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偉先生演講「《清文全藏經》的多語言文獻學特徵與清代滿蒙藏佛教交流」紀要

 
講題: 《清文全藏經》的多語言文獻學特徵與清代滿蒙藏佛教交流──從跨斷代跨語種之歷史文獻學談起
主講人: 孔令偉先生(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主持人: 王廷宇教授(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時間: 2019 年 9 月 10 日(二)上午 10:00 至 下午 12:00
地點: 輔仁大學宜真學苑二樓博物館學研究所 宜真空間
撰寫人: 王郁棋(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生)
 
孔令偉先生演講「《清文全藏經》的多語言文獻學特徵與清代滿蒙藏佛教交流」紀要
 

 

  璀璨的亞洲文明是世界文化的精采篇章,在這雋永如史詩的扉頁中,宗教交流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它連結起東亞、內亞、南亞以及東南亞這些區域;而佛教則中介了不同文化與社會,對這些區域內的文明產生深遠影響。

  目前學界有不少學者聚焦於亞洲文明與佛教交流的成果領域,而輔大博物館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在今年 (2019) 四月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邀請敦煌研究院樊錦詩榮譽院長來臺談論敦煌文物保護,深刻意識到亞洲佛教與文明的議題實際上也是博物館研究與展示時應關注的話題之一。故本所今年與故宮南院合作的博物館人才培訓計畫中,就從博物館研究與展示的面向切入,辦理亞洲佛教與文明的系列演講。系列演講首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孔令偉先生,以乾隆皇帝基於漢、藏、蒙古文大藏經版本轉譯為滿文所刊刻的《清文全藏經》出發,討論佛教在滿、蒙、藏族群互動關係中扮演的角色。

  孔先生從大學便開始研究清廷翻譯之多語種佛教文獻,對清代佛教傳播的研究已投注許多心力。他首先從清廷如何運用多語種文獻學的方式處理佛典翻譯詞彙,試圖說明滿人理解佛教實際上有著具體的歷史脈絡可依循。通過梳理佛教文獻學中顯密二宗的基本概念,闡述清朝官方如何理解並運用佛教文獻。例如以滿文《金剛經》為例談顯宗傳承,指出陳寅格〈與妹書〉中提到「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其立論點是這些歷代翻譯的漢地僧人多不熟悉梵文,因而錯誤百出。講者認為實際上清代佛教界對於《金剛經》的認知較前代更為深入,從滿文刊刻的《全藏經》翻譯中可知,當時譯者曾系統性地吸收、比較漢、蒙、藏文諸文本,而後仔細譯為滿文,並且盡可能通過滿文音寫還原梵文名相。據孔令偉研究,《清文全藏經》的滿文譯本實際上最初是由乾隆帝與章嘉國師親自合作完成,因此翻譯質量較高。

  然而,《清文全藏經》的整體翻譯過程中尚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清廷最初翻譯遇到多項問題,其中一項便是多語種的佛教文獻間有許多無法對應之處,因此滿文譯本中有許多漢文諸本沒有的內容。因此與其說《全藏經》主要是參考漢文佛經譯為滿文,不如將其視為藏、蒙、漢諸語版本的精校本。譬如《清文全藏經》所收錄的《金剛經》,其中佛教名相多用梵文對音而鮮有漢文借詞,且在文本中也發現許多藏文以及蒙古文的借詞;最後滿文本《金剛經》文末有藏傳密宗《金剛經心咒》,但漢譯本則無。結合其他語文學線索,可知《清文全藏經》版《金剛經》的滿文部分主要係參考藏文《金剛經》翻譯而來。

  除了分藏兩岸的《清文全藏經》版本外,講者亦在美國發現乾隆御製四體本《金剛經》。關於乾隆御製四體本中的滿文翻譯,是乾隆帝本人隨章嘉國師學習佛法時,根據「西藏舊本」與諸漢文譯本對勘而來,且是在章嘉國師的指導下將藏文與蒙古文慢慢翻譯成滿文,最後被收錄至《清文全藏經》中。值得注意的是,後來《清文全藏經》中所刊刻的版本不時存有謬誤,講者解釋,《清文全藏經》的翻譯實際上是一種動用國家力量的政治工程,其中除了蒙、藏、漢僧人外,還動員了滿洲與蒙古的筆帖式參與其中。根據現存滿文檔案,這些尚未經過充分佛教知識以及多語種訓練卻參與翻譯計畫的人員,主要是為了後續升官銓選的動力才加入,例如有些文書抄寫人員在快速培訓後就被投入翻譯計畫。這種大規模的國家工程下,或因時程、或因管理的問題造就了良莠不齊的翻譯品質,滿文譯本因此時有不通順和用詞錯誤的地方。

