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ig Clunas (柯律格) 教授演講「Sigmund Freud and the Collecting of Chinese Art」紀要

 
講題: Sigmund Freud and the Collecting of Chinese Art(佛洛依德與中國藝術收藏)
主講人: 柯律格 (Craig Clunas) 教授(牛津大學藝術史榮譽退休教授、英國學術院院士)
主持人: 巫佩蓉教授(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時間: 2019 年 4月 17 日(三)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二館大講堂
撰寫人: 王天嬌(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生)
 
Craig Clunas (柯律格) 教授演講「Sigmund Freud and the Collecting of Chinese Art」紀要
 

  牛津大學藝術史系榮休教授柯律格教授以「近代中國美術史三講」為題,分別於中研院、中央大學及故宮博物院進行了三場演講,共同主題是試圖以全球化的視角考察近代中國美術史,反思過往東西對立的二元觀念。此前於中央研究院發表的第一講「氣韻、迴響與中國藝術的現代誕生」中,柯律格教授以「氣韻生動」為切口,討論了這一概念是如何在二十世紀初期全球知識社群的互動中被理解與建構,並進一步影響到對中國藝術史的理解與書寫。本次講題為「佛洛依德與中國藝術收藏」(“Sigmund Freud and the Collecting of Chinese Art”),內容聚焦於二十世紀著名思想家佛洛依德的中國藝術收藏。

  柯律格教授認為,現今豐富的佛洛依德研究,除了討論其生平、作品及精神分析學說,也關注到了作為收藏家的佛洛依德。研究者們注意到佛洛依德對古物收藏的極大熱情,討論集中在他對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古希臘與古羅馬藝術的收藏之上。但是不管是在照片中所展現出來的當年佛洛依德在維也納的故居,亦或是在現在倫敦的佛洛依德博物館(1938 年為了躲避納粹迫害,佛洛依德與家人逃離維也納來到倫敦,他的大部分收藏之後也被完好地轉移至此;在佛洛依德的女兒安娜去世後,該故居成為現在的佛洛依德博物館)之中,都能夠見到很多中國藝術收藏。對這批材料的重新審視,不僅是對過往佛洛依德研究中被忽視的一段的補充,同時也是以個案的形式回應系列演講主題,展現了一種全球性的連結如何體現在佛洛依德的中國藝術收藏及其對中國的態度之上。




  佛洛依德不僅擁有數量可觀的中國藝術收藏,並且有許多事跡表明他對這些收藏頗為重視。1938 年戰亂期間,在佛洛依德尚不知曉自己是否能夠將自己的收藏品一併帶走之時,與他關係親密的瑪麗.波拿巴公主 (Princess Mary Bonaparte) 將藏品藏在手提包中,幫助佛洛依德「偷渡」了兩件藏品。其中之一是一座雅典娜女神的青銅小像,另一件則是一件清代臺式玉屏風。這件玉屏風品質並不突出,但無疑是他非常重視的一件收藏,否則也不會成為他此時唯二選擇之一。另外,波拿巴公主後來曾買給佛洛依德一件女陶俑像,希望能夠藉此幫助此時正處於癌症痛苦中的他振作起來。直觀來看,中國藏品在佛洛依德的日常生活中也處在抬頭可見的突出地位:佛洛依德在書桌上擺設了大量他喜歡的古董,其中就有很多中國藏品。1938 年 10 月佛洛依德寫信給友人,提到他的收藏品都安全地抵達倫敦時候,他用了「所有的埃及、中國、希臘女人們都抵達了」這樣擬人化的修辭格,足見這些藏品在他心中的重要分量。

  雖然沒有足夠的信息讓我們清楚地瞭解佛洛依德如何、以及在何處獲得這些藏品,但仍有一些線索可供追索其收藏經歷。佛洛依德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中留下了簡短的日記,他稱其為「極簡編年史」(Shortest Chronicle)。在這些對日常生活的簡短紀錄中,有幾條提到了他的古物購買與收藏。一些諸如「1930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購入玉器」這樣的簡短紀錄,但無法對應到具體的藏品。而像「1932 年 2 月 5 日,購入中國女騎馬俑」、「1932 年 6 月 28 日,購入巨馬」這些紀錄可以通過與現存實物對比,大致推測出具體某件或某幾件之一藏品。如佛洛依德在日記中提到,送給女兒安娜的四十歲生日禮物「漢鼎」(han box),也能找到較為確定的對應物。柯律格教授認為維也納的古董商是佛洛依德能夠購買中國古物的唯一渠道,但現在還無法得知更具體的情況,有待未來對當時維也納古董商店做進一步研究。柯律格教授特別指出,有趣的是佛洛依德的大部分中國收藏都是贗品。對比他的其他收藏,如果佛洛依德發現自己購入了贗品,他會將其丟棄。但這些假的中國古物卻被保留在他的收藏之中,不由得引導我們進一步思考佛洛依德對中國藝術品的瞭解程度究竟幾何。

