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彼得教授演講「明朝初葉的書籍出版與贊助者」紀要

 
講題: 明朝初葉的書籍出版與贊助者
主講人: 戴彼得教授(Peter B. Ditmanson,國家圖書館科技部補助延攬副研究學者)
時間: 2017 年 10 月 3 日(二)下午 3:50 至 5:30
地點: 國家圖書館行政區一樓 188 會議室
撰寫人: 何幸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戴彼得教授演講「明朝初葉的書籍出版與贊助者」紀要
 

  目前關於明代的研究呈現一種偏重頭、尾的「M 型結構」,大量研究集中於作為「開基定制」時期的明初,以及史料豐富多元的明代中晚期(正德、嘉靖以降),對兩者之間的時段則著墨甚少。而近來已有越來越多學者注意到該段過去學界所認為的「過渡時期」,可能才是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產生變化的關鍵時期,值得深入探討。本次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的主講人戴彼得教授,近年即關注於十五世紀明代出版文化的相關議題,這場演講中所探討的「明代初葉」,也主要聚焦於此一時期。

  戴教授於 1999 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副教授、彭布羅克學院 (Pembroke College) 高級研究員,今年已是他接受漢學研究中心延攬、在臺從事研究的第二年。國家圖書館豐富的善本館藏,成為戴教授從事明代出版文化相關研究的重要資源,而此次演講內容正是他利用國圖善本分析十五世紀出版材料,探討當時出版環境的初步成果。

  戴教授在演講一開始就提到,十五世紀礙於材料限制,目前仍是明史研究領域的黑洞。就出版史來說,現有研究的相關統計數字(雖然這些數據其實太少,不適合進行量化分析)顯示,十五世紀可說是明代出版業的低潮期,尤其在上半葉呈現衰落的狀態,直到下半葉才開始發展。但值得留意的是,目前學界關於明代前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晚明文人記述的影響,認為國初政府控制力較強、審查嚴格,程朱思想的影響力亦較大,上述認知也反映在許多討論明代出版業的研究中。誠然,《大明律》中對出版活動設有不少限制,但現存史料中的實際例證卻很少,相關研究亦總引用固定的一兩起案例,如此情況不禁讓戴教授懷疑,或許官方的審查制度並非限制當時出版業發展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過去相關研究已指出,從十五世紀上半葉至下半葉,明代出版業的發展趨勢已出現明顯變化。如日本學者井上進即認為,十五世紀下半葉因思想較為開放,故出版了較多非程朱思想的文本,使出版品內容趨於多元。然而戴教授認為上述發展的因果關係也可能剛好相反,畢竟一些活躍於十五世紀前期、對當時文壇亦有重要影響的士人,如楊士奇 (1364-1444)、楊榮 (1371-440)、解縉 (1369-1415) 等人的文集中,並無多少程朱理學的成分。

  戴教授將書序視為研究明代出版業的重要材料,指出此類文本不僅能向讀者說明作者的資訊、介紹出版過程,亦能反映當時文人的社交網路。戴教授認為,明代中晚期以前出版業不振的原因,經濟條件應是一關鍵因素。明代前期,許多地方家族衰落,致使其後代難以出版先人的文集,而當地方或家族無力獨自出版先賢文集時,募資成為一種重要的管道。此外,戴教授也認為,該時期出版市場和出版品的銷路應該都很有限,因為當時許多官員皆是靠「薦舉」一途任官,還沒有發展到以「科舉」為主要途徑的階段,而這或許正是另一個致使出版業發展有限的原因;由此亦可想見,當時仍願從事出版活動者,應非出於經濟考量。事實上,許多官員確實都出版了自己或他人的文集,且這類活動被視為社交或個人履歷的一部分,可藉以結交上層官員。

  書序也具有宣傳書籍本身、為其增值的功能。戴教授表示,十五世紀出版的一些文本,在十六到十八世紀重新出版時,原先出版者的名字及序往往會遭到剔除,或許是因為其名氣、地位不足,無法提升出版品的市場價值。在戴教授所研究的明代前期,最有價值者應屬朝中大學士的序文,如葉盛 (1420-1470) 就曾提及,當時大學士若受託寫序,往往可以拿到二至三兩銀子的報酬。戴教授亦舉國圖所藏單復《讀杜詩愚得》宣德九年 (1434) 刊本為例,指出該書雖只是一部普通的著作,作者亦只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官,但書中卻有楊士奇的序,甚至是由其主導出版,從而在刊行的過程中獲得了很多支持;這些支持多來自楊士奇本人的社交圈,並在其序中有所反映。當時受楊氏委託印書的朱紹、朱積、朱熊等人,後來亦為了另一本書而向楊士奇求序,甚至透過楊士奇的關係求得了另一位大學士黃淮 (1367-1449) 的序。值得注意的是,朱紹等人甚至不是當時文人圈內的成員,也無任何功名,但他們卻在該時期的出版領域內表現活躍,扮演了諸如印刷者、出版者、編書者等種種角色,如朱熊就編有《救荒活民補遺書》,他後來甚至由於與上述官員的關係,取得了通政司的官位。換言之,出版在明代前期成為一種社交活動,為出版者累積文化甚至政治方面的履歷,出版者亦可藉此打入文人或上層官員的圈子,從而在當時的薦舉任官機制下求取機會。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針對演講內容提出不少想法。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林麗月教授提到,過去研究可能太過注重商業出版,而戴教授所聚焦的明代前期可能正是一個能跳脫上述視角的時代,或許應該擺脫著重出版之商業面向的觀點,來看待當時的相關活動,而且比起商業利益,出版品「文以載道」的功能在當時可能更受重視;此外,明代前期大部分書籍都是由官方出版,這可能也壓縮了一般民間或私人出版的空間。林教授也指出,戴教授以「明朝初葉」囊括其所討論的時代,亦即由永樂年間直至十五世紀中晚期(後者一般都被劃入「明中期」的範疇)的這段時期,可能容易引起誤會,並引述李新峰教授關於「元明之間的變革」的討論,表示明中期實可被視為一個別具特色的時期,可以從中探討明代與前面宋、元等朝代之間延續和斷裂的情況。戴教授在回應時也同意了林教授的看法,並提及從現有的統計數字來看,洪武年間出版業的發展情形是較接近元代的情況,直至永樂年間才出現明顯的變化。

  另外,也有與會學者提及晚明士人、官員間贈送「書帕」的風氣,這或許也顯示以出版品作為禮物及社交工具,累積政治與文化資本的作法,並非明代前期所獨有的現象,同時也不會是當時出版活動的全部面向。有些與會學者則好奇明代前期這類作為社交活動的出版行為、出版品及其相關人員,是否具有地域性,當時又是否已出現戲曲等通俗性文本的刊印。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王鴻泰教授在總結時表示,十五世紀本身或許可以切割討論,因為該世紀從前期到後期的發展似乎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可能是明代乃至明清時期重要的轉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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