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惠敏教授演講「和珅跌倒,嘉慶吃飽?論嘉慶朝內務府財政」紀要

 
講題: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論嘉慶朝內務府財政
主講人: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持人: 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評論人: 賴建誠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時間: 2018 年 12 月 27 日(四)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賴惠敏教授演講「和珅跌倒,嘉慶吃飽?論嘉慶朝內務府財政」紀要
 

  本次賴惠敏教授演講「和珅跌倒,嘉慶吃飽?論嘉慶朝內務府財政」,為「乾隆皇帝荷包」課題的延續,並將時間軸拉到嘉慶朝。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是清朝經常聽到的俗語,和珅從乾隆三十四年 (1769) 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其後三十年歷任不少重要職位,最重要的職務是擔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兼管戶部,亦任職崇文門稅關監督,這是一個肥缺,且上述三個職務都與財政有關。有趣的是,和珅也管理過太醫院御藥房,為乾隆朝征戰時藥材供應的處所;而和珅的奴僕劉全投資同仁堂藥鋪,彼此都有連帶關係。和珅家產傳說脈絡,首先是嘉慶皇帝羅列和珅罪狀伊始,稱其家產達「千萬」,至〈和珅犯罪全案〉增添至兩億。晚清《清稗類鈔》已經擴增到八百兆之說。現在網路檢索常見之和珅家產總目史料,是薛福成《庸庵筆記》所記載之查抄清單,當中有詳細的清單,但從檔案根本找不到這麼多東西。這是研究者必須甄別的差異,賴教授提醒大家,應利用更合適的檔案來對此問題進行研究。

  民國初年已整理和珅家產之史料,收錄於《史料旬刊》之中。而近年來又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開放《內務府廣儲司月摺檔》、《內務府來文刑罰類》等檔案,可以追出相關財產、物品類別,和珅家產銀三百餘萬兩、金三萬餘兩。然而,透過內務府銀庫的數據整理顯示,嘉慶皇帝的銀庫每年有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兩以上的收入,可見嘉慶皇帝並不單純靠和珅的財產來擴增國家財產。賴教授接著就細項加以說明:銀兩部分,乾嘉兩朝差異不大。黃金收入的變化比較,則是乾隆高於嘉慶朝,這與嘉慶皇帝對邊疆政策相對保守,如新疆、蒙古有金礦礦源,但皇帝並不願意開採。這或許與嘉慶皇帝長期受儒家教育,認為守成比開源更重要的緣故,甚至連滿洲本位政策也不刻意提起。至於制錢的狀況,在嘉慶朝有貶值的態勢,但仍大量的用制錢支出在工匠的薪俸上。而稅關與內務府兩處,要辦理宮廷相關用度:如瓷器、綢緞、辦貢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象徵滿洲貴族身分的「東珠」,在嘉慶朝透過鹽政、稅關監督變價,由這點看來,嘉慶皇帝對私人財政管理較為務實。由總體稅關所保留數據,嘉慶朝基本上緩步上升,這與變價賣出物品相關,偶爾可見下降,則與天災有關。從貿易的角度來說,中俄貿易在嘉慶朝已經超過一千萬盧布,但稅收單位的張家口同時期並未增加課稅,給戶部的銀兩仍維持定額兩萬兩左右,印證前述之保守政策。

  賴教授也探討了鹽法與人參,嘉慶朝從鹽務收到的利益與乾隆朝相差無幾,並沒有太多改變。從長蘆、兩淮鹽法志當中提到鹽政衙門辦公銀數十萬兩,實際上為內務府收入之一。又如乾隆朝兩淮辦理琢玉活計,嘉慶皇帝號稱節省,令兩淮鹽政將節省活計的銀兩繳交內務府,其他商人捐輸玉貢銀、萬壽盛節銀兩等也都繳交內務府。整體看來,長蘆和兩淮鹽對於嘉慶朝的皇室來說,仍是很重要的收入。曲線變化與鹽政官員、商人無法如期繳交,或者是當地天災有關,導致收入下滑。嘉慶皇帝對人參的生意也有一套方法,變賣人參時,標榜「皇帝內殿使用等級」的人參,進而提升其價值,故人參產量雖然不如乾隆朝,但變賣時往往會提升價格,將各等人參變價求現。