  柯律格教授認為,以當時的客觀條件來看,德語世界是當時西方研究亞洲藝術的中心,其成就遠高於當時的英語世界。不僅有專門的亞洲藝術拍賣,還有專業的學術研究期刊,如專注東亞藝術的期刊《遠東雜誌》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期刊創始者之一威廉.科恩 (William Cohn, 1880-1961) 是東亞藝術史專家,他移民英國後創建了牛津東方藝術博物館(Oxford Museum of Eastern Art,是現在阿什莫林博物館 Ashmolean Museum 的東方藝術部的前身)。因而如果佛洛依德想要瞭解中國藝術的話,是完全有條件獲取相關知識的。

  令人費解的是,佛洛依德似乎並未展示出對中國藝術知識的興趣:佛洛依德在英國的藏書室裡,與中國相關的著作屈指可數。與中國相關的書籍只有兩本德語圖書(一本中國藝術史著作,另一本書籍主要講中國的神明)和兩本英語圖書〔英國作家波普.亨尼西 (Una Pope-Hennessy) 的《早期中國玉器》(Early Chinese Jades),與美國漢學家顧立雅 (Creel Herrlee Glessner) 的《中國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a)〕,這與他對古埃及、古希臘藝術的豐富圖書收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佛洛依德的中國藝術知識似乎相當地仰賴於漢斯.德梅爾 (Hans Demel),後者是一位古埃及藝術專家,是當時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埃及東方藝術收藏館的負責人。二人私交甚篤,德梅爾曾經以虛報價格的方式幫助佛洛依德從納粹手下轉移自己的收藏。佛洛依德曾把自己的中國收藏拿給德梅爾鑒定,但其顯然也對中國藝術所知無多,給出了完全錯誤的鑒定結論。

  與此同時,佛洛依德對中國藝術的興趣在當時似乎廣為人知。擁有龐大中國陶瓷收藏的英國收藏家帕西瓦爾.大衛 (Pericival David) 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及,雖然他不認為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會對自己現階段的病症有效,但他知道佛洛依德對中國藝術的興趣,並且非常樂意向他展示自己的收藏。結合種種線索,我們會發現這裡形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即佛洛依德顯然相當看重中國藝術收藏,但是他卻對此幾乎一無所知。

  柯律格教授將目光投向當時在中國藝術領域的兩位重要人士,試圖通過他們當時在西方的影響以及與佛洛依德之間的關係,檢視上述說法。一位是著名考古學家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以其敦煌考察著稱。佛洛依德應當對他有所耳聞,不過還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二者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出生於奧匈帝國,且年紀相仿;兩人都是猶太人,但都是無神論者;二者都有一位強勢的母親,以及一位相對弱勢的父親。佛洛依德與斯坦因都死於英國。兩人都從小癡迷於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尤其是他征服中亞的事跡。兩人都在青年時期遇到了重要的人生導師:佛洛依德曾受惠於約瑟夫.布羅伊爾 (Joseph Breuer),斯坦因則在葛文德.考勒 (Pandit Govind Kaul) 處獲益匪淺。二者的成就都離不開幕後英雄:女助手洛里默 (Florence Mary Glen Lorimer) 協助斯坦因整理了其敦煌記錄,佛洛依德背後有他的秘密委員會。兩人都有著名的對手,榮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之於佛洛依德,以及伯希和 (Paul Eugène Pellilot, 1878-1945) 之於斯坦因。兩人都在其時歐洲學術界享有重要地位,其領域都是十九世紀歐洲學術界的熱門,從當時精神分析與東方學研究國際大會的開展可見一斑。柯律格教授好奇二者之間是否曾有所交集,不過迄今尚無證據表明二者曾經相遇過。兩人都對中國唐代充滿興趣,斯坦因的敦煌發現中有許多唐代文物,佛洛依德則購買唐駱駝陶俑。考古學家伊曼紐爾.勒維 (Emanuel Löwy) 可能是二者社交圈的重疊,他是佛洛依德的好友,同時因其在考古學界的成就與地位,斯坦因或許會與之相識。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其時以吐魯番考察探險聞名於時的德國探險家阿爾伯特.馮.勒柯克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勒柯克的考察初衷是在新疆探尋古希臘遺跡,這正是佛洛依德一直以來的興趣,勢必引起他的關注。不過勒柯克的考察報告《新疆古希臘化遺跡考察記》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estan) 並沒有被收錄在他的藏書室中。

