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咸浩教授《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新書精讀會紀要

 
講題: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新書精讀會
主講人: 廖咸浩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主持人: 康來新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與談人: 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王鴻泰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呂文翠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黃碧端教授(作家、臺灣英美文學研究者、藝術行政與教育工作者)
康來新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時間: 2019 年 6 月 10 日(一)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大講堂 (C2-224)
撰寫人: 蘇嘉駿(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廖咸浩教授《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新書精讀會紀要
 

  臺灣中文學會主辦新書精讀計畫已行之有年,這次計畫與中央大學中文系及紅學/情文學研究室合辦,精讀對象為廖咸浩教授《《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2017 年聯經出版)。而為求推進學術品質與達致深度交流,本次精讀會邀請胡曉真教授、王鴻泰教授、呂文翠教授、黃碧端教授與康來新教授,進行面對面的研討對話。廖咸浩教授係史丹福大學比較文學/亞洲文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曾任臺大外文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中外文學》月刊社長兼發行人等職,現任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臺大外文系特聘教授。研究範圍涵括比較詩學、英美現代詩、當代小說、後殖民理論、精神分析、德勒茲、後人類理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化、華人離散、紅樓夢研究等,曾出版評論集《愛與解構》、《美麗新世紀》;專書 Who Is Afraid of Meaninglessness、《紅褸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散文集《迷蝶》等。學術論著與文學寫作兼擅。

  精讀會伊始,廖咸浩教授從博班時期的《紅樓夢》論文寫作談起。廖教授早期的紅學研究迴避政治面向,後來(2007 年)開始探討紅樓夢中「南」與「北」的問題,才發現不談政治無法窺其全豹,並發現《紅樓夢》的諸多重大問題,若從政治切入,都能迎刃而解。廖教授首先從「後設小說」觀點切入,發現《紅樓夢》具有三個層次,較一般西方後設小說的兩層為多。其中,最外層「大荒敘事」代表作者立場,中層「太虛敘事」為警幻立場,內層「大觀敘事」則是寶玉的立場,其關係為「內層反抗中層,中層批判內層,外層批判中層,但也開示內層。」太虛幻境代表的意識形態,是要求遺民出仕清朝;而大觀園代表的情懷則是拒絕相信朝代已經更迭,不合時宜地執著於過去,然而,此策略顯然難以為繼,才會有最外層的視角,既批判中層的納編之企圖,但也要為遺民情懷找到新的出路。

  承上種種,《紅樓夢》基本上是一部——以後見之明寫就的回憶錄。主要影射南明四十年間,從試圖再造到無力賡續而最終瓦解的歷程。作者經由寶玉心態的書寫,重新經歷上述過程,以堅定自己所選擇的方向。作為既未殉國、又不願出仕清朝的遺民,傳統男性自我實現的道路已不可行,在清朝統治下如何名正言順地活下去、生命意義為何,便是《紅樓夢》要解決的問題。而作者找到的出路,便是明末大儒黃宗羲等人所展現的面貌——勤於著述而拒不出仕;針對國家興亡議題深入論述,並期待能為後王所用。此一出路,印證在賈寶玉變身蔣玉函的過程中。《紅樓夢》裡頭,男性所隱喻的是納編的知識分子;女性則隱喻效忠前朝的知識分子,作者的策略是結合對前朝的效忠與對未來的貢獻,進而尋求新的出路。本書以襲人與蓐玉函的婚事隱喻了知識分子的最終選擇。最終嫁予蔣玉函的襲人,其「事二主與否」的掙扎,展現的正是遺民的困境。作者讓蔣玉函與賈寶玉藉由交換最私密的大紅汗巾子,完成身分的交換。故襲人活下去又不事二主的難題,在發現蔣玉函便是賈寶玉後迎刃而解。作者透過蔣玉函與賈寶玉的身分交換,以及最終婚姻的合理性,說明遺民千辛萬苦後終尋得新出路:成為「不男不女、既男又女」的蔣玉函。「蔣玉函」指「將」(蔣)玉暫置「函」中(「玉」有明之國魂的意義),再以「龍衣」(襲)包裹,所隱指的便是暫離江湖以期待後王。

