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大維教授演講「明朝初期皇室的元朝話語」紀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假該所文物陳列館 5 樓會議室，邀請柯蓋德大學魯大維教授以洪武年間「明朝初期皇室的元朝話語」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演講由該所副研究員陳熙遠教授主持。

　　演講開始，魯大維教授首先說明講題中所提到的話語對應的是英文中的 narrative （又譯為敘事），雖然主要談的是明朝皇室，但是皇室本身並不封閉，而且和外界有所交流。

　　魯大維教授認為，歐亞大陸經過蒙古帝國一百五十年的統治後，對後來的各個政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蒙古帝國促進了各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以及族群的交流與整合，並且深化了各地區之間的彼此了解。而在蒙古帝國崩潰後，如何理解並利用它複雜多樣的遺產，包括歷史記憶、人際網絡、民族分布與宮廷文化等，便成為十四世紀中葉歐亞大陸各地新興政權都要面對的共同挑戰。這些新興政權如莫斯科大公國、帖木兒帝國以及明朝，都試圖說明它們與蒙古帝國之間的關係，並且編造對自己有利的蒙古話語。例如帖木兒帝國就主張自己是蒙古帝國的繼承人，以恢復蒙古帝國的權威。明朝也把元朝的崛起、發展與滅亡等說得頭頭是道，以說明朱元璋興起的合法性。並且說服國內外的人民元朝已徹底崩潰，不可能再復興。元朝滅亡是出於天意，並非出於朱元璋個人的野心，因此所有人都應該歸順大明。

　　在 1368 年蒙古撤回草原後，殘餘勢力被稱為北元。而研究北元的學者都面臨相關史料較少的問題。不過俄國考古學者在黑水城（Qara-qoto，位於今日內蒙古額濟納旗）發掘出許多古文書，其中有四千多件為元代文書，有十八件北元文書，時間約從 1368 至 1372 年左右。魯大維教授以宣光二年 (1372) 亦集乃路總管府鋪馬駝隻文書殘尾為例，說明北元雖退回草原，但還是能以中央政府的姿態維持其他地方政府的運作，因此這些文書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訊息。

　　正因如此，1368 年以後的大元（北元）仍舊是明朝初期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強敵。因此明朝試圖透過施加政治壓力、經濟援助，以及本演講所提到的敘事策略來跟北元競爭。在洪武年間明朝皇室的元氏話語 (Chinggisid narratives) 中有三個關鍵概念：一是天意（或是天命、運數）；二是邊緣性，認為北元偏居一隅，不足以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三是否認大元的王朝地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明朝的正當性、減少元朝的號召力，以及將明朝的政治行為合理化，說服元朝的同盟者轉而支持大明。而說服的對象為大元與大明雙方都想爭奪的重要人才，基本上包括了懷念大元的漢人以及留在中原的蒙古人。而且當時所謂「國內」與「國外」的界線並不清楚，重疊面相當大。關於這種元朝話語的理解其實是奠立在包括了錢穆、蕭啟慶、陳高華、張佳、劉浦江與奇文瑛等學者的先行研究上。

　　魯大維教授也注意到，明朝其實不是第一個利用天命這種敘事話語的政權。在元末群雄就已經開始操弄這類元朝話語，來瓦解元朝的號召力。例如方國珍 (1319−1374) 政權底下的劉夏 (1314−1370) 曾言「自古夷狄之君無百年之運。」明玉珍 (1331−1366) 也曾提出「元運已去」、元朝「運祚衰微」，還有「邇者元運告衰」等說法。因此明朝利用這種語言的目的不在創新，而是溝通。它試圖以別人能夠理解的語言來說服別人加入其陣營。

　　朱元璋試圖以天命說服華北人民放棄元朝的統治，響應明朝。例如在《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中所收錄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中寫道：「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前言不謬 ……天運循環，中原氣盛。」洪武皇帝即位之後，在〈初即帝位詔〉中表示「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夫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直到二十餘年後，洪武皇帝對於北元勢力仍舊持此一態度，如《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慾為不清」。

　　另外，朱元璋也以蒙古人能理解的方式試圖以天命說服蒙古人。透過對照洪武年間編纂的《華夷譯語》中收錄的蒙文版〈諭阿札失里〉與《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中收錄的〈諭遼王阿札失里等詔〉，我們可以得知漢文的「天」與「運」二字分別譯為蒙文的 tenggiri 與 ǰayā 。

　　關於邊緣性話語，魯大維教授認為主要存在於明朝官員的私人通訊之間，但是這種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官方影響。他們認為周邊民族與政權都已經向明朝稱臣，因此北元僅是個別現象，試圖孤立北元。例如宋濂 (1310−1381) 曾經表示「今當皇明在御，天威所至，西域諸戎稽手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書胤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而宋訥 (1311−1390) 則說「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尚煩聖慮。若置不治，則恐久為患」。

　　關於否認大元的王朝地位，明朝很清楚北元當時仍舊維持一個中原王朝的政治象徵。所以林右 (1356−1409) 在〈送曹國公北征序〉中就批評北元的作法：「竊議其可討之名有三……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彼夷狄耳，敢冒帝號，兀然南面以行天子之事。一宜討也。彼既無中國乃虛名其士，署中國官爵以居之。二宜討也。彼不知有天命在上，尚妄有所覬，使我邊鄙之民烽燧之設未息。三宜討也。」並否認大元的王朝地位。

