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煉與苦難：中國宗教與文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發展宗教與文學的研究已持續數年，自 2002 年起至 2010 年，李豐楙教授和廖肇亨教授先後共同主持了「傳記、書寫與宗教」、「中國文學與宗教」、「書寫懺悔：中國文學與宗教的接點」一系列所內重點計畫。本次研討會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繼續開展，遍及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民間信仰等不同宗教傳統，探討「試煉」與「苦難」這兩個主題在宗教與文學上的多重面貌與意義。

主題演講

主講人：李豐楙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講　題：有厄有解：敘述西遊的隱喻化

　　本演講主題取自於民間「有法有破」的概念，希望藉此以掌握《西遊記》的特質。玄奘取經在民間建醮、七月慶讚中元和普渡時，常見搬演。如同目連挑經，這些不完全是娛樂性質的戲劇，而是儀式劇。透過儀式性戲劇的演出，祈求最後能上西天；而上西天的過程便包含試煉。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間藝人改編的儀式劇中往往特別強調試煉的觀念。這些資料和世德堂本《西遊記》有何關係，值得探討。李教授認為，過去常說《西遊記》是世代累積型的作品，卻忽略了其中「改寫」的創意所在。因此，這次他選擇透過「有法有破」、「有厄有解」這兩組觀念來說明這個問題。

　　《西遊記》的研究者很多，但很少人注意到它語言運用的層面。文人寫小說時的語言運用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顯」話語，一為「潛」話語。為求適用於其對《西遊記》的分析，李教授使用這兩個概念，意思與一般略有不同：「顯」話語，指大眾皆可見的文字表面言說；「潛」話語，指作品真正的意涵所在。「顯」的部分，如《西遊記》作者老是提到三教合一，尤其常把「僧」和「道」並舉。「潛」話語的現象，李教授首先指出《西遊記》中充滿了「仙言仙語」，例如小說中諸多道教神仙的名號，寫到妖魔居住的洞窟往往稱為仙洞，可見作者非常熟悉仙道的知識體系。其次，作者將許多「仙言仙語」嵌入佛教語彙中，例如明明是佛教名山，硬是摻入仙道語言，稱之為仙山。簡言之，潛、顯話語的運用，即呈現了佛、道語彙的潛、顯之別；作者的改寫，可從世本的語言修辭和宗教典故中得見蛛絲馬跡，而種種寓言修辭傳達出作者所使用的語言策略。

　　關於出身修行傳的問題，李教授認為魯迅神魔小說的分類，忽略了萬曆中葉以後出現的數十種小說皆屬「出身修行傳」的現象，因而也就難以把握這些作品「出身修行」的特質。我們看到朱鼎臣改編《西遊記》時，就曾提到出身修行傳，可見這個概念在當時非常清楚，《西遊記》對出身修行傳的發展亦相當重要。

　　李教授繼續談到「有厄有解」。《西遊記》裡曾提到送《北斗經》可以「消災解厄」，也提到「解冤釋劫」這個詞彙，這些都是道教常用語言。若與泉州魁儡戲的戲本對照，可以發現在這些戲本中，最終圓滿的結果就是要上西天。又如客家地區常搬演的目蓮挑經戲目，在這儀式性的 performance 裡，那些參與儀式的家屬們都挑著籃子，一邊挑的是經，另一邊挑的是骨殖和神壇，儀式的終極目的亦是祈求死去的親人能上西天。透過這類地方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西遊記》中上西天可能的宗教意義。

　　最後是關於《西遊記》改寫的問題。作者在改寫《西遊記》時，對於丹道派情有獨鍾，但相對於由仙真或師長設局試驗其徒，李教授稱之為「有意設計型」的試煉模式，《西遊記》中的試煉則屬「自然形成型」。李教授認為後者才是真正的試煉，是改寫者書寫「試」的主題超越前人之處；他讓五聖自然面對試煉，能戰鬥、能遵守色戒，這才是真正的通過試煉。李教授也認為「試煉」主題必須放在整個歷史脈絡來看，如輔仁大學宗教系張超然教授整理出很好的上清經派的材料，只要和文本加以比較，便可發現道經與小說的不同之處，可以看出改寫者有自己的想法。此外，過去的讀法多認為悟空是主角，但就試煉主題來看，李教授贊同武漢大學文學院吳光正教授之說，唐僧仍舊是主角，而悟空是一位很重要的協助者；理由在於《西遊記》中唐僧通過了許多「色」的試煉，而只有五行具備，才有足夠的力量，由相剋變成相生，通過試煉，完成取經。

