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郭松義教授:在時代的風雨中且行且進

 
訪談人: 邱源媛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寫人: 邱源媛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專訪郭松義教授:在時代的風雨中且行且進
 

  郭松義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清史、經濟史、社會史,曾就清代人口問題、清代農業、商業、婚姻家庭,以及國家經濟政策等作過重點研究。主要代表著作有:《清代全史》(「六五」國家重點項目)第三卷主編暨二、三、四卷寫作;《中國史稿》第七冊(所重點項目);《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十卷(院重點項目),以及《中國航運史》(與張澤咸)、《中國屯墾史》(與張澤咸)、《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與定宜莊等)、《清代民間婚書研究》(與定宜莊)、《中國婦女通史•清代卷》、《民命所繫:清代的農業和農民》、《清代的賦役、商貿及其他》、《清代的社會環境和人口行為》、《清代政治與社會》。


 

入史學之門

  郭松義先生於 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入學後,經歷「反右」、「大躍進」、批判白專道路、下鄉下廠等接連的政治運動。1960 年,北大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由楊向奎先生(尊稱向老或楊向老)具體指導,郭先生回憶道:「向老針對我讀書不系統、基礎不紮實的毛病開了一些書,像《清史稿》、《東華錄》、《清朝文獻通考》、《聖武記》,以及基本馬列理論著作,要我一本本地讀,每過半個月或二十天便找我談話,要我說說讀書進度和心得,這樣大概持續了一年多。在這個過程中,我根據讀書心得寫了七、八篇札記和短文,八零年代初發表的文章,就是由這些札記修改而成。這段讀書經歷,讓我對清代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1960年代,社科院歷史所明清史研究室合影。
 

  1963 年,楊向奎先生提出從整理史料入手,展開清史研究工作。因此,明清史研究室的人員分為兩批,何齡修、張顯清、劉重日、鐘遵先、張兆麟、胡一雅、郭松義,加上楊向老,共八個人,至山東曲阜挖掘整理孔府檔案。在曲阜的四個月,郭先生跟著楊向奎先生一起看檔案、挑檔案。曲阜檔案共二十萬件,每一件裡面至少有兩到三種,多的十來種,不可能都要。由楊先生先訂原則,有疑慮的再請教楊先生過目,過程嚴謹,在楊先生的指導下,郭先生與明清史研究室同仁系統地接受整理檔案和利用檔案的訓練。在孔府檔案挑選、整理地基礎上,郭先生與同仁先後完成七百五十餘萬字的檔案選編與《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的專著。由於因政治運動的耽擱,這套檔案選編與專著,拖到八零年代初才得出版。郭先生說,在自己的學術道路上,選擇清史是受到北京大學商鴻逵先生的啟發,而系統的基礎訓練,應歸功於楊向奎先生。


  1963年8月,在曲阜查閱孔府檔案與歷史所諸同仁合影。

  除了孔府檔案的整理,郭先生另一件任務是參與《中國史稿•清史卷》的編寫。然而,先是「文化大革命」,之後是單位整編,直至 1995 年才出版,前後延宕三十來年。郭先生認為,《中國史稿•清史卷》的編寫過程使自己在清史學的眼界更加開闊,整體提升從點到面的整體的知識,並熟悉整個材料的概況。

學術新氣象

  文革結束後,沉寂多年的學術界湧現新的氣象,各個學科都獲致極大發展。郭先生認為,許多學術研究從這時才算真正開始,一向基礎薄弱的清史學科更是進展迅速。為配合新學術形勢的需要,歷史所成立清史研究室,全面推動清史的研究。

