的書寫墨跡收錄於程君房《程氏墨苑》中，最後述及「其徒李瑪諾、羅儒望皆以其書行」。陳教授對此提出兩點觀察：第一，朱謀垔以論書畫著作傳世，且相傳為明朝皇室後代；而李瑪諾最著名事蹟，便是在南昌為四名王族受洗。朱謀垔是否可能因此接觸過與李氏相關的資訊？第二，《程氏墨苑》收錄利瑪竇的羅馬字母與中文雙語書寫記錄，利氏自己也在〈述文贈幼博程子〉文中說明，羅馬字母書寫是為了向程君房展現西國文字樣貌，可見重點在於文字，而非傳教圖像。作為書法家的朱謀垔，是否可能被利氏的西方文字吸引，同時注意到李瑪諾的存在？陳教授認為，由於士人教徒的紀錄多存於中文史料，西文檔案的傳教紀錄則多與一般民眾有關，李瑪諾在中文史料中的紀錄，有助我們重新思考天主教與中國士人、一般人民之間錯綜的互動關係。

　　另一方面，李瑪諾與澳門的關係，則與耶穌會的澳門學院有關。視察長范禮安在 1606 年逝世時，澳門學院已在范氏的規劃下，成為訓練日本與中國在地教徒的培育中心。李瑪諾自范氏接下澳門學院與中國南方教區的主導權，似乎也深受其影響，重視在地傳教士的訓練。

　　李瑪諾於 1639 年過世前，在澳門處理過兩次重大事件。1635 年，因為日本鎖國政策影響，傳教事務重挫，甚至還傳出費雷拉 (Cristóvão Ferreira, c.1580-1650) 叛教事件。此後澳門成為耶穌會在東亞的決策中心，李瑪諾可能就是處理叛教後續的高層之一。此外，李氏還在 1637 年以視察長身分，寫下對於「禮儀之爭」的回應。陳教授指出，李氏在回應中十分肯定中國信徒的宗教實踐，以及自我精神的管理。從其文字中，可觀察到彈性的傳教方式，及其對異文化者在宗教實踐上的寬容，這是天主教在地調適的表現之一。由此文件可看出澳門與馬尼拉在耶穌會脈絡下的關係，也可見到李瑪諾居於其中的角色。

　　祈禱，是聖母信仰的核心環節。陳教授指出，在明末的中文文獻裡，如《天主實錄》和《天主教要》都包含聖母祈禱文的中譯版本。至於這些祈禱經文的實踐方式，上述兩書並未說明，但我們可以從其他文獻得知，念珠祈禱是具體方法之一。《誦念珠規程》（簡稱《念珠》）可能是第一種引入中國的念珠祈禱方法，也是念珠 15 端方法的第一份中譯紀錄。這是一本默想祈禱指導手冊，由經文搭配 15 幅耶穌及聖母故事的版畫，現今共有七本傳世。作為第一本附有圖版且在中國印刷出版的耶穌會書籍，其圖像受到學界討論，但文本內容很少被注意。

　　陳教授指出，念珠 15 端方法在十六世紀耶穌會歷史中，與耶穌會總長伯吉亞（Francis Borgia，在位 1565-1572）、西班牙籍會士羅爾特最有關。羅爾特著有流行的默想祈禱用書，也包含念珠 15 端方法。在羅氏的文本中，除了搭配經文的 15 幅圖，還有羅馬大聖母主教座堂的聖母像（簡稱「羅馬像」）。伯吉亞在 1569 年向教宗庇護五世（Pius V，在位 1566-1572）請求複製羅馬像後，此圖像便隨著耶穌會開啟其在非、美、亞洲的傳播史。而羅爾特的念珠祈禱文本，則可能是中國的《誦念珠規程》最重要的參考母本。陳教授認為，若念珠 15 端的文本在日本、中國都有翻譯引介，則此海外傳教互聯網絡將可豐富我們對近代歐洲與耶穌會歷史的了解。

　　羅爾特是來自西班牙卡斯提爾的新基督徒，即出身皈依天主教的猶太家庭。他在 1522 年加入耶穌會，曾向伯吉亞學習羅耀拉《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 的默想方法。學界對羅爾特的實際認識一直不多，其代表作《基督生活的實踐》（Esercitio della vita Christiana，簡稱《實踐》）[1]至 2016 年才有現代再印本。相對於《神操》是為有基本教義水準的實踐者而寫，羅氏寫作《實踐》一書，是為了給平民提供默想指導。羅氏並在《實踐》最後加上念珠 15 端方法。陳教授強調，這正說明了念珠祈禱被稱為「窮人的日課或祈禱書」。