第一場

主持人兼引言人：李豐楙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發表人：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
　　　　論　題：受試與試他：呂祖事蹟的分析
　　　　周大興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論　題：體證與工夫：謝靈運的〈辨宗論〉研究
　　　　張超然教授（輔仁大學宗教所助理教授）
　　　　論　題：試觀與保舉：東晉南朝道教試煉傳統初探

　　黎志添教授的論文為其近年來研究清代《道藏輯要》的部分成果，主要透過呂祖信仰和文獻檢視三個不同時期的呂洞賓顯化度人之記述，並解釋傳播者如何透過故事建構呂洞賓濟世度人的形象及其信仰，同時勾勒其信仰內容的轉變。黎教授特別強調，從宗教與文學的研究方法來看，談一個宗教議題，必須建立在紮實的文獻考證和比較之上，其論文本身便是此一方法的示範，提供了詳細的呂祖文獻版本評述。簡言之，黎教授分類如下：第一，呂洞賓度人事蹟的文獻大概集中在南宋末。到了元代，在全真教的影響下，呂祖故事收錄於元代全真教道士苗善時編寫的《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黎教授認為今見道藏本所錄《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已有後人篡改增補，使用上必須特別小心。第二，邵志琳在清乾隆四十年編纂有六十四卷本的《呂祖全書》。比較《呂祖全書》版本與現今《道藏》版本的《純陽帝君神化妙通記》，邵志琳的版本比較可靠，因他所收的二十二則故事更為古老。第三，清乾隆九年到嘉慶年間編輯刊刻完成的四種《呂祖全書》是一場在道教史上從來未有過的、以呂祖降乩為信仰中心所撰寫、編纂、刊刻的新道教書寫運動。

　　通過以上文獻的考證，可約略看出南宋末以前的呂洞賓度化故事、元代的呂祖故事，以及到清代呂祖降乩信仰的靈應故事之演變。例如在南宋時期流傳的《純陽呂真人文集》七十則故事中，「試」和「見」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凡人肉眼是否能「辨識」、「認出」呂洞賓實為仙真，乃受度者是否具備悟道之質的重要指標；而到了清代，故事主題就不是要辨識呂祖了，而是呂祖降乩人間，信仰者以扶鸞叩問的方式直接得到呂祖的神諭，與呂祖直接溝通。黎教授指出，在清人收錄的呂祖度化事蹟中，有一部分是以降乩信仰為中心的呂洞賓顯化事蹟。藉由文獻的比較，研究者可分析呂洞賓作為一宗教符號的內涵的演變，呈現中國宗教文化中呂洞賓度人信仰的變化。

　　周大興教授的論文主要是從謝靈運的〈辨宗論〉一文討論兩個議題，一為〈辨宗論〉中所敘述的道生之頓悟義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上的定位；另一為對於佛和儒、玄佛、三教異同與折衷的問題。周教授分成三個部分討論，首先說明竺道生的頓悟義，其次論說〈辨宗論〉的主要關懷，再進一步引入現代學者對〈辨宗論〉的理解，特別是當中頓漸和有無的概念，辨析其紛錯之因，判別其得失。藉此，周教授試圖解釋歷來學者爭論紛紛的原因，並對〈辨宗論〉一文所涉及的頓、漸、有、無之爭，提出更為完善的理解之徑。