  在中華書局支持下,新成立的清史研究室出版了《清史論叢》和《清史資料》兩種輯刊。《清史論叢》第一輯於 1979 年出版,由楊向奎先生主編。這是歷史所第一個以研究室為單位出版的專刊,也是史學界最早以刊登清史論文為己任的學術刊物。郭先生是從第二輯起參與編輯工作。不久,清史研究室又醞釀出版《清史資料》,由三人組成編輯小組。《清史論叢》和《清史資料》雖然每年各發一本,總計字數在五、六十萬到七、八十萬間,但審稿、改稿事務不少,有時還要幫忙查對史料。《清史資料》主要靠編輯小組尋找資料線索,除了抄寫、找人標點、翻譯、加寫按語,有時還須親自注釋。

  其次,在具體研究工作上,從八零至九零年代初,郭先生參與數項較大規模的國家項目和社科基金項目,如十卷本《清代全史》、二十卷本《清代人物傳稿》、《中國土地制度史》、四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中的《清代經濟史》、十卷本《中國政治制度通史》。這些項目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總結和推動學科基礎建設的性質。

  再者,就是花費郭先生很多精力的《有關玉米、番薯在我國傳播的資料》,為了編輯這部史料集,郭先生和合作者鄧自燊先生在幾年內,先後翻閱包括檔案在內的各種史籍三千餘種,並從千餘種史籍輯出兩千條,幾乎跑遍北京主要的圖書館,雖忙碌卻感到充實。

經濟史的研究之路

  在郭先生的論著中,經濟史占有相當的分量。談到如何開始經濟史研究,郭先生表示,其實是起於研究室的一次分工。在八零年代初,清史研究室剛恢復,人丁興旺,有二十幾人,總不能僅做一兩個專題。為合理布局,均衡力量,需要分工。有人說,「叫郭松義去搞經濟史吧!」郭先生沒有反對,經濟史從此成為他研究的重點。

  郭先生認為,自己研究經濟史,初期集中於經濟政策方面,撰寫如墾荒政策、攤丁入地、蠲免政策、糧食運銷政策和關稅政策、清初更名田、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重開南洋貿易等文章,同時也寫了些有關貿易的文章,共發表十幾篇論文。一方面是想弄清這些政策的來龍去脈、實施狀況,再探討國家的政策法令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另外則著重於史實和某些數據的考訂,糾正若干錯誤和不夠確實卻卻又廣為流傳的看法,如〈清初的更名田〉一文就是如此。

  隨後,郭先生又把清代的農業生產作為研究重點。這主要是因為 1978 年,《中國史研究》編輯部籌畫一篇關於中國古代糧食生產的文章,歷史所指派張澤咸、王曾瑜與郭先生三位合寫。過往的研究多偏重於生產關係,長期忽視對生產力的研究則,留下不少空白,這就引起郭先生研究農業生產力的興趣,根據積累的資料,陸續發表〈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些問題〉等數篇文章,還寫了《中國古代水利史話》、《中國古代農業》等著作。儘管有關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的成果不少,但郭先生認為,自己的研究還是給學界提供一些新的內容。至於糧食產量,因情況比較複雜,近期很難得出大家都認可的結論,不過作為一種探索,還是有意義的。

人口史研究的歷程

  郭先生從事經濟史研究之際,注意到許多有趣的人口史料。當時人口史研究已經受到關注,但是從人口流動的角度,在中國國內還未見成果,於是就依據自己抄錄的材料,著手研究。

  1987 年,美國歷史人口學會召開第三次亞洲人口年會,郭先生受邀發表〈清代人口問題與婚姻狀況的考察〉一文,主要以家譜作為人口研究的論據,這是中國大陸第一篇人口史研究使用計量方法的文章。