  佛洛依德非常關注與重視考古。在他看來,在斷壁殘垣中尋找失落文明的考古工作,與他的精神分析之間有著諸多相似性——精神分析的核心就是試圖透過表象深入挖掘到人們內心深處。佛洛依德在 1896 年的論文〈歇斯底里的病因學》(“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 中就使用了考古發掘來類比他的精神分析原理。他表示自己「閱讀考古的東西要遠多過閱讀心理學相關」,也表達過自己對《圖坦卡蒙之墓》 (The Tomb of Tutankhamun) 這本書的喜愛。我們可以在佛洛依德的收藏中找到這本書,但找不到斯坦因關於中國考古的那些著作,比如《沙漠契丹廢址記》 (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 或《亞洲腹地考古記》 (Innermost Asia, 1928)。柯律格教授認為這表明佛洛依德對中國的態度是一種選擇性的無視,這無疑與他對中國藝術收藏的重視形成對比,但他目前還不能解決這一謎團。

  最後,柯律格教授試圖從另外一個小側面反觀佛洛依德與中國及中國藝術之間的關係,即佛洛依德的愛犬們。佛洛依德飼養一種中國犬種鬆獅犬。在他的愛犬 Jofi 死後,佛洛依德又飼養了另一隻他命名為 Lun 的鬆獅犬,這很可能就是一個源自中文的名字,與「理論」的「論」同音。此後佛洛依德還擁有過不止一隻叫作 Lun 的狗(與斯坦因把自己所有的狗都命名為 Dash 這一點非常相似)。柯律格教授在這裡將之與佛洛依德的核心理論之一「壓抑」(repression) 相聯繫:人們會因為過於痛苦等原因而拒絕面對某些事物,將它們壓抑在意識深處;但佛洛依德同樣強調「壓抑之復返」 (Repetition),即被壓抑之物還會在現實中一遍遍地以另一種方式重現。柯律格教授猜測,就佛洛依德來說,從他的行為中可見「中國」是其刻意迴避的,是被「壓抑」的;但不管是他的中國收藏,還是他帶有中國元素的愛犬,被壓抑的「中國」似乎都在一遍遍地復返。

  演講結束後討論十分熱烈。由於演講重心基本在於對現象的描述,聽眾們普遍關心此一研究後續還將如何深入展開。柯律格教授表示,他最關注的還是演講中並未解決的佛洛依德「對中國藝術收藏的重視」與「對中國的迴避態度」二者之間的矛盾,畢竟同時期其他收藏中國藝術的西方藏家即使出於東方主義,至少展現出了瞭解中國文化的意圖。柯律格教授認為也許原因單純就是佛洛依德確實是一個不怎麼深入思考的購買者,或者收藏中國藝術是為了與他癡迷中國文化的宿敵榮格針鋒相對,但這些回答又都無法回答為什麼中國藝術收藏在他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有學者建議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考慮此問題,比如佛洛依德的「戀物」(Fetish) 這個討論「對物件的情感投射」的理論,教授認為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角度,因為比起他從小就開始收藏的古希臘羅馬藝術品,佛洛依德的中國藝術收藏起步很晚,直到三零年代才開始,很有可能與他母親的逝世或者因自身罹患癌症而開始思索死亡相關。另外聽眾們也討論到了當時西方歐洲收藏中國的大背景及其如何可能影響到佛洛依德的中國收藏,柯律格教授表示他未來還會通過對維也納其時古物市場的進一步調查,為此研究提供更豐富的細節。

  按:本文照片由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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