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麗娟教授演講「澳門不列顛博物館——十九世紀初英、印、中自然史資訊流通網絡的重要節點」紀要

　　自十六世紀始，中國東南沿海珠江口西側的澳門便是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上較早被標示的地方。此後乘著季風洋流，各國貿易商來到當時中國最大的口岸廣州，澳門作為其外港，地位更形重要。十八世紀中葉，清廷規定外商在貿易季之外不得逗留廣州，澳門因此逐漸成為西方人社群在貿易季之外的長期居住地。1773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設立據點，富裕的英人社群在澳門成為葡人之外最重要的西人社群，除了商貿，也發展各種科學、文化、休閒活動。其中一項便是戴麗娟教授本次演講的主題：1829 年設立的澳門不列顛博物館。

 　　戴教授追溯存在不到五年的澳門博物館痕跡，並不僅是因為從此處寄往倫敦的標本促進了英國對中國自然史的認識，也並非因為它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博物館。更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在澳門這個地方，設置了這樣一個博物館？根據現存的零星資料，戴教授發現，此博物館初創時的參照對象，並非一般設想的英國博物館，而是位於加爾各答的孟加拉亞洲文會博物館。而且當時身處廣澳的英籍自然史業餘愛好者對話的對象，除了倫敦的皇家植物園之外，也還有加爾各答的植物園。延續先前對中國早期自然史博物館的研究，戴教授認為，要瞭解這個澳門博物館出現與運作的歷史脈絡，必須要將眼光放在大英帝國自然史資訊交流網絡，而不是以中國第一個博物館這樣的角度來看，才不會錯失這個個案透露的歷史意義。如同投影片上亞洲學會各分會的分佈地圖，還有連結澳門、加爾各答、海峽殖民地、模里西斯島、聖海倫娜島、倫敦、聖文森島等節點的航線，在各地學會、博物館、植物園交織的網絡中，可以見到個人興趣、社群連結、知識交流、乃至物質與商業變遷的疊合。

　　以世界博物館的演變歷程來看，這個澳門不列顛博物館處在 cabinet of curiosities 到 museum 的轉變時期，與今日著重保存、研究、展示、教育功能兼備的現代博物館仍有差異；也因為如此，相關人士並非純粹的科學研究人員。跟隨戴教授對史料的梳理，他們活動的多種面向，將我們帶入一段特別的歷史之旅。本次演講分為兩部分：首先，透過報刊、書信、日記、檔案、科學出版等材料，重建博物館的成員社群與運作情況；繼而，再將之放到與印度加爾各答互動所涉及的網絡，以考察其歷史意涵。

 　　過去提及此博物館的研究極少，甚至有人認為這只是個未實現的計畫，但從《廣州紀事報》(Canton Register) 一則頭版新聞，可見其創立情形。報導刊登了博物館的傳單，上面說明成立動機：希望在廣州或澳門成立學會與展覽室，以促進眾人對中國及附近島嶼的自然史之研究。透過展示，期使當地人認識西方人對自然史的興趣和相關收藏方式，希望藉此得到中國人的協助。

　　在現存材料有限的情況下，戴教授透過美國富商羅氏家族成員羅哈蕊 (Harriett Low) 的書信體日記、越南燕行使李文馥的詩文、英國探險家貝內特 (George Bennett) 的太平洋旅行雜記，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貨監米利特 (Charles Millett) 的書信勾勒出博物館樣貌：有數個陳列室、面積也許不大，但藏品豐富，不乏奇珍異物。藏品來自世界各地，而不限於中國物產，其中包括動物標本、人體骨骼、武器、化石等，此外還附設小型圖書室。

 　　隨著空間的重建，幾位主要人物也躍然眼前。他們多是東印度公司職員，包括瓦契爾 (George Harvey Vachell) 牧師擔任館長，茶葉檢查員小李富士 (John Russell Reeves) 擔任秘書，公司書記克拉克 (Henry Matthew Clarke) 管理財務。瓦契爾曾協助劍橋大學收集標本，有幾種植物甚至以他命名，其澳門魚類標本也成為《中國與日本海域魚類學報告》的重要來源。小李富士繼承父業，是自然史學家、動植物收藏家，將許多中國植物引入英國培育，其妻為業餘畫家，繪有許多中國風格花卉標本。

　　除了正式人員，協助博物館活動的還有不少藏品捐贈者。老李富士 (John Reeves) 比兒子更早到廣州工作，寄送許多標本回英國，不少動植物學家受惠於此。他與皇家學會會長班克斯 (Joseph Banks) 保有聯繫，協助倫敦園藝學會收集植物，並僱用廣州當地畫師記錄標本。他跟興趣相契的商館助理醫生李文斯頓 (John Livingstone)、散商湯姆士．比爾 (Thomas Beale)、來華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多有往來。他們都是博物館藏品捐贈者，也是博物館的支持者。