  1993 年,郭先生與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李中清教授,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環境——人口與社會歷史 (1600-1920)」研討會。這個會議的緣起,與臺灣中研院有關。當時李中清與劉翠溶、賴惠敏教授合作輸入清代皇族《玉牒》資料,將男女姓名、出生日期、婚嫁、爵職(女性則記夫婿爵職)、死亡(女性包括夫婿亡故日期),以及父母等內容,已完成近八萬筆資料(一共二十多萬人)。藉此他們想舉辦一個階段性的成果討論會,請郭先生協助籌備。在過程中,郭先生介紹王鍾翰先生高足定宜莊教授與李教授認識。定教授當時是中央民族學院(後為民族大學)副教授,對滿族和民族史造詣頗深,也受過田野調查的訓練。李中清教授遂邀請定教授加入團隊。這次會議强調人口問題的社會背景和環境狀況,邀請不同學科的學者參加,希望學科之間可以相互借鑒。參會的學者有王鍾翰、侯仁之、張丕遠、陳可冀與臺灣的賴惠敏、劉素芬等學者,分別從民族史、歷史地理學、疾病學、經濟史等專業共同討論。



  1998年,遼北田野考察。左起: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
 

  1998 年,北京大學召開「中國婚姻、家庭與人口行為」研討會。這次會議的具體工作由定宜莊教授安排,邀請許多人類學、社會學的學者。分別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各個學科如何看待婚姻家庭,從哪些角度切入研究。

  郭先生認為,兩次會議的啟發都很大。前一次會議强調事物不是孤立發展,比如人口的出生、死亡,是多種因素導致的結果。因此,應該重視各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落實於具體研究,也就是重視各學科之間相互的關聯性。後一次會議,强調對同一個問題,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切入,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將會發生碰撞,從而在方法、思考上得到啟發。

  此外,郭先生還和定宜莊、李中清、康文林共同合作《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一書,這本書是多學科合作的具體實踐。這次合作,與 1993 年的人口史會議有一定關係。李中清教授在整理《玉牒》後,接著整理瀋陽《盛京內務府戶口冊》。但單純的統計工作,其價值僅囿於人口統計學的有限範圍內,無法應用於廣義的歷史研究。譬如對戶口冊記載的上百萬人口,究竟是些什麼人,屬於什麼民族,來源於何處,均難釐清。於是,郭先生提議,一面繼續查閱文獻,再輔以田野調查。從 1998 年到 2000 年,郭先生與定教授先後五次前往戶口冊記錄地區,以戶口冊提供的地名(村屯名)和姓氏為線索,尋找戶口冊所記人群的後裔。經過多次田野調查,逐漸查出他們的後裔,由此確定這群人的身分。這個過程非常艱辛,但同時也引人入勝。

  在田野調查的同時,李中清教授在美國繼續使用人口統計學的方法,將戶口冊大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輸入電腦,大概有五十萬人次、十萬筆個人的材料,並對此進行婚姻、生育、死亡、病殘等人口統計分類。這個研究小組於中國和美國兩地雙管齊下同時展開,在傳統文獻的研究基礎上,借鑒民族學家的田野調查,以及人口統計學的方法,可說是一次跨越不同國界、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學科的合作,是一次很好的嘗試。

  接著的幾年,郭先生著手進行家庭規模、生育、疫病、死亡等人口行為的專題,發表六、七篇文章,寫過農民進城和城市史的文章,並把重點放在清代北京的外來移民。相關論文,多數收於 2012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社會環境和人口行為》一書中。


  1998年,於臺灣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左起:徐泓、賴惠敏、郭松義。
 

轉向社會史

  郭先生在經濟史和人口史的研究既已有相當多成果,此後又開啟了社會史研究,這一研究轉變與歷史所的學科建設安排有關。1990 年,歷史所主事者為適應新的學科發展需要,決定成立社會史研究室,由郭先生負責籌設。為適應新的研究方向,郭先生選擇了「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為專題。選題的原因在於郭先生過去曾寫過〈清代人口問題與婚姻狀況的考察〉一文。郭先生認為,此題雖然不乏研究者,但有待填補的空缺仍多,亦有其潛力可以挖掘。後來,婚姻部分比較成熟,就以《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單獨成書。

