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仁恕教授演講「日常犯罪的歷史分析：清代同治朝巴縣竊盜案件之研究」紀要

　　竊盜是人類社會中歷史最悠久也最常見的犯罪，在任何時節、地點都有竊盜案件發生，深切影響市井小民的生活，以及地方官府的社會秩序維護能力。然而受制於史料存佚與內容侷限的影響，史學家鮮少深入研究竊盜類的議題，以致較難窺見竊盜影響日常生活的全貌。四川省《巴縣檔案》是清代地方司法史料中，載述時間跨距大，涵蓋乾隆到宣統共七朝，民、刑案件分類詳盡的官方檔案。近年來《巴縣檔案》陸續整理出版，令學界得以從中逐步揭開清代百姓生活形態的神秘面紗。今日講題是巫仁恕教授與吳景傑博士合著的新書成果概要，書中大量徵引同治朝的《巴縣檔案》，對各類竊盜案進行統計與分析。在演講之初，巫教授特別感謝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無私、慷慨借閱《巴縣檔案》微卷以利研究進行。

　　在前人學者以《巴縣檔案》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巫教授嘗試運用歷史犯罪學、物質與消費文化、都市社會學與城市史的多元視角，更深入剖析清代地方社會生活。例如，夫馬進、吳佩林的研究中，呈現民眾提起訴訟的數量逐年增加，形成「訴訟社會」的特徵，並指出訴訟的時間與金錢成本非常高。傳統社會在儒家文化下反對「健訟」，一般百姓也難以負擔訴訟的相關規費，訴訟案件理應不高，然而實際上訴訟案件數量卻隨著時代不斷提升。這類社會風氣的形成現象，無法透過以往研究著重的「命盜重案」或「戶婚田土」這兩類案件來解釋。反之，經由「竊盜」的訴狀、審案過程，可發現箇中原由。

　　「歷史犯罪學」(Historical Criminology) 是結合歷史學與犯罪學的新意分析視角，注重個人能動性與整體結構的問題。例如，犯罪行為是高度的「理性抉擇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因為考量自我需求（通常是金錢）與情境因素後評估成本及效益，最後效益高於成本，導致犯罪的行為發生。同時，學者亦提出「日常活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指出「犯罪者」、「遏止犯罪者不在場」、「合適犯罪標的物」這三項因素是促成犯罪的情境。相對而言，另有「情境犯罪預防理論」(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認為加強控管犯罪的環境、時空、條件等因素，能夠降低犯罪機會，甚至達到預防的效果。

　　「物質與消費文化」是透過人類使用的物品與消費模式，來觀察社會的經濟狀態，如是否有奢侈風氣、人民生活水平、物質生產能力等。在史料限制下，早期無論是中國與西方的相關研究，多侷限於社會上層階級，如宮廷、高級官員或大商人等，一般百姓的消費狀況難有歷史紀錄。而《巴縣檔案》的竊盜案中，詳載被害者提供失竊物品名稱與數量的「失單」，以及捕獲竊賊後取得的口供與贓物品項。透過這些線索，可以逐步還原當時百姓的消費能力。以贓物品項為例，乾隆朝多為農產品、一般服飾、農作工具、牲畜等；到了同治朝則是貴金屬、精緻飾品，甚至洋貨的比例增多。更特別的是，持有者的職業與社會地位並非都是達官貴人，像是兵勇、佃農、雇工都能持有奢侈品，顯示中國的消費社會持續成長。

　　從竊盜案的內容，還可以反映城市與鄉村的生活水準，以及城市化的社會變遷跡象。從《巴縣檔案》可見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在重慶城的竊案數量顯著上升，而且集中於商業區與行政中心。從失竊物的類別來分析，可見城市比鄉村擁有更多高單價的物品，如玉器、眼鏡、骨董字畫等，說明重慶的城市化加速，人口增長與商業活動激增，百姓生活水平持續提高，本地人也習於外地人進出頻繁，於是有價標的物之可見性與可接觸性更高，導致竊盜犯罪的頻仍。

　　犯罪行為的發生，不可忽略軍事、經濟、社會等時代背景的關聯性。同治朝的重慶市，經歷太平天國殘部的擾動、教案的騷亂、糧價陡升、快速城市化的四大背景，造成竊案數量攀升。這與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提出的「迷亂理論」(Anomie Theory) 十分貼近。這提醒我們遭遇突發的社會變遷與重大事件時，傳統社會規範不再能約束人的行為，便導致迷亂與犯罪的發生。

　　然而日常犯罪的發生不一定與時代背景或社會變遷有關，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可更微觀地分析犯罪者的身分與動機。如最常見的經濟因素——貧窮、群聚的社會心理效應、標的物附近無人看守，都會讓人萌發歹念而行竊。從《巴縣檔案》整理出的竊盜統計來看，犯罪者身分比例最高的，仍是社會底層的「下力活生」者；但讓人意外的是，居其次者卻是受雇者，再次則是工商業主，後二者並非真正的窮人。此外，亦常見子偷父產、雇工行竊雇主家、鄰居行竊等，犯罪者的多元動機說明竊盜犯罪不能與經濟因素畫上等號。

　　分析竊盜案件的過程，可以知道哪些情境有利於犯罪發生。一些特殊節日因為人潮眾多，有利犯罪者渾水摸魚，如士子考期、市場開市、廟會節慶與婚宴。竊賊的標的物就是有價性、易攜帶、易於銷售的物品。竊賊取得贓物後鮮少自用，大多目的是要變現，銷贓場所就會是竊賊與捕役常見的交手處，如當鋪、市場、窩家。從被竊事主的身分來看，他們多是「中人之產」或「中人之家」，即社會的中間階層，僅有少數是富豪或官紳。這是因為官紳家中防備較嚴，除家人外更有許多家丁，鮮少無人在家的情況，致使行竊難度與風險更高。