 　　演講後半段，戴教授透過博物館開設與結束的線索，打開澳門與其他地方的連結。在博物館開設時，傳單提及氣候條件可能不利於標本保存，但也以加爾各答亞洲學會博物館為範，認為此問題不難克服。1834 年，澳門博物館隨東印度公司據點撤離而結束，部分標本被送往上述加爾各答博物館收藏。這將研究導向了加爾各答的孟加拉亞洲學會、博物館、植物園，以及當時正在醞釀的大英帝國自然史資訊與標本交流網絡。

　　近年來，大英帝國的科學史累積了豐碩成果，但多聚焦在某個海外社群與倫敦的單線來往關係。澳門與加爾各答的聯繫，提示了帝國的知識生產不完全是從中心向外輻射，網絡內部各節點的互動也極為重要。1772 年，加爾各答成為英屬印度首都；1784 年，第一個亞洲學會在此成立；1787 年，加爾各答植物園成立；1814 年，加爾各答博物館成立。這其中有些機構早於倫敦的相關設置，有時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例如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建立在 1823 年，就是由早先在殖民地參與者將類似組織的概念帶回英國本土。而1820到1840年倫敦皇家植物園活動停滯期間，加爾各答植物園與數量漸增的英國各殖民地植物園之間的往來正積極展開。

 　　從澳門社群出發，戴教授展示了各節點之間資訊與物質的交流。加爾各答植物園成立的目標，是尋求栽培有實用價值的糧食與經濟作物。中國茶樹的引進為其目標之一。1780 年代，飲茶在英國蔚為風尚，向中國買茶葉所流出的白銀數量驚人，如何在自有殖民地栽培茶葉便成為重點項目。經過多年引進的試驗、失敗與改良，到 1840 年代末，皇家園藝學會派遣植物獵人福鈞 (Robert Fortune) 深入中國內地，終於找到優良樹苗，又請中國茶人指導，最終在風土適宜的阿薩姆、大吉嶺形成大片茶園，三十年後，開始在全球市場上取代中國茶葉。這段歷史背後的推手不只一人，但退休後擔任倫敦園藝學會中國委員會顧問的老李富士是其一，而散商比爾之子小比爾在上海也提供了福鈞後勤支援。正是從 1790 年代開始，加爾各答植物園與廣州、澳門英人社群之間所形成的寄送植物的交流網絡，促成了這段茶葉貿易史的轉折。除了茶樹，甘蔗也以類似的方式，從中國引入印度。

　　戴教授指出，十九世紀英國在海外屬地廣泛建立植物園和試驗站，1837年還僅有十個，1901年已達到一百二十六個，彼此形成一個疏密不一的交流網絡。交流不是單向，而是雙向或多向。其中加爾各答植物園面積大資源多，不僅主動收集各地植物樹種，栽培成功後也分送各地。某些中國植物便是隨著這樣的交流網絡而散播世界各處。

 　　此外，實作技術也透過網絡交流而演進。從十七世紀起，植物標本畫便與活體標本、乾製標本一同被學者廣泛運用。十八世紀中葉，歐洲採集者開始有僱用印度、中國等地畫師協助繪製植物畫的現象。任職加爾各答的羅克斯堡跟瓦立池 (Nathaniel Wallich) 便用當地畫師所繪，出版《科羅曼德爾海岸植物》、《亞洲珍稀植物》等圖鑑。澳門英人社群留下的中國風格標本畫雖未正式出版，但與同時期印度植物畫相互輝映。

　　戴教授總結，澳門不列顛博物館存在時間雖短，但對於後來香港、上海的相關發展有所啟發。從加爾各答、澳門到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各個節點之間人物社群的往來，正可以看見其間的交流、延續與變遷。

 　　演講結束後，戴教授的新發現引起熱烈討論。中研院史語所李尚仁教授指出，帝國與科學史的關係，已讓近年學界開始反思「中心—邊緣」二元對立的看法，這次演講對網絡節點間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實例示範。史語所陳正國教授認為，跳出中心與邊陲的視角，網絡的各節點之間，當有更多層次，例如比起倫敦，加爾各答可看作大英帝國在亞洲的中心。此外，除了帝國政治權力，連結這些節點的也許是這些社群共享的英國紳士文化。史語所陳國棟教授則表示，除了英國，十九世紀的廣州也有許多美國人，他們對中國文物的興趣不比歐洲人小，其收藏也值得注意；而這段期間西方博物館展示方式變化，與其受眾的關係，也是值得探討的面向。最後梁元禎教授也提出，這些駐外社群中，除了相互流通，是否可能也有 boundary 的問題，也許可以提供不同的思考。正如當年自然史資訊隨著網絡擴展而流通，這些討論也為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等待發掘的開闊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