  過去研究婚姻,大多從制度層面著眼,郭先生希望能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關注上層社會與下層百姓婚姻行為的差別。士紳家庭把受到旌表看成家門榮譽,婦女自幼受此薰陶,視貞節為性命。從整體環境到個人的思想,全被傳統禮教所俘虜,所以即使年輕守孀,乃至已聘未婚而聘夫早亡,也要掙扎著做節婦、貞婦。在郭先生所接觸到的資料中,士紳家庭不乏年輕寡婦,有的甚至不到二十歲,卻無一例再嫁。但下層百姓基於生活所迫,雖也有守節的,但多數年輕寡婦會選擇再嫁。不同的人群,地位不同,身分不同,經濟條件不同,情況就會不同。

  2000 年,郭先生與定宜莊教授開始撰寫《清代民間婚書研究》。這部書的意義在於,過去從來沒有人把婚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史學界對地契、房契、賣身契等等文書均有利用,唯獨婚書卻一直未能進入史家的視野。郭先生指出,在多年研究清代婚姻史、婦女史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婚書的價值。中國傳統社會,有關下層民眾婚姻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僅有的也凌亂難稽。方志、筆記與其他私家著述,對這類題目多是空泛之談,從中很難把握實質。婚書卻是當事人持有、並作為證據的最直接、最原始材料,它展現婚姻各方與社會道德以及國家法律之間的真實關係,都是其他任何史料難以具體和系統呈現的。因此,婚書的研究對婚姻、家庭史研究有極大意義。

  郭先生認為他研究清代婚姻、家庭,費力最多而收穫最大。從地方志烈女傳三十至四十萬個女子中,查到一萬五千多位初婚年齡資料,加上從年譜、檔案、文集中得到的數據,共輯得一萬七千多的個案。男子初婚年齡記錄較少,但也輯得七百多個例子。他以這些資料作為樣本,計算清代男女初婚年齡和各年齡段的比例,並考察不同階級、不同地區和清朝前後不同時期婚齡的變化。

  郭先生亦透過戶口冊和家譜的數千筆數據,計算夫妻年齡差距,及在南方、北方、紳衿和一般平民百姓中的不同情況。此外,郭先生根據《清實錄》等資料,統計有清各朝旌表節婦、烈女、貞女的人數和情況,利用家譜等資料,就婚姻地域圈進行抽樣考察。又對童養媳的童養年齡和結婚年齡,表親婚在整個婚姻中的比例等等,一一進行統計。更利用刑案記載,對流民和童養媳的婚姻質量,以及婚外性關係的通姦原因和通姦男女原來的關係,進行量化分析。郭先生認為上述統計,儘管有些部分已有人研究,比如女子婚齡,有的統計人數更多,但這些研究大抵限於某一地區或某些特殊群體,如皇族,在面的覆蓋不廣。再就是有的統計不夠圓滿,或由其他數字間接推算得出。例如有的學者根據《古今圖書集成》,輯得清代節婦 9,482 人,烈女 2,841 人。這個數字最多只能反映清代康熙以前(包括康熙朝)的情況;相較之下,郭先生的統計材料,僅節婦一項,就有百萬之眾,相差很多。

  郭先生認為,雖然進行社會史的研究是上級安排的任務,但自從進入後,也覺得挺有意思。經濟史研究的對象多半是死的,如生產力、生產關係、政策之類的。社會史研究的是活的人,探討人與人的關係,從而顯示出它具魅力的一面。

