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瑪瓏教授演講「領事、報人與十九世紀東亞通商口岸裡的情報掮客:以 1874 年臺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為例」紀要

 
講題: 領事、報人與十九世紀東亞通商口岸裡的情報掮客:以 1874 年臺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為例
主講人: 朱瑪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主持人: 陳儀深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評論人: 張隆志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兼系主任)
時間: 2015 年 12 月 17 日(四)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張雅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生)
 
朱瑪瓏教授演講「領事、報人與十九世紀東亞通商口岸裡的情報掮客:以 1874 年臺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為例」紀要
 

  朱瑪瓏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專長領域為科技史、環境史、十九世紀通商口岸,以及 GIS 與歷史研究。過去曾研究十九世紀口岸間輪船航運業與海上保險業的商人,如何透過組織商會、經營報紙,在外交領事、總理衙門、港英政府、中國海關等新興國家制度中,藉集體從事科學、技術、醫療等作為發揮影響力。朱教授指出,外交領事、傳教士、海關人員、報館記者等各色消息傳遞者,透過口岸間定期交通的輪船航線、跨國海底電纜電報網絡與新式報刊,構築出了一個東亞海域間的「港際情報體制」(inter-port intelligence regime)。近兩年來,他即以「《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滙豐銀行的成立」兩個案例研究,[1] 具體說明這個體制從十九世紀初期以來的階段性存在。今日演講為其最新研究成果報告,朱教授以 1874 年臺灣事件(牡丹社事件)在中日兩國中英文報紙上的相關報導,作為了解十九世紀下半港際情報體制成立與運作情形的觀察對象。

  演講首先指出「情報」作為史學課題,是參考了科學史、知識史、翻譯史、帝國史等與跨語言、跨文化相關的研究取徑;接著介紹研究所使用中日史料的特色與收藏地點。朱教授指出,臺灣事件發生前後,《循環日報》、《申報》、《萬國公報》、《東京日日新聞》、China Mail(德臣西報)、The Foochow HeraldThe Japan Gazette等各大東亞口岸報紙上,都曾流通與轉載日本出兵臺灣的消息;而英文報紙在這個歷史事件中成為訊息流通的中介,報導出兵消息之迅速,甚至早於外交領事的內部通信。消息傳遞者除了英國領事巴夏禮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前廈門領事李仙得 (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1830-1899) 之外,還有各報館戰地特派員,如《東京日日新聞》的岸田吟香(きしだ ぎんこう,1833-1905)、《德臣西報》的陳言(又名賢,號藹廷,?-1905)等。這些傳遞消息的領事、報人等,即為港際情報體制中的情報「掮客」(go-betweens)。

  接著,朱教授就陳言與《香港華字日報》洩密案,說明華人與中文報紙在港際情報體制中的角色。陳言除了擔任《德臣西報》臺灣特派員,也是該報館《香港華字日報》的主編。他於 1874 年 6 月 25 日的《華字日報》刊登一份清廷軍機處 5 月 14 日的廷寄,內容為密令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一帶」籌辦調兵因應之事。此廷寄於前一日《德臣西報》已先行譯為英文刊出,後又為其他中英文報紙相繼轉載。清廷事後下令徹查這樁「新聞紙」軍機洩密案,雖查出陳言身分,卻因其行蹤不明而不了了之。朱教授指出,派沈葆楨赴臺查探日軍虛實一事,早在《華字日報》公布這份廷寄之前,於西文報紙上已是公開消息。清廷至此才警覺軍機經由報紙洩密,為時已晚。此事亦可證明英文報紙在此一港際情報體制中的中介角色,甚至成為中文報紙的消息源頭。

  結論時朱教授指出,不只清廷官方行動被跨語際、跨港口行動的報人公開,日軍在臺灣的活動也透過這些報紙轉載,被中文讀者知悉。而港口間的報業運作,成為李仙得臺灣知識積累的管道與再衍生的平臺。英文商報對商業、航運安全的高度關注,成為李仙得正當化一連串對臺激烈手段的藉口。不管是清廷震怒的洩密案,還是上海、香港英文報館的通訊員,從臺灣打狗、府城等傳回的消息,在語言上跨越中、英文,在空間上涵蓋日、中、臺,鮮明地標示出存在於十九世紀東亞通商口岸的「港際情報體制」。

  演講結束後的評論時間,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兼系主任張隆志教授肯定朱教授的研究貢獻。張教授認為,朱教授對於西文報刊展現出深度解讀的能力,並且能挖掘出新的歷史事實,例如陳言的角色與作為。此外,在國別史、區域史的框架外,朱教授提出了一個跨國港際間的架構,對於了解東亞地區訊息流通的情形、進而重新回顧重要歷史事件,賦予嶄新的理解脈絡。

  會後問答的時間,與會學者提出問題討論。除了討論幾個詞語的翻譯與定義之外,另有對於情報的性質、情報掮客的主動性與報紙在情報體系中扮演的角色等相關討論。朱教授逐一回應,並總結說,1874 年牽動中日兩國與歐美列強國際外交角力的臺灣事件,正可作為這個東亞港際情報體制的觀察鏡。跨港口的報紙媒體,搭配快速便捷的輪船與海底電報纜線所形成的訊息迴路,成為中外各國官方人員方便的耳目。在這種局勢下,他們不得不「看報才知道」。

[1]朱瑪瓏,〈自由貿易、帝國與情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漢學研究》,32 卷 2 期,2014 年 6 月,頁 49-82;〈信任的邊界:1860 年代東亞港際情報體制與滙豐銀行的成立〉(已投稿,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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