　　張超然教授所探討的是東晉南北朝道教的試煉傳統，指出：隨著發展初期不同教派之間的頻繁互動，以及儒、佛宗教傳統的強勢影響，道教的試煉傳統存在一個逐漸發展、豐富的過程，試煉的內涵也有所改變。張教授並對「試煉」一詞就其道教脈絡加以說明：中古時期的道教經常使用「試」、「干試」或者「試觀」、「察試」一類的詞彚，來表達求道、修行或成道過程的種種試煉。這些用詞當中，「干試」通常是指具有惡意的干犯、試驗；相較於此，「試觀」或「察試」則是指涉另一類具有善意的試驗與考察。至於「試」字，則相對中性，同時適用於善意與惡意兩個方面。雖然道教也曾使用接近目前我們所使用的「試煉」一詞，但那幾乎完全限定在煉金術的傳統之中，不同於現今我們所使用「試煉」一詞的意涵。

第二場

主持人兼引言人：黎子鵬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李熾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論　題：要煉正……莫煉歪：太平天國三字經之鬼、魔與閻羅妖
　　　　李奭學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欲望小說：小論《紅樓夢》與《西遊記》

　　李熾昌教授專業領域為聖經研究，以及西亞、巴比倫兩河流域、迦南、希伯來地區之宗教文化。在這篇論文裡，李教授的視角轉向 1853 年太平天國出版的刻本《三字經》，此書以傳統三字經的形式講授基督教義理，屬於啟蒙兒童的宗教讀物，李教授稱之為《太平天國三字經》，以方便與中國傳統的三字經、基督教三字經、天主教三字經和伊斯蘭教三字經區隔。《太平天國三字經》共包括了三百五十二節，一千零五十六個字；在結構安排上，前面一百四十八節主要敘述舊約的故事，中段描述新約故事，後段銜接至中國古代歷史敘事。洪秀全透過此書合法化其統治，告誡兒童要崇拜上帝，遵守天條。當中關於十誡的文字非常豐富，整個出埃及記都涵蓋在裡面，亦收進不少《舊約》中的創世、拯救故事。書中還敘述十誡已頒布，但世人不遵守，顯然是中了魔計，因此上帝便派太子耶穌下凡拯救世界。這類敘述，明顯可見道教、佛教思想和語彙的參雜。

　　洪秀全認為除了《尚書》中所言之「上帝」，中國自古以來的王朝多是妖魔的化身，是上帝的敵人。太平天國強調「煉」，在他們的《三字經》裡，「鍊」、「煉」、「練」三字互換使用，其中「煉」字出現二十多次，勸兒童「煉正」，用「戒」去煉，用「法」去煉。李教授在希伯來聖經的脈絡下，分成四個層次仔細地對「煉」字做了分疏：第一，「試」、「煉」應該分開，聖經裡只有「試」，是 trial，to try 的概念。第二是 examine，查驗，查看之義。第三，聖經裡的「熬煉」，具有磨煉和苦難的意涵，如經過水、火苦煉成金，purify 之義。第四，就是太平天國三字經中「煉」的概念。此非其獨創，而是取自《舊約》。有學者便認為太平天國受猶太教的《舊約》影響比基督教的《新約》來得多。猶太教裡十誡即 Torah 這個字，Torah 之義即指生命裡很重要的磨練，一個 training，這層意義在猶太教裡就是誡律、誡命。李教授認為此第四義，正是《太平天國三字經》不同於前面「試」、「煉」三個層次不同之處。

　　李奭學教授的論文討論《紅樓夢》與《西遊記》中的情慾、修行與記憶。引用印度宗教神話學者歐浮蕾爾蒂 (Wendy Doniger O’Flaherty) 之言：「記憶不滅，轉世不息。萬法之源，情牽不斷。……業力推演肇乎情，轉世重生亦始於此」[1]，李教授首先點出慾望、時間、記憶的關係和當中的弔詭。業力作用肇乎情，轉世重生亦始於情。欲跳出輪迴，必須忘卻前世記憶；易言之，跳出輪迴實牽涉到時間的概念。並論《紅樓夢》和《西遊記》，李教授指出：《西遊記》陷空山一節中的地湧夫人，不似其他妖精欲啖食唐僧求長生，而是心生愛慕欲委身唐僧，就這點而言，地湧夫人忒像林黛玉，也是個大情種，只是在《西遊記》宗教小說的語境中，愛戀唐僧注定是孽緣。一動凡心，即是墮入時間輪迴，難以翻身；反之，三藏只要真陽不喪，便能抵禦時間的侵蝕。李教授並補充，無論是地湧夫人或是九十五回出現的玉兔，兩者「欲望」的本然，其實也是道教的問題，與中國的丹道傳統同看，更見深義。