史料決定歷史

  郭先生對清代的檔案、地方志等史料之熟悉,在學界是出名的,許多後輩在尋找史料時,都曾得到郭先生的指點和幫助。郭先生分享史料的收集經驗,啟蒙於北大唸書時,曾受商鴻逵先生的良言「多看、多想和多動手」。郭先生表示,多看就是多看書,凡是涉及題目範圍的書,能看到的儘量多看。多想指邊看書邊想問題,或者看完一些書後歸總起來再想問題,不斷為自己提出問題,否則就像現在行話說的,找不到感覺。至於多動手,是不要怕麻煩,在書中凡是看到好的觀點,有用的資料,統統抄下來。郭先生指出當時一般人還沒有電腦,只好用手抄,起先抄在本子上,後來覺得抄多了,本子上使用不方便,換成抄卡片,一條資料抄一張,必要時劃上重點,加上標題,可隨意擺弄。郭先生現在手頭上幾十萬張卡片,就是平時翻書時一張張抄下來的。時間長了,養成習慣,每寫一本書或從事一個專題,大體都循著這個路子做。郭先生給予年輕學者的建議便是,儘管這樣的研究方法繁瑣耗時,好處是資料先行摸得透,基礎打好了,寫時有底,心裡就踏實。郭先生亦自嘲,過去有人針對像我這樣的笨人調侃說,只知道讀書抄卡片,然後把這些卡片凑在一起,拼成文章,簡直成了史料的奴僕。郭先生對此回應,雖然只是拼湊史料,沒綜合出觀點固然不好,但史料是基礎,搞歷史的不把握足夠的史料,不管是「論從史出」,或是「以論帶史」,總是危險的。

  針對史料方面的心得,郭先生提醒後進,史料切忌單一化,要用不同史料進行二重證、三重證,「細節決定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實決定了歷史。再者,清代史料浩如煙海,很難以個人力量窮盡,對於存在爭論的事情,切勿以為現在肯定了,就可以當成定論,很可能幾年後,就會有新史料,會被推翻。郭先生認為學術就是一個一個臺階逐級而上,每一個新的臺階都離不開底下的臺階。

給年輕學者的治學體會

  郭先生的史料功底紮實,跨越數個不同的領域,其中的治學經驗與體會有益於後進治史。對此,郭先生表示,第一,自己研究的題目通常比較微觀、具體,這可能與自己看重史料有關。當然,這並不是說專注史料就不能做宏觀、理論性的東西。郭先生說:「就我個人而言,我更注重微觀,注重史料的收集和積累,强調立論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要有史料證據,不要空談。」因此,郭先生除正史外,像野史、文集、筆記、年譜、家譜、日記、方志,以及公私檔案,平時都注意搜集。另外郭先生也注意上溯下聯,如前代明朝和後來民國的資料與著述,使結論不至於與時代脫節。

  第二,郭先生認為自己在研究上並不保守,願意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社科院經濟所的吳承明先生就主張,方法可能有新舊之分,但沒有高低之別,不必太過拘泥,需要用哪種,就去用哪種。郭先生相當同意,回顧初做研究時,用是傳統的考證方法,不少論文也按照這種方法寫出,比如〈論攤丁入地〉、〈清初的更名田〉等文章。另外,還有幾件事也對郭先生的治學方向影響很大。如:八零年代,歷史所希望加强經濟史,準備成立經濟史研究室或研究組,委託孫毓棠先生籌辦,當時也曾找過郭先生。郭先生記得孫先生說到:「嚴格說,這些年來有的經濟史文章,不像在作經濟史。」當時自己很納悶,不知什麼意思。後來體會,是指研究經濟史應該吸收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郭先生指出,吳承明先生認為研究經濟史,既允許用傳統史學實證的方法,也可以用經濟學方法,所以「我們經濟史也應注意定量分析,或根據資料可能,從經濟學中吸取一些方法,如投入產出以至回歸分析等」。1985 年吳承明先生《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出版,該書就一些宏觀數量作了估算,用統計或計量學的方法,檢驗所作的定性分析。郭先生認為過去寫資本主義萌芽的文章,主要從史學的角度,舉例子來論斷,而吳先生用量化的方式,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儘管有些人不同意吳先生的某些觀點,有些論點現在看來仍有待精進,但就當時來講,吳先生的研究成果是過去史學傳統的實證方法所做不出來的。

  自從受量化分析的啟發,便希望能藉此方法,結合自己的研究。因此郭先生盡可能的從「量」這個角度出發,收集數據,做定量的分析。像〈清前期南方稻作區的糧食生產〉、〈清代糧食市場和商品糧食數量的估測〉、〈清代北方旱作區的糧食生產〉、〈明清時期的糧食生產與農民生活水平〉等文章都採用這種方式。