  賴教授總結,嘉慶朝銀庫收支共計約有三千萬兩,和珅家產三百萬兩不過是嘉慶朝內務府總額的百分之十左右。至於支出方面,一千萬兩左右撥入國用,另外二千萬兩仍歸皇室用度。個人花費的這一點,從檔案中發現嘉慶皇帝個人用度、宮廷演戲、陵寢的修繕支出數量也不少。

  講演結束後,評論人賴建誠教授首先評析,認為過去研究財政往往以「國庫收支」作為焦點,但「皇帝荷包收支」是另一種出發點,藉此可知公私財務之間是一體兩面的;並提出幾個建議,如抄家案例的比較,進而討論清朝透過抄家所得到的收入,占內務府收入比例多少?其次,檔案上所見明確數字,是否即為真實數字?數字本身代表管理的完備嗎?這些研究者仍須考量。賴教授指出,像自己熟悉之明代《會計錄》,預算數字十分詳細,但通代只做過三次,僅能當成大原則看待。反之,英國都鐸王朝的案例,並沒有編列原則性預算,但因為時常有征戰,常有借貸之舉,只是因應時需應對而已,也不能稱為管理,不過是東牆破補東牆。總之,數字與管理未必相關,這是黃仁宇先生所帶出的誤區,研究者須加以注意。賴教授的回應是嘉慶皇帝比乾隆皇帝仁慈,官員犯錯常以「但念…」帶過,抄家次數不多,所得給戶部。其次,《內務府廣儲司月摺檔》於每月底進呈皇帝硃批,並非「官樣文章」,數字應該是可靠的。

  隨後,在場學者進一步向賴教授提問,討論大抵分為兩部分:一、與既有研究趨勢間的對話;二、嘉慶朝財政的細部議題。關於第一部分的討論,中研院近史所康豹教授認為,學術回顧與本文研究的關連性需再留意,並認為值得進一步與其他皇帝比較,會使議題更為立體。中研院近史所李達嘉教授認為,本文結語指出重農抑商之說,但論述上沒有處理農業的部分,因此可以再斟酌。中研院近史所巫仁恕教授則以為,從乾隆、嘉慶兩位皇帝對商業營運手段差別,也許「重農抑商」有其合理性。對於這部分,賴教授回應,自己長年關注討論邊疆貿易相關議題,呈現乾隆朝多元文化帝國,嘉慶朝在邊疆策略上轉為保守,卻又無法解決當時的財政問題。她認為探討清朝興衰的問題,應著重皇帝對財政的掌控力。近年來西方學者研究嘉慶咸與維新,出現地方士人菁英勢力崛起,延長了清朝的國祚。譬如,嘉慶皇帝改革乾隆時代的議罪制度,抄家次數減少,說明他也是有所作為。其次,結語部分提及的重農抑商一詞,最初只是想檢視清朝對於商人政策的不公,以此加以比較商人在中西世界的處境差異。

  第二部分的討論,集中在報告中所整理的圖表與嘉慶朝財政的細部議題。首先,巫仁恕教授指出圖表之間可能彼此有一些趨勢不吻合處。孫慧敏教授則提問,依照整體趨勢來看,和珅被抄家所得的錢財的確不多,但在該年度是否是即時的挹注呢?其次,若嘉慶皇帝只愛實質錢財,但又如賴毓芝教授所補充,嘉慶朝於內廷工藝上有仿效乾隆之處,然花費成本較少,品質也較差,那麼錢財究竟流至何處,是否有留給道光朝?中研院近史所林美莉教授順著孫教授的問題,指出抄家或者變賣物品的現實作用其實很明顯,也往往反映在財政數據上,修改時可以加以說明。雷祥麟教授詢問,嘉慶朝所見之抄家所得歸屬內務府或者戶部?賴教授回應,從銀庫收支的時間分布,確實如三位教授所說嘉慶皇帝查抄和珅家產為解決白蓮教的軍需,其餘錢財流通的議題,也會於後續修改留意補充。至於抄家所得歸屬的問題,僅有和珅一案歸入內務府,其餘都是流入戶部。

  賴教授認為嘉慶皇帝初期的錢財挹注戰爭、戶部或水患上,後期則顯示皇帝銀兩用於製作各種金銀寶物及觀賞戲曲。嘉慶皇帝早期崇尚儉黜、安民治亂,後期則縱容官員疲玩萎靡、虧空錢糧。除了利用《清實錄》去瞭解皇帝形塑仁君形象外,閱讀內務府檔案更能看到皇帝不同面向,究竟他是一位平庸無為的皇帝?抑或延長百年國祚的皇帝?尚待學者們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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