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康培德教授

　　康培德教授，專長為歷史地理學、族群史與區域研究。歷任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教授兼該校教務長、國立花蓮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系主任等職務，現為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人員。主要著作為《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1999)、《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一) 荷西明鄭時期》(2005)、《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2016)，與相關學術論文數十篇。

一、學術興趣的摸索

　　康教授自言在高中之前大多時間都花在課餘活動上，並不喜歡讀書，而後大學聯考雖然考入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但因為當時文大地理系偏向甲組，尤其重視地質學，他開玩笑說當時只分辨得出鵝卵石和大理石。由於並非興趣所在，曾嘗試想轉系至法文系等外文科系，並大量選修外系的課程，然而因為制度上的規定沒有成功，最終還是在地理系完成了學業。

　　1988 年大學畢業前夕，時值臺灣補習班的發展盛況，不少大學朋友都出去開設地理補習班，但康教授認為自身中文不好、板書不佳而未投身其中，最終選擇出國求學、攻讀碩士。在 1987 至 1988 年間畢業後報考預官時，雖然國文考科的成績不好，但中國現代史的成績卻非常高分，康教授認為或許他從這時候開始，已經默默對歷史產生某種程度的興趣。

　　撰寫論文的時候，指導教授是一位出身馬來西亞沙巴、卻有著強烈海南島祖籍認同的美籍教授。作為一位生長在戒嚴時期的臺灣人，康教授對於指導教授的認同意識十分好奇，也接受了教授最初所指派的關於臺灣與海南島的經濟發展模式比較的論文題目。但之後因海南島在中國天安門事件後特殊的角色引發的問題，原先用於論文研究的基礎材料無法使用，碩士論文只好改成以臺灣的經濟發展模式為主，就「歷史經驗」的主軸進行海南島跟臺灣之間經濟發展脈絡的比較。論文撰寫過程牽涉臺灣歷史，因而對臺灣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與變遷產生興趣。

　　康教授笑稱當時許多非文史科系的留學生對臺灣史的誤解和欠缺認識甚深，甚至有人曾誤會荷蘭統治過臺灣數百年。在閱讀各種文獻後，康教授探索臺灣自荷蘭時代以降經濟政策的發展歷程，並藉此進行臺灣與海南島經濟發展模式的概略比較，順利完成了碩士論文，也萌生了進一步攻讀博士的想法，並自 1992 年開始申請學校。回首這段過往，康教授認為他在美國就讀碩士期間雖然還沒有預料到未來會與臺灣歷史產生深刻的連結，卻已逐漸產生進一步接觸與探究臺灣歷史的興趣。

二、歷史地理學的訓練

　　1992 年碩士畢業之前，電腦打字軟體開始普及，加州臺灣人社群也開始推廣臺語軟體 TW 301，基於好奇康教授也開始學白話字，也因為這層關係讓加州臺灣人社群認識到他。當時恰逢夏威夷大學的語言學家白樂思 (Robert Blust) 教授正與李壬癸教授合作，在臺灣從事南島語言的田野調查，需要一位同時精通英文和臺語的助理，康教授受到推薦，在暑假時期與白樂思一同前往日月潭進行邵族的調查。這段經歷不僅讓康教授學習了簡單的南島語結構和初步接觸了平埔族的相關知識，也深受白樂思教授工作第一的嚴謹個性，及其歷史語言學的知識和研究方法之啟發，反思過往臺灣的訓練方式往往鎖定在一個既定學科領域之內，缺乏跨學科領域的方法與學識，而深感拓展研究視野的必要性。

　　在申請博士的過程中，舉凡歷史地理、文化人類學、計量地理學分析等領域都在康教授的申請名單之列，當時的系主任認為他的申請沒有明確方向，建議應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取向和興趣。幾經思索後，康教授決定放棄已獲得獎學金、但偏向計量研究取向的俄亥俄州立大學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改前往當時是歷史地理學研究重鎮的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然而康教授也提到，在他入學之後明尼蘇達大學的歷史地理學研究，也受到時代變遷的影響，逐漸加重都市研究、發展理論，並轉向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等領域。

