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民教授演講「近世近代儒教和基督教交涉的歷史經驗的反思——《西教東漸と中日事情》的成書背景之介紹」紀要

 
講題: 近世近代儒教和基督教交涉的歷史經驗的反思——《西教東漸と中日事情》的成書背景之介紹
主講人: 陶德民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
主持人: 李明輝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與談人: 田世民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時間: 2019 年 7 月 19 日(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三樓會議室
撰寫人: 詹宜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陶德民教授演講「近世近代儒教和基督教交涉的歷史經驗的反思——《西教東漸と中日事情》的成書背景之介紹」紀要
 

  陶德民教授,畢業於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曾於哈佛大學賴世和日本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目前任職於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總合人文學科,主要研究日本與中國思想史,關注明治時期的漢學家與中國的交流與互動,著有《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2007) 及《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中国学の始まり―漢学の革新と同時代文化交渉》(2017)。陶教授也長期關注近代以來東亞世界基督教、儒教、佛教等宗教衝突的問題,於今春出版《西教東漸と中日事情——拝礼、尊厳、信念をめぐる文化交渉》(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9)一書;本次演講內容即是以此書的〈序言〉與〈結論〉作為講綱,簡介其研究關懷、現實反思,並介紹書中大量的圖片以饗聽眾。

  演講伊始,陶教授首先提到撰寫此書的研究關懷。2001 年秋到賴世和日本研究所訪問研究時,恰逢 9 月 11 日紐約世貿大廈遭遇恐怖襲擊,從電視上看到濃煙滾滾的光景。後來聽到小布什總統以十字軍一詞誓言反恐,並對伊拉克開戰,感到杭廷頓所預言的後冷戰時代以宗教為背景的文明衝突,似乎正成為嚴酷的現實。因此試圖從通過檢視東亞世界基督教、佛教、儒教之間「相生相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來探討宗教和文明之間彼此對話、建構「共感共生」的地球村的可能性。

  此書的主標題設定為「西教東漸」,是因為以往以「西學東漸」為題的著作不在少數,如容閎的自傳題為西學東漸記,又如魯迅的學生、晚年在關西大學執教的增田涉 (1903-1977) 的遺著題為《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雜書」札記》,其多將「教」(宗教)置於「學」的框架之中,陶教授將「學」改為「教」,即是試圖強調東西交涉過程中「宗教」的作用;同時,本書所謂「西教」不僅只指涉近代傳入的基督教,也包含來自「西天」(天竺)的佛教。而此書的副題為「拝礼、尊厳、信念」。所謂「拝礼」,指的是在政教合一體制下,統治者展現其權威的儀式。圍繞拜禮制度的衝突,舉例來說,如英國使節馬加爾尼 (George Macartney) 在晉見中國乾隆皇帝不願對行跪拜禮、美國首任著駐日總領事哈里斯 (Townsend Harris) 拒絕向幕府昌平坂學問所附屬大成殿中的孔子像拜禮等事件,日本基督教徒內村鑑三因在學校儀式上未向天皇的教育敕語謄本行禮而引發的「不敬事件」等等,這些都顯示出政教之間的權力衝突。深入探究這些衝突背後的因素,則是個人與國家「尊嚴」的問題;封建時代「尊嚴」有關君主的權威,而近代的「尊嚴」則與「國家」相關。日本在江戶中期以儒教為官學,然而日本的神道者與國學者則斥責儒學者,曰:「子生本朝,長本朝,不信神道,而信周孔之教,何也?」又如明治時期的「教育敕語」,亦主要是為對抗基督教而頒布,均關乎「維護國體尊嚴」。此外還有更為根本的「信念」問題,陶教授不以「信仰」稱之,主要是因為「儒教」的宗教定位仍眾說紛紜,且「信念」一詞更能表現面對異教時能否堅持自己的宗教理念,不僅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個人層面都有這個問題。

  本書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清朝と民國初期における拝礼.国教問題」(關於清朝與民國初期拜禮.國教問題),集中討論清朝與辛亥革命時期中國與西方因各執「唯我獨尊主義」而產生的衝突與矛盾。此處的「唯我獨尊」並不是作為一種高傲自大的批評詞彙,而是借用釋迦摩尼出生時所說「天下地上唯我獨尊」,是對自我肯定之義。第二部分為「明治期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と『忠君愛国教』の関係」(關於明治時期基督教與「忠君愛國教」的關係)。所謂「忠君愛國教」是東京帝國大學語言學教授 B. H. Chamberlain (1850-1935) 在其著作《日本事物誌》中使用的詞彙,用以描述浮現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日本的造神運動,即對天皇的絕對崇拜。第三部分「東西交渉の中の文明観と政治論の変化」(東西交涉中的文明觀與政治論的變化),則是探討明治大正期的學者重野安繹與中村敬宇的多元主義的文明觀,以及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中的儒學因素。

