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淵教授演講「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書籍出版與文本流通:一個閩東山村的例子」紀要

 
講題: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書籍出版與文本流通:一個閩東山村的例子
主講人: 李仁淵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主持人: 王鴻泰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與談人: 吉澤誠一郎教授(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
時間: 2018 年 8 月 22 日(三)下午 4:00 至 5:4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一會議室
撰寫人: 吳景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李仁淵教授演講「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書籍出版與文本流通:一個閩東山村的例子」紀要
 


 

  以往學界對中國出版史與書籍史的研究,著重在宋代、晚明、晚清等三個時期,研究對象也受到印刷文化的影響而多以刻本為主。但是從晚明到晚清之間有何發展與改變?書籍也不僅是刻本,還有不少民間流傳的寫本,刻本與寫本之間的關係為何?

  乾隆以後的書籍出版類型有很大的轉變,像是叢書增加反映出特定知識範疇的重新定義,筆記、文集、族譜在嘉慶之後也大量增加,許多重刻與重刊的情況保留了許多罕見書籍。不只是出版類型,出版地點也較前代豐富,石印技術影響了書籍進入鄉村,針對中下階層的書籍也增加不少。應該如何解釋這些現象與改變的出現?也許可以從思想解釋,像是道、咸以後文字獄的影響減弱,許多思想重新興起;或是從政治解釋,中央與地方權力的改變,地方官員開始主持大型出版計劃;或是從社會解釋,文字媒介更廣泛地在中下階層流傳,掌握文字技巧的人也藉此傳達一些想法,同時也製造針對中下層讀者的刻本書籍需求。以下,李教授以其發現自福建福州府屏南縣龍潭村的書籍為例,討論這些現象的縮影。



 

  屏南縣於雍正十三年 (1735) 建縣,龍潭村自建縣後至科舉廢除,只出現過一名秀才。李教授在該村一位陳姓道士家中發現了大量書籍,包括八十四種刻本,以及差不多數量的寫本,出版時間約莫從十八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其中數量最多的是科舉用書,但是使用頻率並不高。次多的是經典,而且複本不少,代表給不同家族成員使用。第三是培養書寫能力的蒙書與雜字,特別的是,刻本《百家姓》之中讀者補充了縣裡的幾個大姓,《千字文》出版者補充了福州話的內容。再次者為日用類書,不僅可從讀者圈點過的部分了解當時看重的內容,還出現自行合併數本類書而成的書籍,反映其積極重整所需知識的行為。除上述刻本外,也有不少寫本,這些寫本是由抄寫者自行從刻本書籍,或是一些地方知識中整理而來。由這些書籍可以看到,這些讀者並非被動地接收知識,而是主動將知識依需求重新編纂,而刻本代表的是一般性的普遍知識,但寫本可以反映出普遍知識與地方知識的中介。

  討論人吉澤誠一郎教授認為,本文對南方鄉村的人民如何利用書籍,針對民間社會的識字能力進行了相當具體的描寫,因此對於清代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的貢獻非常大。然而,在清代社會庶民文化的討論中,應該如何理解菁英文化與庶民文化之間的區別,或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龍潭陳家人為了目標而努力培養識字能力,這是不是也代表著他們想要接近所謂的「正統文化」?

  李教授回應,關於菁英文化與庶民文化的問題,以往的觀點多半認為是自上而下的滲透,本文提到的例子主要呈現的是接受者的主動性。讀者的閱讀行動是帶有目的性的選擇,閱讀經典是為了科舉考試、接觸儒家文化,抑或是用以識字?其背後都有不同的動機。即使是識字也帶有功能性目的,例如為了學習記帳而識字。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到的是文化的傳遞不是單向的,也很難一概而論地以「菁英」和「庶民」來分界。



 

  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基盤教育機構松家裕子教授詢問,陳家的收藏中有無宗教性書籍?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田口宏二朗教授提問,龍潭村在整個市場上的地位如何?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林小涵提問,寫本內容是用以補充收藏或是自製複本?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衣若蘭教授則關心十九世紀的版權概念與晚明有何不同?傳統中國有無出版業的行會存在?

  李教授回應,屏南縣主要的貿易路線沿著河谷,龍潭村位於支流的上游,處於地域市場圈的末端。而陳家因為是道士家族,因此有宗教性的寫本,並且主動搜集、抄寫了不同宗教傳統的文本。至於宗教類的刻本較少,主要是佛經與善書。龍潭村保存下來的寫本內容有部分可以看出是抄自刻本,有些是抄自別的寫本,其中少部分有註明來源。清代在蘇州等地有類似行會的組織,然而在資料的限制之下,整體來說目前學界對中國書商與出版業的許多基本問題仍不夠了解。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透過族譜、帳本等資料重現福建四堡出版業的運作情形,提醒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更積極的挖掘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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