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真教授演講「明清方志的文學解讀」紀要

 
講題: 明清方志的文學解讀
主講人: 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持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與談人: 松家裕子教授(追手門學院大學基盤教育機構)
時間: 2018 年 8 月 21 日(二)上午 10:50 至下午 12: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一會議室
撰寫人: 吳景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胡曉真教授演講「明清方志的文學解讀」紀要
 

  胡曉真教授長期關注「女性敘事文學」與「西南敘事研究」等議題,此次演講,提出將方志做為一種具有文學詮釋潛力的文本,藉此解讀其歷史脈絡、地域背景,以及志書作者、文本之間的多元關係。為此,胡教授以郭子章於萬曆時期編纂出版的《黔記》做為討論核心。

  胡教授認為,方志並非只是記錄地方風俗的資料,而是傳達特殊視角,寄託個人情緒,同時還能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反映作者透過個人親身經驗的自我書寫,傳達其審美經驗。郭子章在平播之役後私人編纂而成的《黔紀》與在此之前不久由官府主持完成的《貴州通志》有許多體例上的差異,像是列傳中以「淑媛」取代「貞節」,擴展了女性入傳的標準,而將「宣慰」與「故宣慰」分立,也都顯示其對土司制度的尊重與肯定。列傳各卷的篇末,郭子章也以「蠙衣生」之名提出自己的「史斷」,形塑自己的觀點與詮釋。

 

 

  在「宦賢」列傳中,郭子章提供大量篇幅為貴州的「邊臣」塑造具有美感的孤高悲涼形象,也突顯其地方上的政治影響力。「遷客」列傳則強調遭貶謫者多為賢人君子,也表達出貴州雖為邊疆,仍是聲教透過遷客傳布之區。「寓賢」列傳收錄的多為遷客後代,而這些寓賢也多為文學君子,符合郭子章重視文藝的態度。

  透過郭子章的《黔記》,可以發現郭子章透過個人經驗,體會到邊臣的艱難,以及當地文化衝突的情況,因此強調貴州進入明代中國體系內,藉以鞏固中央與邊緣之間的關係。在列傳的編纂中,透過郭子章的評價,也能觀察到郭子章對於貴州的種種複雜情感,以及對歷史記憶的重新形塑。

 

 

  討論人松家裕子教授認為,本文理論性強,並涉及到文化史的根本問題,包括「中心」與「周邊」、「中國」、「文學」、「個性」等概念,同時又能深入解讀文本。在此補充一個延伸問題,關於郭子章的思想背景,他所生存的萬曆時期,其主流思想為陽明學,而與郭子章同為江西泰安人的胡直也是王學傳承人之一,在《黔記》之中亦多次看到王守仁之名,因此《黔記》中對於個人個性的突出是否與陽明學強調「吾」的觀念有關?而陽明學如何影響郭子章對西南「夷」的看法?郭子章又是如何在《黔記》之中呈現宣慰土司的角色?

  胡教授回應,的確曾經注意過王陽明在《黔記》的角色,但限於自身對思想史的認識,在本文並未深入討論。郭子章並未以中央官員來到西南邊疆的高姿態自居,也並未因身處西南而抬高土司的地位,而是如實呈現在平播之役的過程中的各種政治角力,為這段史實提供一個解讀的角度,並為自己建構一個在平播之役的歷史地位。

 

 

  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田口宏二朗教授提問,所有的歷史文獻(包括訴訟文書、家譜)是否都帶有文學性的審美意義?心態史與外在的歷史現實之間的關係為何?中國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賴銳詢問,郭子章之所以撰寫《黔記》,是否基於平播之後,播州分屬貴州與四川,導致兩省之間出現省界紛爭,並非用以自詡戰功?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教養學部菊池秀明教授也提問,《黔記》所反映的文化,並非純然的漢人文化,而是具有一種在地文化的性質,但這種文化會不會影響到當地國族的認同?《黔記》看似重新定位中央與邊界間的關係,但卻像是透過道德與正統漢文化的認同方式,將貴州這個邊徼收編回中央?

  胡教授回應,可隨著個人需求選擇適合的文本,再進入文學性的考察與解讀,並不是所有文本都適合進行這種研究方式。當然省界糾紛是一種解讀角度,但也許可以從省界糾紛放大到平播之役的過程,反映出郭子章與李化龍兩者對平播之役的詮釋本身就有不同解讀的立場。心態雖然是由歷史背景所促成,但兩者之間仍有距離,心態並未完全反映歷史背景,因為心態轉化為文字時有著多層次的轉化。對郭子章而言,還是以漢文化為重,也肯定漢文化進入貴州的成就,同時又能尊重在地既有的文化。然而,《黔記》雖然流傳不廣,但郭子章關懷當地文化的態度,對於後續官員治理貴州卻是影響深遠,官員開始願意深入了解當地社會文化,而非以既有思維或高高在上的態度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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