第三場

主持人兼引言人：吳光正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發表人：二階堂善弘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
　　　　論　題：重論《封神榜》哪吒和龍王故事
　　　　徐東風博士後研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好色如好德──《肉蒲團》裡的宗教式頓悟與反諷
　　　　劉瓊云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論　題：惡與難──《醒世姻緣傳》中的禽獸、精怪與《西遊記》

　　二階堂教授的論文重新檢討了哪吒太子和龍王故事的來源。《封神榜》中最有名的「苦練」、「受苦」故事就是「哪吒鬧海」。這個哪吒故事更早見於《西遊記》第八十三回以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然而兩處所記並無《封神榜》哪吒故事中父子決裂的「悲劇」氛圍。原因在於印度神話和佛經中常見父子相剋故事，哪吒故事原亦屬佛教神話，要到《封神榜》中才發展出「苦練」的情節。追溯《封神榜》中哪吒鬧海龍王情節的出處，二階堂教授指出：與遼代佛舍利崇拜關係密切的朝陽市北塔石函側面所畫「大聖那吒太子追殺和修吉龍王」圖是非常重要的資料。此圖描繪那吒追殺佛教八大龍王之一的和修吉龍王，其相關故事的詳細內容，學界目前仍所知不多，但二階堂教授推測與此石函及「佛舍利」必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流傳的哪吒故事中，尚有那吒太子獻佛牙舍利給道宣禪師的記述，李天王所持之塔全名又為「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根據日本的傳說，哪吒太子給禪師的佛牙舍利，可能藏於現在日本京都或鐮倉的佛寺。然而眾說紛紜，尚無定論。二階堂教授希望透過介紹朝陽市北塔石函此一重要資料，引起學界注意，協力補全目前哪吒太子和龍王故事研究的缺空。

　　徐東風教授的論文討論李漁的小說《肉蒲團》，主要論點在指出此作以一種調侃的筆調挑戰並顛覆了塵世肉慾與宗教拯救兩者間的關係與內涵。《肉蒲團》一般多被認為是諷刺小說 (satire)，亦常被視為是以搞笑不經的方式講述佛家的因果理論。當然，也有批評者認為，此書實際是以其近乎荒誕的故事批判當時某些社會價值。徐教授在文中則進一步分析李漁藉小說進行批判的修辭手段。據敘述者在第一回自述，本書乃希冀以一引人入勝的故事（而非通篇道德說教）來點化讀者向善之心。徐教授指出，《肉蒲團》中刻意表現的肉體慾望，實為精神追求的根柢；沒有肉體的物質基礎，便無精神昇華的可能，甚至沒有昇華的依傍。這或可說是這部文學作品對明末清初正在形成風氣的實學理論的一種未必有惡意又十分調侃並略帶扭曲的表述。小說似乎有意反用某些儒家的經典見解，敘述者似乎要說：孔子不是抱怨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嗎？那麼，姑且把聖人之語具體化並文學化 (literalization)，藉由展示一個人好色可以達到何種無以復加的程度，來示意並告誡芸芸眾生，以便讀者可遵循此一好色樣板，以同樣的努力，亦步亦趨追求德行，由「好色」而「好德」。