  康來新教授既是策劃與主持人,亦負責討論第一、二以及十二章。康教授據書名所透顯的問題意識尋找討論人;而從「恨」、「情」、「懷」三個豎心邊的字,更見廖教授對知識分子及庶民心靈圖景與精神史之關懷。書序說明此書試圖與當代對話,且是具問題意識的當代。廖教授希望從十八世紀《紅樓夢》帶出當代議題,即殖民與後殖民及身分認同的問題。廖教授將《紅樓夢》視作有寓意、有寄託的國族寓言,讓大量理論服務論述,其提出的三層框架或三層結構、各章節標目所見的雙面性等等,皆令人嘆服。廖教授在書中不斷與學界前賢對話,認為蔡元培、潘重規的「遺民說」已很好,然而缺乏理論。朱淡文教授認為警幻是中國文化中的女神。而廖教授書中唯一且極好的對位法,便是「警幻」與《大義覺迷錄》「覺迷」的對偶。此係廖教授書中的精彩洞見之一。相對於腦神經科學、臨床醫學所研究的記憶,人文社會更重視集體、長程的記憶。康教授提及南明史專家司徒琳教授 (Lynn A. Struve) 關於記憶的說法,其借助心理學說明記憶的重要性,是代表「認同」。廖教授書中第十二章結論所談的便是「身分認同」問題。此外,廖教授洞察《紅樓夢》中的兩種歷史哲學,即天命說(清)與偶然說(明)。明清改朝換代之際,兩者之間產生強烈辯證。

  導讀結束後,由胡曉真教授接著討論第三章與第七章。《紅樓夢》凸顯出每個年紀的象徵世界,廖教授以西方成長小說的概念閱讀「青春」,將其解讀為遺民情懷的寓言。書中整理了西方成長小說的定義與發展,並說明其中兩條主要路線,一條為英德路線;另一則是法國路線。賈寶玉則屬於追求絕對自由且拒絕體制的法國路線。廖教授由此提出了一重要概念:少年是現代性的象徵形式。其中具有巨大矛盾,一方面青春具有很大的流動性、活躍動人、批判體制;然而卻也同時預見青春的盡頭——即長大成人並社會化。青春是會內爆的。《紅樓夢》便在這樣的解釋框架中呈現其成長小說的意義。然而,胡教授較不認同廖教授視才子佳人小說為成長小說。因而提出一項疑問:若不將才子佳人小說拉進成長小說的譜系,會否影響廖教授的論述?

  此外,廖教授書中提出一思想背景:理學與心學的內在衝突。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在廖教授的研究框架中,不僅是思想上的矛盾對立,更衍伸到清初時代脈絡中,歸附清朝與堅持故明之間的對立。這既是思想上的依歸,同時是政治認同上的選擇。此外,受陽明心學影響下如晚明「重情論」、李贄「童心說」,都跟對青春純真、對情的執著有關,在此層面上成為思念故明、遺民情懷的來源。廖教授的論述相當具有說服力,這本書就如同邀請讀者進入他的大觀園,書中論述自有其完整性;有趣的是,從廖教授的書中也可看出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的對比。書中的「老」被賦予青春的意涵,「遺老」對於情、純粹、生命力的堅持,可以是中國重新少年化的力量。