　　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康教授選擇與友人一同發起臺灣同學會，而非參加中國同學會，當時並投注許多時間從事文史類的讀書會與其他活動。也因臺灣同學會的運作，體驗了作為臺灣留學生被「關心」、查訪的經驗。

　　在研究上，指導教授是位研究早年北歐移民遷入格陵蘭等地的歷史地理學教授，在他底下學習到歷史地理學的理論，以及歐洲歷史地理如何處理人口遷移、移民等研究方法，以此進行早期臺灣史的研究。之後研究主題縮小為荷蘭時期臺南一帶的平埔族群後，又進一步受益於專研北美原住民歷史地理，以及中美洲、大洋洲歷史地理的論文口試委員。

　　對康教授而言，即便他已接觸過部分荷蘭時代的臺灣史，卻仍是一個充滿迷霧的過去。當時恰逢《熱蘭遮城日誌》第一、二冊發行，便在美國購入此書作為基礎，加上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豐富的館藏，以及東亞圖書館 (East Asian Library) 收藏齊備的中文著作，逐漸讓研究得以起步。加上先前二次跟隨白樂思教授進行平埔族調查的影響，以及明大歷史系推廣的近世初期比較世界史課程，讓康教授得以順利完成論文。康教授在參加了暑期課程學習荷蘭文同時，從而結識了當時正在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攻讀博士學位的歐陽泰 (Tonio Andrade)。此外，指導教授也建議學士與碩士都鑽研地理學的康教授，在修完地理學的必修課程後，應加強歷史學與文化人類學的相關背景知識，因此康教授也到歷史系修了研究明史、東亞史的范德 (Edward L. Farmer) 教授、近世初期歐洲史與荷蘭史的 James D. Tracy 教授等開設的課程，而日後他們也成為康教授博士論文的委員。

　　要言之，康教授之所以會從事荷蘭時代平埔族的研究，主要是因為碩士時期對臺灣早期的經濟發展產生諸多好奇，而啟發他對於荷蘭時代歷史的興趣；而後又受到白樂思教授的影響，相較於經濟史，更對於平埔族群史感到興趣；再受到曹永和院士等學者的著作以及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的 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熱蘭遮城日誌》等史料之影響，最終決定將焦點置於荷蘭時代的臺灣平埔族，以跨領域的視角來認識當時的早期臺灣史。

三、教學與研究

　　因友人推薦，1996 年康教授取得了花蓮師範學院的工作錄取通知，在短促的時間內完成學位論文後，返回臺灣任職。由於在東部任職，加上博士論文研究荷蘭時代的臺南平埔族群，引來社會領域公民科同事的好奇與詢問，並希望能多了解花蓮在荷蘭時期的歷史，因此康教授回臺後向國科會連續申請兩年的研究計畫，開展了花蓮地區原住民的歷史研究，也成為 1999 年出版的著作《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之寫作契機。

　　在明尼蘇達州時，康教授曾有在鄉間被小朋友視為印第安人的經驗，還有次與一群臺灣留學生在郊外的速食店，聽到鄰座高中生描述某位數學系友人，說「他皮膚很白，但他不是白人」(He is very white, but he is not a white) 的評論，令他印象深刻。這些經驗讓他對於他者的認知、概念與意象產生興趣，也讓康教授開始思索人類學、歷史學、原住民以及認同等課題，進而影響未來關於人群對於「我是誰？」的概念之探索、理解與認識。

