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真教授演講「風聲與文字：從歌謠運動回思非漢語的漢字傳述」紀要

　　胡曉真教授本次演講以〈風聲與文字：從歌謠運動回思非漢語的漢字傳述〉為題，延續其對中華帝國邊緣族群的關注，並以歌謠運動為例，檢視非漢族群的漢字傳述歷程。胡教授首先解說當代學術所謂「漢字文化圈」(Sinosphere)，一般指歷史上菁英階層使用漢字並以「文言」(literary Sinitic) 作為主要表述工具的地區，除傳統中國外，大致包括朝鮮、日本、越南等東亞各國。現在有學者進一步區分「漢字圈」(Sinographosphere) 和「漢字國際」(Sinographic cosmopolis) 之差異，前者偏向漢字本身的傳播與衍異，後者強調漢字構成的文言所造成的跨國文化共享。本研究的兩個發想起點，其一來自歌謠運動的學術話語背景，亦即出於學術信念，產生這項自發性、集體性的運動；其二涉及漢字文化圈的延伸思考，包括東亞各國使用漢字——含文字、語音，中國內部階級、民族、語言的多元性，以及歌謠運動的文字實驗，如何表述地域與民族的聲音。

　　胡教授指出二十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中曾引領風騷的歌謠運動，是史上第一次中國學人出於學術信念，自發性集體蒐集歌謠。北京大學在 1920 年成立歌謠研究會並出版《歌謠週刊》，刊載從全國各地蒐集的民謠。歌謠運動全盛時期，顧頡剛發現專門收錄廣西民謠的《粵風》並為之傾倒。中國俗文學研究者鍾敬文隨後出版該書，還將書中收錄的粵地漢語方言或非漢民族語言的民謠改為現代漢語。《粵風》一書的發現，是歌謠運動的重要事件。

　　鍾敬文曾撰文回顧歌謠運動的宗旨意在摧毀舊文學，建設新文學，與形塑現代中國國家敘事。民歌學者期待以方言豐富國語的文學，但另一方面則面臨如何記錄方言的難題，也就是必須處理「表音」(phonography) 的問題。當時知識分子對「方言」的興趣受晚清章太炎《新方言》的啟發，《新方言》的宗旨是博考方言，尋其語根與本字，章太炎追求聲音及言文一致的想像，與白話文和新文學運動有相通之處。然而，章太炎所言之方言，與歌謠運動所稱之方言，以及所謂過去歷史上的方言，是否所指皆同？

　　第一部記錄「方言」的著作，可追溯到漢代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該書採集的詞彙包括中原漢語與周邊民族的語言。中外語言及文化的接觸，帶來更多漢字「實驗」。歷代漢字紀錄非漢語最明顯的實例，莫過於佛教傳入過程中梵語的翻譯。《東觀漢記》記載「笮都夷」在東漢朝貢時獻上三首歌曲，該書的記載後為范曄《後漢書》引用。歷代的文字記載，有的記音，有的意譯，夷言、華語如何對照呈現，歷代不同作者有不同的「重譯」方式，取捨之間，值得玩味。遼代以降，諸多非漢民族與漢族的密切交往激發了翻譯大潮，明太祖下令編纂一部蒙古語的辭書，此即首出的《華夷譯語》。清代乾隆皇帝指示，每一個外國或非漢詞彙的發音與字義須以「漢文」（而非滿文）註記，藉以展現超越語言差異限制的「同文盛治」。

　　胡教授說明，當面對的是非漢語的口語時，必須經過「重譯」的兩層程序：漢字表音、漢字釋意。漢字有多種衍異形式，除「漢字」之外，另有由漢字衍生出來的所謂「漢字系文字」。首先，關於「漢字」，考慮到「中國」與 “Chinese” 內涵的多元性，近期學界以「漢字」“Sinitic script” 取代慣用的「中國字」“Chinese character”。漢字有極高比例是由兩個或以上的部分合組之複合體。漢字系文字的造字，經常將這些漢字的部分重新結構組成新字，但也會利用假借、修改或簡化等方式。「漢字系文字」又稱為 “Sinoxenic script” 或 “hanzi-type script”，胡教授比較同意以 “Sinoform” 表示。在北方，有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南方則有壯字、白文、字喃；另外，朝鮮可見吏讀，日本有萬葉假名。可說每一個漢字系文字的創造，都是一個文化碰撞的過程。諸多系統的漢字系文字，正說明了漢字內部的多元可能，也引領我們重省近年學術熱門話題「漢字圈」的概念。

　　在此基礎上，胡教授帶領我們探索《粵風》及《粵風續九》關於表音與文字書寫的諸多豐富議題。《粵風》一書是歌謠運動中的討論焦點之一，李調元署名編輯的該書序文中，提到一部名為《粵風續九》的書，引發有關《粵風》文本來源的長期討論，直到在杭州圖書館發現一部 1663 年出版的《粵風續九》刻本後，真相大白。新的材料清楚說明，《粵風續九》是一群以吳淇為首的康熙年間學者共同纂輯的歌謠集，當時吳淇正在廣西任官，此書手稿輾轉從宋犖傳到王士禛，再贈予陸次雲，時代更晚的李調元從《粵風續九》選錄部分作品編為《粵風》。

　　胡教授指出，《粵風續九》的關鍵意義不只記錄了「民間」，更表述了「邊緣」，而且還將這邊緣的民間之音，視為文學經典楚騷的延續。這部手抄歌本，內含非漢人的土音、土字，是一部媒介漢人與非漢人的文化交流抄本，在此歌本中，得以「聽見」民族的聲音。《粵風續九》全書依歌謠的種類分為五卷，而在記錄不同類型的歌謠時，使用漢字的方式並不相同。這五卷分別是「粵風」、「猺歌」、「狼歌」、「獞歌」與「雜歌」。