  胡曉真教授認為書中「警幻」與「覺迷」的對偶,就歷史而言最具啓發性。「大義」指的就是接受天命、接受滿漢融合、接受統治秩序。此統治秩序又與程朱理學有所聯繫。而《紅樓夢》卻以各種隱微的方式,抵制、反抗大義,例如以被瞧不起的戲曲小說,大力彰顯情的力量。廖教授書中認為史湘雲是小說中最壞的人物,簡言之,寶釵與湘雲都是新秩序的代言人,若說寶釵是審時度勢的明白人,湘雲則進一步抓住機會並加以利用。廖教授將史湘雲愛扮男孩,以及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一節與蠻夷連結,認為湘雲自願扮裝為骯髒污穢、非漢人的、願意依附權勢的男人,與林黛玉所象徵的故明理想世界對立。此論述雖不完全說服胡教授,然而在廖咸浩教授書中,實深具意義且足以支撐其理路。末尾,胡教授確認——若未來的人要寫紅學史,要追溯索隱派系譜發展的時候,絕對會提到二十一世紀在臺灣,廖咸浩教授的政治寓言解讀,徹底開展了索隱派的研究途徑。

  王鴻泰教授則從歷史學角度切入,討論第四與第八章。王教授認為廖教授的索隱研究是一場學術冒險,他以極盡精巧的解密工作,寫成這本非常有系統的專書,或具有某種學術或現實上的特殊關懷。研究明末清初的王教授,對於遺民研究相對不感興趣;而廖教授將《紅樓夢》歸入遺民書寫,王教授對此雖有保留,卻亦肯定其學術成就,堪稱學界的新里程碑。從文化史的研究立場而言,王教授傾向將《紅樓夢》放入社會文化史的脈絡進行開放性的解讀。有關寶釵與黛玉、賈政與寶玉的鮮明對比,其實凸顯的是經生與文人的對比。經生與文人代表明代讀書人的兩個類別、系統,與程朱及王學的衝突有所對應。當時讀書人的基本身分是經生,然而科舉制度下,真正成為士或大夫者是少數,因此一部分讀書人便走向文人道路,創作詩歌。而明代科舉制度不考詩,於是寫詩的人逐漸自成群體,建立認同,與聲色犬馬的城市生活產生聯繫。《紅樓夢》中作為考官的賈政顯然是經生的代表;而賈寶玉則是典型的文人。由此種種,王鴻泰教授基本將《紅樓夢》視作晚明文人文化的結晶。

  小說中關於皮膚濫淫和意淫的解釋,也與文人文化、情色文化大有關聯。文人在城市中的社交活動,常有妓女參與,名士與名妓的交往更傳為佳話,如為人熟知的冒襄和董小宛。晚明發展出此套具性靈層次的文化,某種程度上成為具有文藝傾向的讀書人——文人,安身立命之處。往後,更因美學層次提高,逐漸脫離「皮膚濫淫」而發展出美人、美色論述、對女性才藝、個性的欣賞等等。王教授認為,女性形象的建構,從而得以告別呆板的賢妻良母與貞節烈女兩種類型,進而產生《紅樓夢》中性格、才華、相貌、風姿各異的女性角色。而晚明反科舉、反八股、欣賞情色等城市文化,在清初遭到了約束管制。清入關後展開「整風運動」,尤其刻意打壓情色文化最發達的南京,直到康熙朝方止。為打壓此種文化,清政府派出程朱理學色彩濃厚的官僚(如湯斌),作為主流的程朱理學某種程度上與清廷連結,與較具心學傾向的讀書人對立。此外,清廷更刻意用科舉籠絡讀書人,籠絡後又用程朱理學加以管制,大大挫傷文人文化的發展。承上種種,說《紅樓夢》有遺民情懷,王鴻泰教授在相當程度上是能夠接受的。

