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真教授演講「西南觀我——《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的構思與反思」紀要

 
講題: 西南觀我——《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的構思與反思
主講人: 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主持人: 丁仁傑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人: 何翠萍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 2017 年 5 月 8 日(一)上午 10:00 至下午 12: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新館 3 樓 2319 會議室
撰寫人: 簡金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胡曉真教授演講「西南觀我——《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的構思與反思」紀要
 

  胡曉真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研究領域為明清敘事文學、明清婦女文學、清末民初文學。已出版的專書有《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本次演講以新著《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為題,進行文學與人類學的跨領域對話。

  帝制時代起,從各種官、私文字紀錄,到近代海外學者研究、本土學者探勘,乃至晚近西南人類學研究、新清史研究取徑,中國西南一直是人類學、歷史學的經典課題。但除「少數民族文學」或「雲南文學史」外,「西南」在古典文學研究中一直缺席。因此,文學研究如何將西南作為學術視野的中心提出「邊緣」研究,是此次胡教授演講的重心。

  胡教授說明,標明西南作為文學研究方法,其意義不限於史地實證研究,更攸關符號系統和感知結構的呈現。許多明清官員、文人都有西南經歷,西南經驗是他們生命歷程中深刻的一部分。至於文學範圍,則不能侷限於狹義,詩歌、小說、戲曲、筆記外,文學還涵蓋一切文字所組成的書寫脈絡。就此而言,史傳、志書、奏議等不僅提供歷史背景的參照,也提供豐富的文學文本。

  故此,「西南文學」涉及西南地區各種文體,匯合美學、文化、政治、戰爭、性別、歷史、地理、族群等議題,是明清文學中的重要主題。而使用「敘事」(narrative) 一詞而非「書寫」(writing),是因為敘事更能凸顯各類文本的觀點、記憶與構造。「西南文學敘事」正反映出過去文學研究受限於中心的觀點,未能觀照由邊緣反指中心的文學動能。

  如此一來,文學研究下的西南敘事,必定與人類學、歷史學的研究不同,知識與情感的關係更是文學研究的主旨。因此,西南文學敘事,一方面探討文人如何將西南文本化,另一方面考察西南的自然與文化環境對明清文人心靈的影響,也就是西南如何刺激明清文人的文學想像;藉由此種文學詮釋,從而與歷史考證、田野深描、理論建構相互辨證,進行跨人文學科的對話。

  接著,胡教授簡介《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一書。第一部分是「情感與世界」,探討閱讀西南敘事時的兩種立場,是向作者內心幽微的內向詮釋,抑或是西南邊疆與新世界觀連結的外向詮釋。前者處理私人情感如何在西南的情境下發生作用,並通過志書一類實用文體來表現;後者涉及明清知識界對外界異域的好奇,通過對西南邊域的書寫來探索廣大的未知世界,同時也是反觀中原華夏的「書寫自我的民族志」。

  第二部分的主題是「戰爭與統治」。奉派至西南的官員,往往持有由上俯瞰、服務帝國管治的立場,他們的文字必定隱含外來征服者對西南施加政治暴力的喻意。這些官員編寫的私人方志,過去多被視為傳統的史地沿革紀錄,然而這些文本亦傾注敘事者的個人美感,甚至是作者的文學實驗場,從而有文學解讀的可能。

  第三部分是「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的古今交錯,探討野史、小說中,性別及族群敘事與帝國歷史的相互交涉。首先是追蹤奢香、秦良玉如何在香豔、獵奇的敘事中由地方女土司、貞節命婦、開邊忠臣,最後被國家大敘事轉化成「中華民族的女英雄」。而後處理兩部表面上是徹底華夏中心主義的小說,為何可能寓意著挑戰華夏單一正統觀念的可能。全書最後處理一組奇特的贗品文本——《大理古佚書鈔》三種。究竟要如何看待這組號稱來自西南內部真實觀點,但實際上卻問題重重的文本?胡教授認為,在虛構之外,這批佚書亦包含著政治寓言,透過斷裂的歷史敘事,在虛實之間,回應戰爭、毀滅、記憶、認同等問題。