　　劉瓊云教授的論文聚焦於《西遊記》和《醒世姻緣傳》之間的折照關係，從明清小說相互指涉的內部系統出發，檢視《醒世因緣傳》作者如何借用《西遊記》的語言建構一「極惡世界」。其論文第一部份先論述西周生如何利用《西遊記》的精怪意象，勾勒出一個群魔亂舞的世界。第二部份分析西周生如何將狄希陳寫成失勢的孫行者，藉由倒轉孫悟空形象，突顯惡勢力的氾濫衍漫，英雄之世的一去不返。既然英雄無力，妖精肆虐，第三部份則檢視《醒世姻緣傳》中頑強妖怪之最，前世為狐精的薛素姐。劉教授嘗試從精怪的角度出發提問：設若薛素姐可被視為小說中惡之核心象徵 (symbol of evil)，則西周生對於此惡境作何理解？如何想像？結論中，劉教授指出，雖然西周生的寫作背景當與天災、戰亂關係密切，《醒世姻緣傳》文字中所表現的，其實是將災亂的發生與社會的脫序合觀，轉而為對「惡」的問題的關注。小說敘事從惡的發生（晁源故事與明水鎮的沈淪）、惡的現象（琳琅滿目的惡人惡事記、除惡英雄的丑化）、惡的發展（素姐的變化）寫至惡業的了結，所循正是此一理路。而既是記惡，便必然需要以語言文字為媒介。戰亂、善惡可以是普遍的議題，其表述卻多深植於文本作者的歷史、文化的特殊性。《西遊記》所涵納的、豐富的動物、精怪敘事傳統，相當程度上提供了西周生記亂寫惡所需的文學表述資源。

第四場

主持人兼引言人：周伯戡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發表人：劉苑如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嵩山受璧／長安開霸──劉裕西征與其英雄試煉
　　　　廖肇亨教授（東京大學文學部客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覺浪道盛〈原道七論〉義蘊試析──從三教會同看近世佛教護國思想
　　　　曹新宇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論　題：蓋廟與渡劫──明清寶卷文學及鄉村戲劇中的劫數與考驗

　　劉苑如教授的論文主要探討佛、道二教在南朝劉裕的英雄霸業路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六朝時期南北分裂，動亂頻繁，其時佛、道承續漢代讖緯神學之餘緒，皆特別重視創業王朝的帝王神話。劉教授指出，南朝劉宋開國君主劉裕，出生於門閥士族掌權的東晉末，出身寒門，也因此在重構其發跡歷程和帝王之路時，更需要不斷運用神異敘述的神化手法，樹立其聲望威信。而英雄試煉的故事，正是劉裕創業神話中一重要元素。透過解析宗教神話所寓含的啟示性修辭，劉教授檢視劉裕及其身旁的輔佐之士如何運用佛、道經中的末世啟示，將這位亟欲創造一己大業的亂世英雄，改造為一位應天受籙的劉姓「真君」；並說明敘事者如何借用道教、佛教的內部經典，創造劉裕為遭厄歷劫的應時受道者形象。

　　廖肇亨教授的論文探討晚明的佛教護國思想。廖教授先說明佛教護國思想一詞出自日本，平安時代的真言宗和天臺宗即被稱作護國佛教；綜合各家學者的說法，護國佛教所涉包含教法、儀軌、鎮護國家、安泰國家、講讀經典等，其中護國和儀軌密切相關。就中國佛教史發展而言，佛教護國思想從中古的天王信仰，轉入宋代的「忠義菩提」，繼之有金元之際的「孔門禪」、明清之際「以忠孝作佛事」之說、清末僧伽護國思想。此一精神譜系的發展特色一言以蔽之，可說是佛教叢林思想如何以佛教思想為中心，消化吸收儒家思想的過程。作為此一議題研究，尚可關注東亞宗教文化傳統的試煉書寫模式。另外，試煉書寫也可以是一個時代性的問題，如宋元之際、明末清初，牽涉到國家、宗教、政治、民族等複雜議題。

　　長期從事明清寶卷研究和田野調查的曹新宇教授，首先介紹一部《銷釋白衣觀音菩薩下生送嬰兒寶卷》。此作在黃玉楩《破邪詳辯》可見補錄。曹教授認為黃玉楩稱這本經卷為「邪教」寶卷，只是從查抄者的角度籠統言之；事實上，這份寶卷的特色是，它對下層婦女的備受壓抑與種種苦難，自然流露出質感分明的刻劃；加上其描述之男性形象均極其呆板，描繪女性的心理卻有敏感入微之處，因此推測該卷作者極可能為女性。曹教授以明代嘉靖年間北直隸長城腳下，萬全右衛膳房堡守軍李賓（道號普明祖）所創的黃天道為例，說明民間教派地方化的形態。透過寶卷、官方奏摺及田野口述材料，曹教授首先呈現黃天道在明末清初時期的組織運作；接著敘說乾隆二十八年直隸總督方觀承查禁「邪教」，下令拆毀黃天道寺院，挖掘其教首骸骨剉屍示眾一事始末；最後論證：儘管經歷教案，黃天道所存之佛像、道書卻在地方宗族的保護下得以存續，其信仰活動至今四百多年不絕。而方觀承下令萬全毀廟剉屍所造成的驚恐，則成了當地的歷史記憶，直到今天，當地的民間傳說和鄉村戲劇中，仍保存著許多有關方觀承的故事。