  1992、1993 年起,郭先生的主要精力轉向社會史,這是郭先生在清史研究層面上的又一次拓展。不過因為郭先生此時已年近六十,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張開大網廣加求取。作社會史理論探討又非其長處,所以郭先生從選擇具體題目入手。先前研究人口史時,曾觸及過婚姻問題,於是將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為切入點,而社會史中的婚姻家庭史可以關聯到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人口學以及倫理學等諸學科。郭先生坦言對這些學科自有不熟悉之處,除了花時間瞭解與學習,也包含方法論的借鑒和吸收,他的研究門類,很多是從社會學中得到啟發的。郭先生亦舉例社會學中經常使用的如抽樣分析、典型分析、定量與定性數據統計法,以及某些田野調查的問卷設計等等,都是社會史研究需要借鑒的。另外,郭先生還提到 1989 到 1999 年,與合作者定宜莊、李中清教授到遼寧蓋州、海城和法庫、開原、鐵嶺等地,就「清代遼東內務府旗人」後裔的歷史記憶所進行的田野查訪,收穫最為巨大。

  當前史學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有些隨著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而產生聯繫。比如人口史,就是因為八十年代後國內人口現實問題,迫使學界關注歷史上的人口問題。再如環境史的興起,也與當前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重視有關。總之,無論是清史還是社會史,都要沉下來踏踏實實的研究。現在有的研究比較浮,炒冷飯的太多。郭先生提醒,我們應該不斷注意前人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做下去。郭先生以乾隆南巡這個前人已多關注的題目為例,自己在 2004 年寫了〈曲阜「孔府檔案」中記載的乾隆南巡和東巡〉這篇文章,用上曲阜檔案裡面的一些史料,有學者評價說這篇文章做出新東西。事實上,曲阜檔案已經出版很多年,但是卻沒人注意。關鍵還是要紮實地從不同視角來研究,通過事實來說話。


  1963年10月,於曲阜孔府檔案室查閱資料,右一為本人。
 

  郭先生回顧,從六零年代初開始從事清史研究,至今已過一甲子,如果扣除文化大革命前後的空白,亦近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在清史這塊園地涉及許多領域,也編過刊物,整理過資料,歷經甜酸苦辣。至於對清史整個體系提出什麼看法,或做過什麼令人仰慕的創造性成果,從而總結出一大套理論?郭先生相當謙虛地說,那是大師們做的,自己不過是個普通研究者,做些零敲碎打的工作。史學的特性,從來不屬於顯學,自己能做成些事,就是耐著寂寞,循著設定的路子走下去。郭先生說:「我不自卑,也不高估自己。瞭解自己不是個有很高靈性、理論魅力不是很强的人,所以只能按照一定的起點,從資料工作開始,由史料形成論點,再綜合出結論,寫書作專題。當然也要吸收借鑒其它的成果和別的學科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可以開闊眼界,提高研究質量。」

  郭先生在研究中也碰到成果剛出來或不久,就覺得不滿意。究其原因,不外幾個原因:一是設定的起點不高,或未得知已有的高水準成果;二是形成論點時考慮不周密;三是發現新的資料;四是採用其他視角或不同的研究方法,也許能得出更新的結論。郭先生提醒研究者要隨時虛心,更指出清史資料太多,即使竭盡全力,也不敢說自己看的資料已齊備,有時新資料甚至足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郭先生最後談到研究的核心態度,亦以此勉勵後進學者:「我從不說我的研究具有創造性或有全新突破這樣的話。對於每一個經過努力得出的結論,我都由衷地尊重,也絕不因為自己有些新看法而貶低他人的努力,因為每一項研究均不可能憑空而起,都或多或少地參照吸收過前輩或同輩先行者的成果,是在他們基礎上前進的,並願以此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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