  在上述歷史背景下,講者觀察出乾隆帝推動編譯《清文全藏經》的動機,也許與「盛世修史」的概念有關。乾隆是清朝入關以來第四位皇帝,統治期間政權穩定、經濟繁榮且文化高度發展,然在國富民強的環境下卻出現了滿語成弱勢的問題。為了復興滿語,並彰顯滿文化並不劣於漢文化,因此透過大規模國家工程來影響民族思想和落實宗教文化政策;更重要的是,向四海傳達「本朝即盛世」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施政概念體現出清朝與現代國家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與延續性。

 

 

  接著,講者就《楞嚴經》的真偽話題,提到自己多年來從事研究的中心思想。千百年來,學界對於《楞嚴經》的真偽之辨尚未停歇,現場也有聽眾提問,然而講者提到,對於歷史學者而言,鑽研《楞嚴經》在宗教意義上的真偽並非其主要關懷,而是將研究重心放在《楞嚴經》背後的歷史淵源和政治意義。

  那麼究竟《楞嚴經》背後的歷史脈絡和政治意涵為何呢?首先就語文學層面探討〈楞嚴咒〉與〈白傘蓋陀羅尼〉的勘同。講者指出〈白傘蓋陀羅尼〉與〈楞嚴咒〉具有對應關係,比如沙羅巴 (shes rab dpal) 譯《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中,《大正藏》第十九卷 976 號寫道「無敵大勢力,暴惡大力母」;便可對應真智譯〈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中,《大正藏》第十九卷 977 號寫道「無有能敵大緊母,大掇朴母大力母」。而在對應關係中,其中藏文為意譯,漢文為音寫,清廷官方在頒布《大藏全咒》時也因此將漢、藏文本視為同源文本。此舉原因在於乾隆帝本人認為漢文音寫梵咒不夠準確,不若參考藏、漢文本後用滿文音寫梵咒,這個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亦體現出特定的意識形態。一方面乾隆帝暗示西藏也是清朝統治下的領土,才有把《楞嚴經》從漢文翻譯回藏文的舉措出現。在清代過去其他佛教經典中,多半是藏文經典被翻譯為漢文,鮮有漢文經典被譯成藏文並收入藏文《大藏經》的例子。在乾隆帝主導下,章嘉國師將《楞嚴經》從漢文譯回藏文的特殊案例,背後實際上有著相當深刻的政治意涵。

  而關於清廷通過漢、藏佛教交流進而改寫歷史記憶的現象,講者就乾隆帝對佛典傳譯所採取的立場提出個人研究觀察。乾隆五十一年 (1786),乾隆帝五巡五臺山時,為自己所作〈梵唄〉一詩所下的注解中,乾隆將唐僧取經途徑西域的路線修正為經雲南至天竺,似乎有意抹滅佛教在西域傳播歷史的意圖。但在乾隆二十六年 (1761) 所立的〈重修萬壽寺碑文〉中,卻又提到佛教在西域的傳播。那麼為何乾隆對於佛教在西域的建構會有如此龐大的立場落差呢?原來在乾隆三十三年 (1768) 所作的〈翻譯名義集正訛〉中,乾隆提到「回部本自有回經,不信佛教,不宜有名僧譯佛經之事」。由此可推測乾隆在消滅準噶爾後,由於想避免當地原有信奉佛教的準噶爾政權死灰復燃,因此試圖透過官方力量改變世人對準回的歷史詮釋。

  最後,孔先生從本次演講提到幾個經文翻譯之考據、比較,甚至是關於經文「真偽」的辯論為例,勉勵在場的同學:「一個好的策展人不該只描述藏品的外表,同時也應向參觀者介紹文物背後的故事以及更深入的歷史脈絡。」希望藉由多語種佛教文獻的考察以及比較過程,同時結合博物館學文物的詮釋資料領域,鼓勵博物館學相關科系的同學未來在參與或主導策展時,同時並重藏品的文物價值以及歷史價值,以期能夠豐富展覽的深度和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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