  最後,胡教授以清代詞臣畫家鄒一桂《山水觀我》畫冊為例,指出西南山水與人的互觀性,我觀山水,山水亦在觀人,彼此交換主客位置。換言之,本書所討論的作者及文本,都與他們的西南經歷發生互觀;身為研究者,也與這些西南敘事文本彼此互觀,這也正是本次演講題名「西南觀我」之意。

  演講結束後,對談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何翠萍教授以人類學角度展開對話。一開始,何教授就先為與會聽眾揭謎。《野叟曝言》與《蟫史》都是藉由小說建構的特殊世界觀,前者看似「用夏變夷」,然而它藉由神怪營造出能與儒家正統抗衡的價值體系;《蟫史》表面上呼應對西南苗疆強力鎮壓的態度,但五蟲之戰的比喻,實際上徹底質疑族群之間的界線,既貶抑非我族類,亦是正統者的自我嘲諷,從而表現出「無分夷夏」的認同。

  何教授高度評價胡教授新著,從觀點理論到遣詞精準,都帶來極佳的閱讀經驗,並肯定全書展現的高度學術野心,企圖在人類學、歷史學已有的詮釋外,開闢出具有核心意義的文學詮釋。貫穿全書的主旨,是文本創作者的情感與傳達給接收者的方式,以及情在創作者生命中的地位,這是文學詮釋的核心;而胡教授藉由自己的研究,號召文學研究者更重視這塊有潛力的領域。

  何教授在逐章介紹內容之餘,接著提出評論。首先是書名。對中國文學、歷史學者來說,「明清」的意義很清楚,但人類學者會更偏愛「15-19 世紀明清文學西南敘事中的作者情感」這類題目,更為表示作者與文本相互參照性 (cross reference) 是處理重點。其次,許多文本的作者都宣稱有西南經驗,可是胡教授向我們指出,這些經驗不一定為真,而是虛實交錯。如陸次雲在《峒溪纖志》的美感想像與道德寄託,幾乎是西南敘事中最好的,但問題在於陸次雲並未親自看過跳月儀式。儘管如此,胡教授沒有止步於此,因這些作品其實都是藉由西南來反思自我,所以胡教授進一步探討陸次雲寫作時心中想像的情感——跳月的美感與情意的交流,那才是具有普世性的真實意義。相對於此,陳鼎則是另一種類型。陳鼎確實有過西南旅居的經驗,他筆下的跳月是真,情感敘事是真,但卻滲入外來者強加的欲望。

  由此帶出的問題是,這些文本是作者的真實經歷,還是文人的文字遊戲?抑或是面對他者的自我反思?而我們應當如何使用這些文本?是紀實體傳記?是民族志資料?還是小說創作?這些問題,也適用於每一份文本。因此,何教授進一步提出:第一,「好奇」與「獵奇」要如何區別?其次,幾乎每一位作者都有「禮失求諸野」的心態,這正是人類學大力批判的。第三,若真能將這些文本定位成書寫自我的民族志,那人類學就必須重新定義民族志。第四,胡教授的研究,讓自己身為人類學者既釋懷又慚愧。釋懷的是,人類學者基於嚴格的方法論訓練,過去對這些有問題的文本敬而遠之,未直接視為民族志材料;慚愧的是,我們自翊於方法論嚴謹的人類學者,卻並未好好批判這批顯然族群與文化偏見很深的西南敘事,胡教授的研究給予了我們很好的基礎。

  胡教授回應,這些明清西南文本當然不能視為毫無問題的民族志,因其具有獵奇的原罪、華夏中心主義的眼光與用夏變夷的教化心態。正如同何教授所言,臺灣的西南人類學研究與這些文本謹慎地保持距離,但還是有人類學者將這些文本當成可靠的民族志材料,目的就是要證明中國在帝制晚期也有民族志傳統,或民族志的原型等。然而,《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一書主張,要從各種面向跨越真假虛實的界線,也提醒學界這些文本不可能是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志,它們就僅僅是西南敘事。

  最後,與會學者就界線的跨越、地方志與研究文本的選擇、「白人本主信仰」和西南內部視角、文化接觸的中介者、跨文化的翻譯等問題,與胡教授進行對話,演講就在熱烈討論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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