　　回到臺灣後，康教授沒有中斷他的思考與學習，並指出臺灣學者非常重視與強調歷史材料的解讀和運用，這點與過去在美國所學非常不同，自身也從許多師友身上獲益良多。例如同樣採取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的施添福教授，主要從事十八到二十世紀的研究，雖然兩人研究的時代有所差異，卻是康教授獲益頗多的借鏡，也是日後從事地名研究的契機。又如翁佳音教授也對康教授在認識實證史學等諸多史學理論上有所幫助，同時翁教授對於歷史材料、小人物和語言地名的重視，也讓康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已故的人類學者李國銘教授對於屏東的研究與分析，也給康教授帶來不少衝擊，特別是李教授的研究只透過有限的材料，就能架構出條理分析的解釋，勾勒出史料不足之處的圖像，讓康教授理解一名好的研究者，必須要能夠點出原始材料背後的弦外之音，同時也成為影響他日後從事屏東研究的機緣。無論如何，康教授認為歷史終究要回歸歷史現場的「人物」身上，所以他想要探究的是底層社會與人物的聲音，並認識和理解被忽略的人物的歷史。

　　近年來，康教授除了臺灣史之外，也開始探索東南亞的歷史。會有如此轉向的原因，起因之一是他跟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團隊，前往馬來西亞與華文教學的獨立中學討論如何系統編寫本土化的地理教材，到馬來西亞進行田野調查有關。這段經歷刺激他重新思考臺灣史的研究視野，亦即把「閩浙臺的臺灣」變成「東南亞的臺灣」，把臺灣從過去習以為常的閩浙臺區域拉出去，放進更大的歷史視野中。從人口移動的角度來看，同樣從中國原鄉離開，移民為何會選擇不同的落腳地？而去到東南亞的人群與來到臺灣的人群，又會如何因應不同的統治、社會制度與在地文化慣習，最終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因此近年來在越南所搜尋到的有關明鄉人的民間材料和文獻，以及馬來西亞當地所觀察到的語言現象，都給康教授帶來反思臺灣早期歷史的可能性。

　　1996 年回到臺灣展開教學生涯後，康教授認為教學與研究是相互影響的，準備教學的過程本身也是一種學習，尤其出身地理學的背景，使他在教學的過程中時常構思該如何在教學現場中，把歷史學和地理學適時切換教授給學生，又什麼時候應該把哪一邊的思維當作主軸，或是該如何適時把二者相互結合，提供給學生更豐富的觀點和想法。

　　同時，康教授對於未來的臺灣史學術發展和教學也有一些想法。例如如何讓學生對於歷史可以產生興趣，進而培養歷史研究人才，康教授認為一個更加開放的體系，可以讓學生多元的發展，並且有機會訓練學生可以使用包括文字學、語言學、考古學等各種素材，更全面地去討論歷史。康教授從其個人經驗指出跨學科的取向是有意義的，如地理學重視空間屬性，而歷史學強調檔案和材料，若能夠綜合性地學習，或許更能培養出新一代的研究者。但在進行跨學科的對話之後，若歷史學最終只淪為驗證理論的素材而已，則十分可惜，因為無論理論框架如何使用，最終都需要回歸史料本身，藉此提供更全面的討論。這些想法與觀點，或多或少都與康教授在博士階段受過各種「混亂」的訓練有關。

　　最後，作為一位地理學背景出身，並以歷史地理學作為研究旨趣的學者，康教授對於歷史地理的研究與未來發展頗為悲觀，特別是一些相關領域的系所或學校已不再開設此類課程，是他覺得相當可惜的一點。總而言之，從一位對讀書沒太大興趣的學生，到今日成為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者，康教授在各個時期受到不同學者的影響與啟發，加上對於認同這個議題的反覆思量，促使其走上早期臺灣史研究之路。他也認為不需要侷限在單一學科範疇之內，因為縱使史料再多，還是需要跨學科方法的幫助來進行解讀與闡釋，才有助於臺灣史的理解和深化。近年來康教授跨出臺灣走向海外研究，正是希望能藉由移民社群各種變異上的多元詮釋，更加認識臺灣以及這塊土地上的各個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