　　有意思的是，《實踐》的傳播十分普及，直到十七世紀已有義、西、法、英和德語本，在歐洲以外則有日本與中國譯本。日本最知名的譯本即為於 1607 年長崎出版的《スピリツアル修業》。雖然這是現存最早的版本，但從其他書信資料側面理解，羅氏的文本及方法可能在十六世紀末葉就已流傳於日本。陳教授指出，由於目前在中國，還找不到早於《念珠》的文本，或許可以推測《念珠》的翻譯母本來自日本。若對照羅氏文本與《念珠》，會發現翻譯似乎以簡化方式進行，並無意引進太長的指導文字，也並非直譯。至於《念珠》搭配的 15 幅圖像方面，則是那戴爾 (Jerome Nadal, 1507-1580) 的《福音圖史》 (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 Images of Evangelical History) 的簡化版本。

　　最後陳教授指出，《念珠》牽涉到歐洲、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流傳，可呼應 Carlos Eire 對於天主教靈修類文獻 (devotional literature) 翻譯問題的展望。Eire 認為所有傳教相關文獻，在世界各洲都經歷文化翻譯過程，因此提出一種「全球性包括」(global inclusion) 的概念。如《念珠》和羅氏文獻的跨洲翻譯、吉利支丹文獻（Kirishitan Bunko, 指日本基督宗教發展史中，包括日文和歐語的早期文獻，如羅氏念珠文本的日文版本，和《スピリツアル修業》，都屬於這類文獻）、《福音圖史》等涉及文字和圖像的翻譯、流傳問題，應放在此全球視野下考察。此外，葡萄牙王室保教權的支持，以及經由西籍傳教士系統流傳的聖母信仰，也可在中國、日本與葡西之間進行延伸比較，持續探究。

　　討論中甘懷真教授詢問陳教授提及以羅馬拼音書寫的日文宗教書籍，應該是給傳教士誦念或閱讀的。畢竟日本當時識字率不高，況且，若要讓日本人閱讀的話，大概要使用假名書寫。是否有史料可以證明這些書籍的翻譯過程？陳教授回應，這類書籍有些除了羅馬字版，亦有假名版本。翻譯過程的相關材料可能極少，因此幾乎見不到學界討論。因為當時耶穌會在日本設有學院，可能讓傳教士學習日文，同時也進行翻譯工作。現在這類文獻的使用難度頗高，因此在歷史學界少有學者使用。另外，甘教授也對《天主教要》中翻譯《聖母經》，提及聖母具有「海洋之星」的形象感到好奇，詢問聖母在中國是否也有此形象？陳教授認為，海洋之星形象源自西班牙塞維亞，是航海的守護神。在中國確實鮮少出現這樣的形象，但在日本可能出現過，可以再深入研究。陳弱水教授則指出，《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記載「李瑪諾，字海嶽」，可能可以注意。因為任何人名、字、號的取用都有其動機，所以「海嶽」或許有其文化或宗教意涵，應該也是可以探討的問題。

　　有與會者提問，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文化調適是特例嗎？在印度是否也有這樣的調適歷程？關於文化和禮儀的爭論，是與耶穌會對當地的想像或理解有關嗎？陳教授說明，隨當地文化調適本來就是源自耶穌會內部的想法，羅耀拉也提過，傳教必須試著使用別人的文化和語言，因此如沙勿略在日本也曾嘗試學習日文。明末傳教士對中國的認識並不夠充分，也並非一開始就非常熟悉在地文化，中國的排外態度可能刺激他們進行解讀和想像，這些也可能反映在他們的文化調適上。陳教授並補充道，學界一般認為，耶穌會士與中國上層士人關係密切，但從聖母像的流傳與使用來看，這種實踐比較接近平民社會。當聖母與觀音的形象出現類同時，也象徵著聖母形象貼近平民的認知和理解層次，兩者或許可以與美洲的瓜達露佩聖母、銀礦女神進行對比。就如陳教授在演講中所強調的，聖母信仰不僅透過西籍傳教士傳播到中國，同時期甚至更早也傳至美洲，是適合使用跨洲視野觀察的研究議題。

^[1] 主講人按：關於 Esercitio della vita cristiana 書名，原始文獻為 “essercitio”，而現代出版為統一並方便現代讀者理解，會寫成 “esercitio”。現代義大利文的 “esercizio” 即英文 “exercise” 之意。這類似英文語境的情況，許多古英文的拼法，若不是特殊到需要保留原字原形，就會改寫成現代英文的型式，便於辨識。故當代出版品的討論，大部分會將這本書名寫成 “Esercitio della vita cristi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