第五場

主持人兼引言人：楊玉成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發表人：李玉珍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論　題：癌末病房的西方入學通知書──郭惠珍的現代淨土往生傳
　　　　蕭麗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論　題：鬼才與幻覺──李賀詩的魔幻書寫

　　李玉珍教授的論文透過道證法師（郭惠珍醫師 1956-2003）的靈驗記式書寫，分析當代佛教如何呈現病痛傷亡等身心試煉。佛教教義以生老病死為人生輪迴必經之苦難，平常病痛為四大違和所致，無藥可救之絕症則泛指為業障病。但是傳統佛教文獻中，病人本身相較於救病的菩薩諸佛是緘默的。同時身為腫瘤科醫師和病患的道證法師以身證道，其罹病修行的經驗成為 1990 年代以來台灣廣泛流行的另類靈驗記，甚至可能開創當代醫生抗癌書寫之潮流。李教授在結論中引用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 之語：「……死亡是無法經驗的，建構死亡的知識者都是旁觀者，因此單純的、赤裸的、沒有轉圜餘地的死亡，是最荒謬卻最真確的真理。」[2]面對死亡本身即是一種試煉。道證法師以現代人熟悉的考試經驗代替宗教的試煉，以同理心談信仰的急迫性；其見證的基本訴求，是以準備死亡代替現代醫學的無力療癒之痛。現代醫生加入此敘述行列造成的弔詭，科學與信仰之間的拉扯，消融於另一種修行的理性。

　　蕭麗華教授的論文則是意圖展開一條新的研究路徑，從宗教視角切入觀察李賀的心靈空間，並嘗試借用「魔幻書寫」的概念突顯李賀作品的特質，希望藉此得以連結詩人內在心靈的創作與宗教意識。蕭教授認為這種心靈意識無法以儒、釋、道的信仰傳統加以區分，作為創作過程到最後的生產，它必須是一個整體的心靈意識，最後化為詩人作品中「魔幻書寫」、「通感」、「幻見」的表述。

第六場

主持人兼引言人：王成勉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黎子鵬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論　題：壓迫與解脫──論清末時新小說《驅魔傳》(1895) 的苦難書寫
　　　　吳淳邦教授（韓國崇實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論　題：基督敎中文小說陳春生《五更鐘》中的苦難與死亡

　　黎子鵬教授首先介紹《驅魔傳》(1895)，那是一部由中國基督徒郭子符創作的清末時期新小說，故事以魔鬼與上帝在天上的角力開篇，以魔鬼的詭計為重點貫穿全文，圍繞中國晚清時期吳家、卜家、準家中的人物展開，再套上一個扣人心弦的姦情謀殺案。黎教授聚焦於小說著力刻畫的主要角色之一——雙大姐，以論說《驅魔傳》中的苦難書寫。雙大姐貌醜、腳大、生母早喪、繼母惡悍、婚姻不幸，堪稱中國女性受苦的集大成者。其尋求宗教寄託的過程曲折，但最後苦盡甘來，天理昭彰，暗示其人不僅在宗教意識上得到覺悟，同時也是影響群體和轉化社會的契機。《驅魔傳》對個體生命的關懷同時也表現在對社會醜惡的批判，對國家革新的期盼，並援引更宏觀的天啓敘事，以惡為魔，以除惡作為上帝戰勝魔鬼的表徵。留心於《驅魔傳》中試煉主題的表現方式與書寫特徵、苦難與善惡問題交疊互攝的關係，以及此書對於中國傳統宗教元素的借用轉化，黎教授認為，此作展示出中西合璧的苦難書寫特徵，體現了一次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學之間富創意的視域交融。

