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斌教授演講「中國歷史對於瞭解中國現況的意義」紀要

　　本次演講是王國斌教授在中研院近史所進行之「中國史研究三論」系列演講的第二場。王教授長年從事中國與歐洲歷史的比較研究，透過對中西政治、經濟、社會的比較，在突破「西方中心論」框架的基礎上，探討中國歷史的特色、地位與意義。「中國史研究三論」系列演講，即是他多年思索、研究相關問題的成果。王教授認為，歷史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不能仰賴社會科學學者的發掘或意識，歷史學者本身也必須付出努力，今日的演講即是在上述關懷下獨立成的一個專題，且與另兩次演講內容密切相關。

　　王教授首先簡要回溯 1950 年代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以降西方學界關於中國發展為近代國家歷程的討論，指出其背後往往存在一個歐洲歷史發展的思考前提。雖然柯文 (Paul A. Cohen) 出版 1980 年代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亦可能遭遇另一種質疑——「將中國代替西方作為另一種模式，同樣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但中國自身的歷史變遷，確實是一個需要更進一步釐清的問題。在王教授看來，目前相關的討論由於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仍過於強調外國的影響，相對忽略中國本身的因素，因此必須更深入釐清中國本身的因素，才能更好地與外國因素一同分析。而若欲嘗試理解這兩種因素如何使中國成為近代國家，也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予以看待。

　　王教授指出，現階段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研究，在解釋一個時代的情況時，經常由後來的時間點往前看，並將後一時間點的現象視為該時代狀況所產生的後果。換言之，這是一種對因果關係已有明確預設後才進行的觀察。王教授認為，如果換個角度，改立足於早先的時代，猜測未來發展，可能會有不同的發現。也就是改為思考歷史的可能性，而非端看後果，畢竟後果只是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或許那些在過往歷史中沒有成為後果的可能性，反而對後代的影響更大。未來之所以存在不確定性，就是因為時代造成之可能性是多重的，難以判斷何者會成為後果，而歷史便能提供作為參考的資訊。王教授在此借用了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的概念，認為既然一個特定事件或決策的形成，會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影響後續的事件與決策，那麼關注過往的發展，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的現狀。

　　事實上，在目前的經濟史領域中，就有一派採取這樣的研究取徑，透過觀察二十世紀的經濟發展，來解釋當前的狀況。而在考察中國的現狀淵源時，有人會回溯至 1950 年代，也有人從十九世紀開始探討。王教授首先就以 1950 年代為觀察起點的討論提出反思。他認為目前討論大多關注共產黨，但其實 1930 至 1940 年代的國民黨時期亦有釐清之必要。王教授指出，1930 年代國民黨就已經發展成一個「黨國」(party-state)，1940 年代的經濟，特別是工業，都受其掌握。不過國民黨的「黨國」與共產黨的「黨國」並不相同，1940 年代的國民黨專注於與外國關係的經營和國內的政治競爭，而到了 1950 年代共產黨治下，中國和外國的往來減少，國外關係變成次要，更多關注被轉移至中國內部的情況，城市與鄉村等地方社會重新受到重視。在黨國體制下，黨成為政策形成過程中的重點，由上而下的控制變得很重要，而政治改革的方向亦涉及此種自上而下的權力分配設計。但王教授也同時表示，上述以「黨國」概念為中心進行的觀察過於注重黨的角色，而忽略了官僚體制。為此他強調，為了更好地理解 1950 年代，也必須注意黨國以外的因素。

　　至於另一個觀察點在清末民初（1890 年代至 1920 年代），「富強」是一個重要的概念，該時期種種變革的嘗試，主要都是企圖模仿西方的經濟（富）與政治（強），藉以達成此一目標。原本中國自有一套以國內運作為主的權力機制，但從 1890 年代起，隨著外國勢力的威脅越發顯著，中國無法再自外於國際社會，所謂的「強權」，亦從指涉帝國對域內的控制，轉變為國際間的弱肉強食。清末民初時中國的危機，在於被置入一個新的國際關係之下，且難以成功因應這樣的挑戰。當時期的首要目標，就是將國家整合起來，因此必須建立一個由上而下的新治理制度。國民黨在 1920 年代便進行過這類嘗試，只是並未成功，因為沒有找到一個能有效結合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兩種治理體系的結構性方法。

　　除了上述兩個時間點，王教授提出十八世紀其實也是一個可觀察的時代。正如他在上一場演講中提到的，中國相較於西方國家，並不存在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明顯區分，而要理解當代中國為何會有這種未有明顯區隔的形態 (soft divide)，就必須回到十八世紀以前進行觀察。當時中國的治理方式是一種由上而下直接統治（透過官方）與由下而上間接統治（透過地方菁英）互補的形式，政府也相信這種形式能有效地控制社會與支持地方基礎建設，而這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政府還會透過宗教信仰 (religion)，利用社會意識形態控制或影響百姓，並以「利民」和「經世」的概念，作為建立社會秩序與政治正統性的基礎。此外，相較於歐洲近代國家，政府與菁英雙方的信仰 (believes) 與利益 (interests) 並無衝突，雖非完全一致，但共同處被強調。總之，透過對十八世紀狀況的觀察，可以發現一些已見於清末民初——目前針對此時期的論述尤其受到西方理論模式的影響——或 1950 年代的特質，這無疑是研究該時期中國的重要意義。

　　王教授認為，欲理解當代中國的現況及其淵源，其實可以從政治、社會關係、經濟三個方面，由以上三個時期切入，進行多歷史視角的觀察。其中，政治方面即可由上一場演講談論的主題著手，亦即中國人口與空間規模與其治理方式的關係。社會關係是西方社會理論非常關注的問題，故無論是反思現有的西方理論，或是進行中西比較，都必須探討此一層面。經濟層面則是理解現代中國經濟發展與型態的視角，而對此一層面的探究也有助於回答一個長期受到熱議的話題：中國究竟是不是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

　　最後，王教授再次重申「路徑依賴」這個觀察取徑的重要性，強調必須打破現有經濟與社會變遷的論述模式，針對當代中國的治理進行歷史視角的觀察，探究不同時期的治理方式如何促進、阻礙或回應時代變遷，並思考其異同。王教授認為，一直以來研究者往往習慣於尋找那些符合自身預期或理論標準、與世界性或其他地區巨大變動有關的變遷，忽略由「路徑依賴」所引發的變遷；然而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思考這類變遷的元素，其實更有助於解釋當代中國治理的實踐。王教授總結，隨著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遠比過去重要的角色，對於未來經濟變遷的歷史視角觀察可能需要調整及擴充，最好將未來中國經濟活動可能帶來的全球性衝擊納入考量。

　　在演講結束後的提問與討論中，許多與會學者都對王教授提出的「路徑依賴」概念頗感興趣，也有學者好奇為何要選擇十八世紀作為觀察的時間點，或者是否還有第四種甚至更多的時期可供切入。其中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如文化大學政治學系的林鉉向教授，以及中研院社會所的湯志傑教授，都對王教授的研究取徑是否能發展出一套典範，甚至從中國歷史中提煉出一套不同於西方的理論抱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