  往下是呂文翠教授,負責討論第六與第九章。呂教授認為廖教授書中的詮釋為其開出了全新的思考空間。如何將國外理論放到本土文學裡頭,讓兩種不同文化、社會生態的產物有結合的橋樑,皆是呂教授的探問。讓呂教授受益較多的部分,是拉岡的「叄統」(sinthome) 論述。就像是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芬尼根的守靈夜》(Finnegans Wake) 所發展出「個人化的密語系統」,與遺民情懷如何在不可能中達致一種可能性的寫作,又可互為參照。由此詮釋方式來看,其提問是當遺民情懷仍在,而現實世界卻已產生巨變,不允許繼續懷抱對過往的幻想時,如何在個人寫作中進行現實的突圍。廖教授書中融合大觀論述、太虛論述、大荒論述三種框架,去詮釋與呈現《石頭記》的寫作。而這《石頭記》的寫作,呂教授認為能夠用以看待許多歷史片刻中,自覺身不由己、遭到遺棄的群體。《石頭記》開始便是被遺棄的石頭,如此一個後殖民、後現代的情境中,「餘」或「剩下的」反而可成為充滿能量的寫作,脫離邊緣轉而挑戰中心,甚至可造成縫隙,以此呈現出特殊的個人寫作方式。呂教授認為廖教授的論述很具說服力,尤其在皮膚濫淫與意淫的辯證上。開始時難以接受史湘雲是一機會主義者,但較能接受警幻便是雍正的說法。

  廖教授認為「警幻」是「覺迷」,用種種方式讓寶玉拋棄遺民情懷,破解意淫。此外,呂教授認為書中有關賈政「超生之父」(dead father) 的正面人物形象很有意思。七十八回姽嫿將軍林四娘一節、七十五回中秋節怕老婆的笑話、納趙姨娘為妾等,似乎帶出賈政除了正經八百之外的另一面向。小說中更曾提及賈政「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呂教授建議廖教授就賈政的多元面向多加著墨。而從超生之父給予主體禁制的觀點而言,王夫人或有陽具母親的形象。王夫人抄檢大觀園,攆逐晴雯、芳官等人,對寶玉造成巨大的傷害與影響。相較之下,賈政笞撻所帶來的僅是皮肉之苦。呂教授認為不妨將賈政與王夫人合而觀之,更能強化說服力。另,《紅樓夢》如何建立既能與象徵秩序周旋,又可以在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中,繼續維持具創造力的書寫,是呂教授請教廖教授的問題。

  此外,呂教授亦關切廖教授一書的版本問題。《紅樓夢》版本可大分為前八十回脂本系統與後四十回的程高本系統,而廖教授書中許多例子皆出自後四十回。呂教授點出的例子有:一百一十八回寶釵與寶玉關於赤子之心的對話、對伯夷、叔齊之認同,此二者來自程高本系統。若說作者具有遺民情懷,那廖教授則必須解決《紅樓夢》顯然有兩個作者的問題。若廖教授書中舉例多出自後四十回,那是否表示後四十回的作者較傾向遺民情懷寫作?若前八十回例子可作為理論的舉證,又是否更接近曹雪芹?此外,廖教授書中所舉的脂評,亦出自不同版本。除了前述例子,寶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的名句,同樣是後四十回的情節。承上,百廿回程高本裡頭的人物言行似較能支撐廖教授的論述,且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之間更常有緊張、斷裂感。由於書中未提及版本選擇問題,因此呂教授就此向廖教授請教。

  康來新教授回應指出,有關《紅樓夢》版本與完整性,學界基本接受胡適的說法,分出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而劉廣定教授則肯定一百二十回本。如今折衷性的看法是曹雪芹未寫完,然而留有殘稿,後人將之完成。版本問題是許多古書必須面對的問題。許多作品如《老》、《莊》,都經過有權者或菁英集團的正典化處理。俞平伯先生便認為,《紅樓夢》應及早整理出大家可用的版本,未必得堅持一版本問題。廖咸浩教授認為石頭和神瑛侍者是兩回事,這屬於脂本系統。而論及蔣玉函,則用了程高本系統——為強調「盒子」意涵而採無草字頭的「函」。這與白先勇先生恰恰相反。康教授認為版本的問題需要取捨,例如馮其庸先生便有自己的瓜飯樓本。此外,康教授提出現今正確的說法應是「八十回」與「八十回後」,而非「後四十回」。如周汝昌先生便認為《紅樓夢》原是一百零八回本,不是一百二十回。