　　吳淳邦教授的論文主要處理《五更鐘》。這是一部美國監理會女傳敎士亮樂月與華人基督徒陳春生共同編譯的基督敎中文小說，1907 年於上海美華書館出版。《五更鐘》以林九如為代表，揭示華人之士人階層從不信基督到皈依基督的心路歷程。〈大凡八則〉表明此書的要髓爲「平安」二字，出場人物以「平安」與受難二元對立加以區分。主人公九如，其名寓有「福祿壽禧皆如意」的意義，但是他入敎前卻遭受種種磨難，面臨父子、婆媳、夫婦、子嗣，官場種種衝突、糾紛。五倫不和，九如不僅仕途不順，家庭也如地獄一般。諸般不幸，作者借龐鳳兮之口道出這些受難乃肇因於魔鬼的播弄陷害。吳教授再結合傅蘭雅徵文小說《驅魔傳》中群魔之形象分析，期能一窺晩淸基督敎小說中的聖魔觀與善惡觀。吳教授認為，融入「魔鬼」誘惑與人類原罪的主題，是晚清基督教小說中一重要的敘事特點。晩淸社會各種惡弊敗俗到處蔓延，這些小說多將其源頭解釋成是抗拒上帝、誘人作惡的「魔鬼」在作祟。

　　會議最後在與會學者對於宗教與文學研究的思索與展望中，逐漸進入尾聲。李豐楙教授建議未來可進一步將宗教儀式和圖像納入，擴展討論宗教與文學的面向。楊玉成教授綜合其研究經驗、感受與思考，談論宗教之於其文學研究的角色與意義。楊教授自認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宗教對他而言是一個他者的力量，是可以開啟、超越自身的一種力量。若拋開宗派教義，不同宗教背後或許有一個共通的東西可以探討。此外，宗教與文學並置時，會相互影響並改變。我們現在研究的文學已不只是純文學，而是廣義的文學，有宗教文本，有文學文本。有時我們討論一個文本，會忘了它原本的意義，即文學性何在？其實它的文學性是廣義的，一個文化文本，只要能對當時的社會、文化、不同階層有所觸動，就有文學性。

　　黎志添教授則分析宗教與文學研究必須面對的幾個重要課題。首先，黎教授認為面對宗教與文學的關係，我們應該強調「與」的面向，而未必需要強行聯繫二者。是否真的有道教文學？基督教文學？這些都是可以再深入檢視的問題， 而若要談宗教與文學的對話，最大的問題便在於如何界定研究的範圍與方法？Paul Ricoeur 曾從語言的角度切入，析論宗教語言、文學語言與哲學語言的差別，認為宗教語言和文學語言較為接近，原因在於兩者都充滿語言的想像力；用他的語彙說，即是宗教和文學語言皆屬 poetic language，此為兩者的共通性所在。尤其是中國文學語言中充滿了宗教的象徵、語彙、概念和實踐，因此解讀困難。誠如余國藩教授所言，研究《西遊記》必須了解道教的內丹世界，唯有深入宗教傳統，才能對文學的解讀更上一層。但困難的是，兼通宗教和文學的人是稀少的，現在很多文學研究是利用宗教研究的二手資料來套到自己的理解當中，能否進入原文的世界很成問題。對中國宗教的研究者來說，必須了解的是，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是聖俗不分的，不能用二元論（如西方的聖凡差別）來談中國人的宗教性。所以我們要訓練兼通兩方面的人才。

　　此外，學科的定位也很麻煩，宗教與文學二者背後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是不同的，研究者必須舉實例詮釋，必須有意識的自我批判，小心使用文獻。而當宗教研究者進入文學的材料時，不要以為裡面的宗教部分全屬真實，因為那常常是當時宗教圈外的人在寫內行人的東西，因此使用非宗教的材料來談宗教內部的事情，要非常小心。宗教研究和文學研究，自身的研究方法一直在改變，黎教授認為這是宗教與文學未來對話的挑戰。

^[1]Wendy Doniger O’Flaherty, Dreams, Illusions and Other Re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4), pp. 225 and 227.
^[2]齊格蒙．包曼撰，陳正國譯：《生與死的雙重變奏——人類生命策略的社會學詮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頁 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