　　此外，實際竊案數量應高於檔案所見，即存在所謂的「犯罪黑數」。事主之所以不報官，常見的因素如「贓微」，即被竊物品價格不高，訴訟的金錢與時間等成本遠高於被竊物；其次是時節，如「歲暮」是官府封篆不接受報案的時期；還有鄉村的被竊事主必須渡河進入縣城報案，除路途不便外，更有交通意外的可能。因此，鄉村被竊事主在比較取回失物與意外風險的情況下，會傾向不報官，導致實際竊案多於官方記載的狀況。

　　論及清代官民對犯罪嚇阻的機制與效果，從官方的律例刑罰、縣衙捕役、柵欄，到民間的保甲、團練等機制，能否有效嚇阻犯罪？犯罪學有「嚇阻理論」(Deterrence Theory)，認為懲罰（刑罰）必須具備嚴厲性、迅速性與確定性，始可有效避免犯罪發生。從同治朝巴縣的竊盜案例中，清代律例時常更動與增修，對犯案次數越多、取得贓物價值越高者，其刑責越重，甚至可以絞監候，符合嚴厲性。但實際執行上有許多困難，如人證、物證、贓物其中之一未齊而無法開庭，或是失主不願久候，導致訴訟延宕而沒有下文。尤其城市中充斥著流動人口，當犯罪者離開城市後，跨越省縣轄區的追捕變得十分渺茫與耗時。就迅速性與確定性來看，難以符合嚇阻理論另兩項標準。

　　綜合而言，同治朝面臨太平天國由盛轉衰的階段，社會秩序依舊混亂，同時因戰亂導致米價、物價騰貴，產生眾多失業人口，造就犯罪者成長的環境。但從巴縣的案例中可知，官方與民間的治安機制並非完全崩潰，而是社會變遷過於迅速導致力有未逮，故為避免牽連無辜，以審理條件齊全的案件為優先，並透過更多行政措施來預防犯罪。全書希望透過對日常犯罪的探討，開拓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更加重視民間社會的結構變化。

　　巫教授演講結束後，由評論人伍躍教授發表讀後感。伍教授先是指出日本學界在面對同樣課題時亦有史料缺乏的遺憾，並引用陳寅恪「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之言，肯定此書研究成果的創新與不易。其次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分類事主與竊賊的身分，憑據的標準是什麼？如「學徒」與「下力活生」、「基層組織領袖」與「士人」，他們之間生活形態十分接近。同時，「士人階層」、「監生」又可能有多重身分，其兼具「商人」、「公務人員」、「工業」、「運輸業」、「服務娛樂」、「基層領袖」等，皆有例可循，顯示傳統中國社會成員在身分上的多樣性與交叉疊合。二是從同治朝《巴縣檔案》中能否看出統治機能的強弱變化，或某一官員的審案能力？伍教授以同治朝巴縣團練負責人何輝山向知縣提交的團規為例，顯示官府與團練對地方治安維持能力的博弈經過。何輝山所擬的團規原文之一，對嫌犯的處理要求「憑團公罰」，被官府改為「指名稟究」，其它項目更有增列「必須報官」。顯示團練鄉紳熟知官員的需求與難處，藉此獲得更多自治權力，而官員必須借助團練等地方勢力維持治安，但要避免奸民挾制官府，故以明文規範為最低限度來維持官方高度。

　　巫教授感謝伍教授的提點，並回覆提問。如在身分判別上，事主可能有多重身分，身分的分類係根據狀紙上的自稱為先，至於竊賊的身分則較為單純。但如同伍教授所言，「學徒」與「下力活生」仍存在區別，「學徒」擁有專業技能，甚至有同業工會組織，「下力活生」則主要以無技術性勞力付出的個體。巫教授同意縣官與地方勢力的博弈問題十分值得探討，認為以英文的協商 (negotiate) 來形容，十分適合呈現雙方爭奪維持治安主導權的過程。從訴狀內容的演進來看更為明顯，十八世紀的狀文十分樸素、格式化，而十九世紀則文采洋溢，顯示民眾爭取自身權益的觀念不斷提升，此導致訴訟案整體的時間拉長，呈現好訟的社會現象。

　　最後，開放現場與線上學者提問，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張寧、孫慧敏、廖小菁、馬騰、謝歆哲等教授皆陸續提出建議與疑問。例如關於犯罪現場的類別，或可再進行統計分析，尤其碼頭這類人員複雜與貨物流動龐大的場所，碼頭工人應是竊賊大宗。另外，案件審理過程耗時，嫌犯在牢裡死亡的機率高嗎？從物質與消費文化的角度來看，商家或個人有無帳冊可供對比分析？可拿其他城市的檔案來對比犯罪與社會型態。犯罪者有無幼童？重慶市為移民城市，外來人口眾多，是否有本地人把罪名推給外地人或移民的現象？

　　巫教授回應，碼頭確實是可深入研究的場域，但在研究過程中，已知的碼頭水手、腳伕反而鮮少偷竊，因其有一定的派系跟組織，在職業規範下不會有群體甘冒破壞商譽的風險。案件審理規範中，必須抓拿全部竊賊同夥始可釐清案情，而牢獄的生活環境惡劣，嫌犯在一個月餘就死亡的情況不少，這也是破案率低的因素之一。清代的帳冊、帳簿雖可提供分析，但現存數量甚少，僅能呈現個案分析，不如《巴縣檔案》可做大範圍統計的運用。巫教授感謝與會者提供的建議與分享，最後由於時間因素，無法一一細部回應與說明。最後總結，日常犯罪是值得持續開發的研究領域，希冀藉此書喚起學界對犯罪史的重視，並透過司法檔案來探析社會結構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