  陶教授最後以〈結論〉中提及的三個歷史教訓作結。通過爬梳眾多史料,觀察西教東漸脈絡的第一點是文明之間的互相理解,有賴於跨越語言及通訊方法等障礙,致力於自我與他者的相互理解;第二點則是省思日本在西洋衝擊下所採取的構建「忠君愛國教」之應對方式,雖然有其一定的正當性,但畢竟容易因此陷入自我欺瞞與妄自尊大的危險境地;第三點則是從澀澤榮一等人組成「歸一協會」以及在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倡導「地球通教」等,來評價這些嘗試調和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等的歧義,促進文明對話和追求普世價值的努力。陶教授認為,匯合多元的宗教與文明的智慧,重新評估中國、印度的歷史與文明的資產,或許可以找到提供一個「非歐式近代化方案」的可能性。面對今日未曾稍歇,隨時可能一觸即發的各種衝突,如何養成感知、寬容與尊重他者的習慣,在此之上建立對話機制,並增強相互理解與信賴的基盤,仍是必須不斷強調的課題。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田世民教授認為此書視野宏大、圖片豐富且史料充實,尤其書中呈現了百餘幅的圖片,與文章之間的有機連結,有助於擴展讀者的視野和感性認識;此外,田教授也摘要各章內容,提到第四章講述日本對應西洋衝擊的方式,是採取創造國家神道教,以天皇崇拜的方式,凝聚國民的向心力。如當時的水戶學者栗田寬就強調「天下乃天子之天下也」,並按甲午戰爭之後的現實來重新構築天皇中心的東洋秩序史;但另一方面,第八章提到中村敬宇、重野安繹等學者,認為不應輕視中國的文化,應比較中國與歐美的優缺點,只要有益於日本就可以加以採納,這個看法則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也存在多元的觀點,而不是像福澤諭吉那樣偏激地提倡脫亞入歐。

  接著現場討論,有學者詢問,陶教授在書的〈序言〉中提及了「政教合一」的問題,並提到昌平坂學問所。昌平坂學問所是日本幕府將軍的教育機關,但為什麼美國的初代總領事哈里斯拜訪昌平坂時,被要求要向孔子行拜禮,而不是向將軍行拜禮?因為中國一向是對皇帝行拜禮,此處的「政」與「教」是否有高低主從之別?陶教授回應,其實哈里斯在謁見將軍時已經行過拜禮。而昌平坂學問所最初是林羅山的私塾,受到將軍的恩寵,逐漸發展成為隸屬於幕府的最高學府 (1790)。昌平坂學問所分為兩個部分,直屬幕府的上層武士子弟屬於寄宿寮即內寮的學生,而各藩推薦入學的秀才則在外寮即書生寮的學生。在學問所中有大成殿,內有孔子像,因此學問所也成為聖堂。即便是將軍來此,也要到大成殿祭孔,所以外國的總領事當然也不能例外。當時幕府的外交官員向哈里斯解釋祭孔的必要時,也指出孔子是大多數日本人都尊奉的神明,這是因為幕末有 270 多個藩,大多數藩都有藩校,不少在校內設了聖堂,教育內容主要為儒學。

  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教授詢問,對外國人而言,孔子代表與日本國體結合的儒教,因此外國使節必須要參拜。但在日本內部,最高政體代表天皇是否需要向外來的孔子祭拜?還是說日本將孔子視為一種普遍性的、超越性的「師道」?陶教授回應,天皇的祭祀中有受到祭孔儀式影響,而確實日本也存在將孔子視為普遍性的、超越性的象徵。

  文哲所林月惠教授提出三點疑問,一是關於日本教育與宗教衝突的問題,陶教授曾提到教育與宗教要相輔相成才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案,此處的教育與宗教所指為何?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精神界的治外法權」這個概念的意涵?三是基督教在日本有沒有在地化的問題?陶教授依序回應,首先,此處所使用的「教育」專指「教育敕語」;而「宗教」則專指「基督宗教」。關於第二個問題,近世之初因為沙勿略的影響,日本九州與本州南部天主教形成一個很大的勢力,因而使豐臣秀吉感到威脅。德川時代初期爆發島原之亂,平息後幕府採取相當嚴厲的鎖國策略,嚴令每個家庭都要登記成為當地某個佛教寺廟的檀家,而且不能出國,若偷渡出國,之後就不能再回國,以杜絕天主教的影響。但其實隱性的天主教徒還是不乏其人,於是就採用「踏繪」方式來檢測,即是使嫌疑人腳踩刻有耶穌受難或是聖母瑪利亞像的木板或是銅板,不忍心腳踩的就會露出真相。明治前期,新教的發展相當迅猛,因此明治政府祭出「教育敕語」加以對抗。「精神界的治外法權」就是受命對「教育敕語」做出官方註解的意識形態專家井上哲次郎的說法,他也是在報章上公開批判內村鑑三,挑起所謂「教育宗教衝突」論爭的主將。不過,隨著工業化發展,不少有識之士體認到日本要與西方齊頭並進,需要引入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因而在 1912 年西園寺公望內閣時期,由內務省出面召集神道、佛教和基督教三教的所有宗派的領袖聚會一堂,呼籲共同努力提升精神文明和推展社會救濟事,即所謂「三教會同」,基督教也因此得到正名而有了擴大傳教施展影響的空間。因此,作為一神教的基督教對日本而言,一方面使政府感到威脅,但另一方面卻也具有提升精神文明的借鑒意義。近現代日本有影響的思想家不少都是基督徒,就是一個在地化的例證。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