　　「粵風」記載的是潯州一代的漢族民謠，編輯修和提到他行至潯州時，深為當地「土人」之音所撼動，他更相信這歌聲保存了中原的上古遺音，因此便開始蒐集當地歌謠。偶爾也碰到手抄的歌本，只不過其中充滿「土音」、「土字」以及錯字。修和不假他人之手，「余抉其尤者若干首，正其差訛，土字易之，土音稍微釋之，而批評其指趣，目之曰粵風。」修和並呼籲有志者共同加入調查蒐集工作。

　　「狼歌」為「狼人」的民歌，所謂「狼人」乃壯族的一支。編者修和說明狼人青年男女有「倚歌自擇配」的習俗，所以歌謠多為「情詞」。狼歌有「曲折宛轉，喃喃呢呢」的特色，其歌詞「土字土語，十常八九」，必須「譯而翻之」，讀者方能通曉。修和雖自陳編者並未翻譯或評論，縱然字字識得，卻不能理解歌詞的意思。但「狼歌」卷其實附有詳細的註解。儘管當代研究者指出，《粵風續九》提供的註解與翻譯有很多錯誤，即使如此仍可看出編者與評解者解讀之用心。

　　「猺歌」收錄瑤族的歌謠，編者為趙龍文，他因故到朗寧（今廣西南寧一帶），當地猺、獞各族與漢族來往親近，因而有機會聽到他們「綿蠻宛轉」的歌聲，且受了修和的啟發蒐集歌謠。「雖賞其聲，未諳其義」，據他的觀察，猺歌中有十分之三是「土語」，所以他必須略作解釋與翻譯。因瑤族與漢族接觸交往已久，所使用的語言已是漢語與瑤語的混合，吸收了很多漢語詞彙，或許因為如此，瑤族並未發展自己的文字系統，而是使用漢字，有時也借用漢字表達瑤語語音。

　　「獞歌」收錄僮族（即壯族的舊稱）的歌謠，編者黃道禎在序文中討論如何救古詩於危亡之中，他認為當時的詩面臨四種限制：「拘於理」、「拘於韻」、「拘於律」、「拘於字」。黃道禎見《粵風續九》所收歌謠中，獞歌尚未註解翻譯，聽聞有一位高齡一百三十歲的陸氏老婦可解獞語，便前往拜訪，通過陸氏略曉獞歌詞意後，深深讚嘆獞歌超越了前述的四種限制，「觀其字則土音，不必出於典籍也」，即僮語詞彙是這些歌謠的主體。

　　胡教授指出《粵風續九》的漢人編輯群經常流露華夏中心的偏見，在《粵風續九》緊接吳淇總序的是五組組詩，作者都是吳淇在潯州的同僚，他們觀看當地非漢族群的視角充滿文化偏見。前三組詩題為〈百粵蠻風詩〉，以三十個關鍵詞寫廣西各民族，而其中多有病、蟲、蝨、蠱、臭等負面詞彙。雖然不乏中性的關鍵詞，如：天、雨、雪、花、樹、菜以及豬、馬、鳥等動物，還有節慶、婚姻等，然而詩人的眼光不脫與中原地區及華夏文明歧異之處。漢人學者面對挑戰漢字正字的「蠻字」，難免好奇、輕蔑，但偶爾對當地民族新創的文字有所肯定。

　　胡教授在結語中提出漢字的開放性問題，指中國的民間聲音在沒有以文字記錄的情況下，絕大部分早已流失，但不可忽視歷史上一直有藉蒐集歌謠來達到文學、道德、政治目的的傳統。若要將方言方音唱出的歌謠以文字記錄下來，口頭聲音與文字書寫之間的緊張關係就被突顯了。在中國的邊緣地帶，當漢族文人親歷非漢的聲音，有些人接受挑戰，試圖以漢字來記錄非漢語言的聲音，甚至有些人更進一步，直接面對當地非正統的漢字系文字的文本。這其間民族、文化、制度與情感都發生吸納、徵用、包容、抵抗、共處、互動等種種不同甚至矛盾的情形，這對當代中國而言仍有極高的參照價值。而就當代的華語文學創作來看，不論是王文興小說以文字（包括新創字）表現精確音韻的努力，或張貴興小說對文字、物象、聲音、語言的探索，亦在在提示我們漢字形、音、義的構成中，風土與聲音的特殊連結。

　　在演講後熱絡的詢答中，胡教授進一步補充《粵風續九》編輯群之身分及社會地位，指編者或為朋友，相互熟識，他們的官職不高，大約只是在地的中下層文人，卻為王士禛所欣賞，因而有此合作成果。另外，胡教授論文一開始所提的「內部多元性」也引發討論，究竟此「內部」是中華帝國的內部，還是漢字圈的內部？又，文末提到王文興、張貴興的創作，似乎是要處理漢字圈內部的問題，是否有意導向異文化接觸涵化的課題？胡教授答覆，撰寫本文之初所設想的多元性，就是相對於東亞漢字圈的「西南」漢字系文字，亦即傳統中華帝國疆域裡漢字表達的多元性。在探索過程中，確實出現漢字本身的多元性問題，但因為涉及文字學、音韻學等訓練，只能期諸未來。至於文末所提王文興，無疑是位漢語寫作者，他極重視聲音的描摹，甚至自創漢字模仿聲音，很難予以忽略。因此，思考漢字的可能性時，這類文本有納入討論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