　　明朝說服的對象不僅針對國內人士，也包括國外的民族與政權。例如在內陸，則是針對成吉思汗後裔。針對帖木兒帝國，帖木兒 (Tamerlane/Temür/Amir Timur, 1336−1405) 被明朝稱之為撒馬兒罕駙馬帖木兒。而東察合台汗國 (ulus-i Moghul或the Moghul khanate) 在明代被稱為別失八里，其可汗為黑的兒火者 (Khiḍr Khwāja, r. 1389−1406)。明朝也是運用元朝話語去說服之。例如在《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中所收錄的〈賜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書〉中提到「曩者我中國宋君奢縱怠荒，姦臣亂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華夏，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修國政，大臣非人，綱紀盡弛。」雖然當時已經是十四世紀末，但是明太祖還是提到宋朝舊事，提到元朝的起源跟失政的原因，並以這點在國際舞臺上來合法化自己的統治。

　　接著，魯大維教授簡單交代了元氏話語在洪武以後的演變。到了十五世紀中葉，土木堡之變前後，瓦剌政權也利用元朝話語來加強自己的正當性，獲取朝鮮和女真的援助。例如《朝鮮王朝實錄》記載，朝鮮世宗二十四年 (1442) 瓦剌曾遣使朝鮮，表示「太祖成吉思皇帝統馭八方，祖薛禪皇帝即位時分，天下莫不順命。內中高麗國交好，倍於他國，親若兄弟，世衰遭亂，棄城依北，已累年矣。今我承祖宗之運，即位今已十年。若不使人交通，是忘祖宗之信意也。今後若送海青及賀表，則朕厚賞厚待」。

　　有趣的是，每當明朝收到這方面的情報，就會立即加以反駁。即便已經立國八十餘年，明朝對於北元的號召力還是相當敏感。例如《明英宗實錄》記載，正統十四年 (1449)，明英宗致書達達（韃靼）可汗再次主張天命已歸大明，元運已去：「自古國家興衰皆出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由。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為治皆有明效。若天命在漢在唐則漢唐諸君主之。漢唐運去則宋元諸君相繼主之。今元運久去，天命在我大明，則凡普天率土大小臣民皆我大明主之」。

　　到了嘉靖年間，明朝皇室打破了將近兩百年的祖宗舊制。原先明朝也承認元朝的正統性，在歷代帝王廟中奉祀元世祖，但到了 1546 年，嘉靖皇帝宣布撤銷歷代帝王廟中的元世祖牌位，以及南京歷代帝王廟中的元世祖像；另外，也停止了皇室對藏傳佛教的贊助。

　　最後，魯大維教授提出兩點初步想法：一是在十四、十五世紀，歐亞大陸各地政權將蒙古帝國的遺產視為政治文化資源，並且主動利用它以實現自身政治目的，元朝話語也成為歐亞大陸的共同語言。二是明朝對於說服工作的重視，也說明收集分析信息為明朝皇室興衰成敗的關鍵之一。沒有溝通方式或渠道，則無法達到說服目標。明朝雖然在說服工作上成效不彰，但是它一直都沒有放棄。

　　魯大維教授的演講引起與會學者熱烈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洪金富教授認為講題中的「話語」比較模糊，也許用明朝正統的建立會更加清楚，同時也分享他自己對「四十萬蒙古」意義的研究給魯大維教授參考。國家圖書館科技部補助延攬副研究學者戴彼得 (Peter B. Ditmanson) 教授則提問，明朝之元朝話語的聽眾具體為何？明朝的正統性是否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到了明代中葉是否真的還如此重要？魯大維教授回應，聽眾組成相當複雜，包括沒有撤退到草原的漢人官員以及西藏、蒙古、高麗等等。而元朝話語的重要性到了明代中葉確實有被淡化的現象，但仍然存在。其餘學者則提問明朝內部的非漢人如何看待這種元朝話語，以及南明以後是否還有這種元朝話語？魯大維教授回應，由於欠缺史料，很難得知他們的看法，清朝也仍舊接受天命的說法。而南明利用天命的說法則缺乏創新。

　　主持人陳熙遠教授認為，也許明朝皇室操弄元朝話語有許多層次的原因，背後也有士人臣民要求確立王朝正統性的壓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林富士教授也認為本次演講比較忽略漢人百姓的文化認同，特別是明朝試圖將後來的社會去蒙古化的努力。魯大維教授表示同意，只是在時間上的限制以及學術分工上的原因，未能納入本研究。該所副研究員陳雯怡教授則提問明朝在針對國內與國外聽眾時，是否也運用同樣的語言？魯大維教授回應，明朝確實在面對國內與國外聽眾時會有一些差別。例如面對越南等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仍舊是以儒家式的天命語言來說服，但是由於他個人對越南文材料不了解，無法得知越南怎麼想。但是面對日本時，明朝皇帝就會提到元世祖攻打日本失敗的舊事，認為日本只是僥倖獲勝，明朝是全面擊敗元朝，因此日本應該早日歸順來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巫仁恕教授則提出明朝會不會是以天可汗的傳統去說服中亞的政權，特別是明成祖，因此跟前朝有所不同？魯大維教授認為天可汗也許不如成吉思汗來得有號召力，或是說成吉思汗是最成功的天可汗。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蔡偉傑博士提問，明朝是否有利用元朝與西藏的藏傳佛教紐帶，去說服西藏接受明朝的統治。魯大維教授的回應是有的，但是限於語言能力問題，無法解讀藏文史料，必須借鑑他人研究。雖然現場仍有許多學者想提問，但礙於時間因素，本場演講便在熱烈掌聲中準時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