  最後一位討論人為黃碧端教授,負責導讀第五、十與十一章。黃教授認為廖教授具有很大的企圖心,且確實相當成功。廖教授將原屬心理分析領域的拉岡理論,運用在《紅樓夢》的文學解讀上,且能論述得相當圓滿,殊為不易。此書雖是索隱,但與過往紅學索隱不同,更著意於考察整體布局和歷史脈絡,形成解讀的細密網絡。《紅樓夢》的大布局本身原就是個費解之謎,既有現實成分又有神秘主義式的故事,寶玉等主要角色更係謎樣的人物,無法以常情解讀。廖教授建立了龐大的條分縷析架構,將小說置於時代脈絡下,就新朝代下舊人物如何自處、如何適應、其原有價值面臨何種挑戰等等問題展開論述。黃教授認為,廖教授確實解答了不少問題,雖然也有許多問題恐怕永遠難解。

  有關西方理論的援引,黃教授認為從語言學的角度,杭士基 (Avram Noam Chomsky) 的結構語法學架構,不失為解讀《紅樓夢》的一個有效工具。其從深層的結構,樹狀推演到表層結構的分析模式,對釐清這麽繁複的小說事件、事件與事件的關聯,以及人物的互動關係等等,特別能釐清其中千絲萬縷的表象與實質指涉。蔣玉函與寶玉交換汗巾、以及後來襲人嫁予蔣玉函的情節,草蛇灰線如何連結便是一例。黃教授也關注到甄英蓮與秦可卿之間的聯繫,同意廖教授把難解的秦可卿之死,和崇禎的死,乃至可卿魂魄託夢鳳姐,以及後來鳳姐的「託孤」,將巧姐託給劉姥姥等情節,一一串聯後,指向明朝敗亡,遺民如何從庶民力量獲得救贖、找到出口,她認為這是廖教授苦心架構的論述,具備相當高的說服力。黃教授認為,拉岡的理論建構,原本不是為解讀小說,如此龐大的套用,有其難度。拉岡固然說語言是事實的謀殺,然而用以解讀賈雨村與甄士隱的角色則略顯牽強,語言和事實的關係要套用在故事人物身上,有其困難。此外,書中視「意淫」為明的代表,將兼美視為說服寶玉的設計,亦較無法說服黃教授。最後,書中提及真真國是臺灣,黃教授好奇曹雪芹對臺灣所知有多少,若能證明此點則十分有趣。

  主持人康來新教授補充指出,曹雪芹作為一位小說家,具有強大的駕馭性。而真真國於康教授而言,便是曹雪芹大量運用十七、十八世紀、尤其是祖父曹寅相關紀錄的例子。施琅在 1683 年才「統一」臺灣,康教授相信真真國是臺灣的說法。曹雪芹家族因抄家的緣故,成為政治鬥爭下的失敗者。而失敗者與失敗者的相濡以沫、各方說法的積累,成就了《紅樓夢》。廖教授則是以大膽的推論寫就《紅樓夢的補天之恨》。

  精讀會最後,由廖教授回應總結。廖教授首先說明版本的取捨原則。程高本將六十三回耶律雄奴相關文字刪除或將北靜王的名字由「水溶」改成「世榮」,推斷程高既然會刪除反滿的敏感性內容,就不可能主動添加這類文字。據此判斷,若後四十回仍有流露遺民情懷的細節,就不可能是程高的杜撰,而是康老師先前提到的「殘稿」中原有的內容。廖教授使用四十回後的內容大抵是依此邏輯。另外,書中的諧音並不是那麼嚴謹,原因與江浙口音有關,也與中國語言用韻的特質有關。比如以「青埂」諧音「情根」,一方面明顯的「ㄥ」「ㄣ」不分,另一方面四聲也全未呼應,前者顯然是受江浙口音的影響,後者是中國語言在諧音或用韻時的習慣作法,並不像西方押韻時母音必須完全一樣(因為中國語言有聲調)。所以用蔣玉函或蔣玉菡,就諧音而言,並無差別。接著,針對社會史或文化史的視角,廖教授強調文學作品沒有完全寫實的作品,即使再寫實都有寓意,而且重點在寓意不在材料。這也就是當年余英時與趙岡辯論時所言的麵粉與麵包的差別;文學研究的重點在麵包不在麵粉。故即使進行解謎工作仍必須回到文學閱讀,考察現象背後的寓意。而有關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何在創造與現實中間斡旋,這的確是《紅樓夢》的核心議題。廖教授認為雍正/警幻的論述內容非常像當代後殖民的論述,從根本上搖撼了當時的民族(種族)主義論述,讓當時知識分子無力抵抗。因此遺民最後的態度便從原先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往文化民族主義做調整。以顧炎武為例,最後便歸結到保天下,而非保國。而「天下」即指中華文化的正統,因此必須確認何為此中華文化正統。關鍵便在於儒家原典與程朱杜撰的分殊。賈寶玉從來不反儒家,而是反程朱杜撰;從他的角度(也就是遺民的角度)程朱杜撰的可惡之處在於與滿清當權者合而為一。故遺民最後的策略便是廖教授先前提到蔣玉函所隱喻的「不男不女,既男又女」:心懷天下不因故明,著書立說是為後王。而《紅樓夢》一書也可謂反映了這個策略:以個人隱語寫下了一個大謎團,期待後來的讀者能經由解謎,洞察其血淚心跡。

  說到兼美,我們必須先了解林黛玉、妙玉、薛寶釵、史湘雲這大觀園中最重要的四個女子所具的寓意。兩組人物代表的是遺民的兩種選擇——拒仕或納編。遺民雖傾向前者,但卻不時受到後者(尤其是寶釵)的誘惑;畢竟,當時的知識分子參加科舉、成功出仕才可能獲得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故廖教授認為兼美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是賈寶玉對故明的想像,在那種理想的情境下,知識分子既有節操又能出仕。但現實中寶釵與黛玉已經二分,各自成為知識分子相反的選擇(納編或拒仕)。警幻的任務便是提醒寶玉(遺民)兼美只存在於幻境,且「不過如此」,並要寶玉選擇寶釵。而與寶釵一組的史湘雲,其可惡之處便在於她是一名為滿洲統治者傳話的說客(由她的名字「使相云」可知)。如果《紅樓夢》中確有作者的代言人,廖教授認為是薛寶琴,這可從她對史湘雲(「小騷達子」)吃鹿肉把腥膻帶入大觀園的不以為然見出(當然還包括她的懷故十首對遺民情懷極為系統性的表達,以及對真真國的提出)。此外,廖教授強調其所稱「遺民情懷」,不只是指身為遺民者本身的情懷,還包括類似遺民的情懷,也就是排滿興漢的情緒。《紅樓夢》中有排滿興漢的情緒,此點周汝昌、潘重規、余英時都已論證。曹雪芹可能藉由遺民過去的歷史,輾轉表達一己的情感與立場。最後,廖教授回應為何特別聚焦遺民情懷的問題。他認為研究者總希望學術論文具有時代的相干性,而非純粹的心智遊戲。而要做學術,必得要找到與自己生命相關的議題才有辦法持久。但廖教授關心的不是「遺民情懷」本身,而是政治的變遷與文化的回應。廖咸浩教授書中引用的理論包括後設小說、國族寓言、精神分析、布希亞等,而貫穿全書的後殖民理論,所討論的就是宰制與被宰制的問題,其中特別論及傳統的民族主義是否是一種有效的回應。廖教授現在的另一個研究涉及中國文化的另類視野,思考如何藉由另類視野的鈎沉與闡發,使中國文化的活力能與時並進,而不被某種特定的思維所禁錮,也是本書關於文化如何在關鍵時刻回應政治變遷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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