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凡真教授演講「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朝鮮使臣與清廷『筵宴朝正外藩禮』的變化」紀要

　　丘凡真教授現任教於韓國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系，本次演講旨在探討 1780 年代清朝官方接待朝鮮使臣的禮儀；透過禮儀形制的改變，分析背後的動機，並反思清乾隆朝處理外交關係的策略。丘教授長期關心清代財政史，約十年前開始將重心轉移到中朝關係史，同時著眼於清代帝國的性質。2012 年結集其研究成果，由韓國的民音社 (민음사) 出版專著《清朝，奇美拉的帝國》(청나라, 키메라의제국)。

　　貫穿明清兩代，朝鮮堪稱中國最重要的朝貢國。朝鮮使臣出於各種外交目的，年年出使中國，絡繹於途。除了特殊的使行，如謝恩使、請求冊封等名目外，朝鮮按例固定派遣使臣，在明洪武至嘉靖年間是「正朝、聖節、千秋」，從嘉靖到崇禎年間是「冬至、聖節、千秋」，都是一年三貢。相形之下，朝鮮成為清朝的朝貢國後，崇德年間增加了「年貢」，改為一年四貢。直到清軍入關，中原大勢底定，順治初年才合併為一，稱為「三節年貢行」（入貢時期則元旦），此後例行的使行只有一年一行，由此可見明清之間的變化。

　　更為具體的案例，如朝鮮祝賀明清兩代皇帝聖節的方式。明代會固定派遣聖節使，祝賀皇帝生日。清崇德年間仍沿襲明代的辦法，但自順治年間「並貢」之後，清朝允許朝鮮不用派遣使臣來朝，只要由三節年貢行，或「提前」或「遲期」，順便祝賀即可。

　　朝鮮官方既然有一套派遣使臣的故事，中國官方自然也有接待使節團的定例。明清兩朝固定的接待方式是「頒賞」、「筵宴」，前者的對象上至朝鮮使節團的正使、副使、書狀官，下至隨行的從人在內；筵宴則分為兩次，一是使節團抵達北京後的「下馬宴」，以及離京前的「上馬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接待辦法在 1780 年代產生變化。首先，乾隆四十七年 (1782) 正月， 乾隆皇帝（1735-1796 在位）特恩讓朝鮮使節入紫光閣等處御宴，並每日隨看煙火、雜技。乾隆四十八年 (1783) 後，乾隆皇帝又讓朝鮮使節入保和殿除夕宴。這種格外的賞宴，此後並沒有停止，情況基本相同。因此，在原本例行的「上馬」、「下馬」之宴外，這些特恩情形下得有的活動，逐漸成為新的慣例。

　　如果只從中朝兩國關係來看，乾隆皇帝對朝鮮使臣的加恩禮遇，與朝鮮正祖（1776-1800在位）當時的「事大誠意」密切相關。明清鼎革，朝鮮改服清曆，但朝鮮統治階層與基層士人仍不忘明朝，因此在對清使行上並不熱衷。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正祖可以說是轉變中朝交往的代表人物。乾隆四十五年 (1780)，朝鮮正祖派遣進賀聖節的「特使」，為順治年間並貢之後，朝鮮使臣首次參加萬壽節當天的慶賀典禮。乾隆四十五年在熱河的事例，是為清朝「字小特恩」的濫觴。根據當時參加使行的朴趾源 (1737-1805)《熱河日記》的記載，使臣在熱河隨二、三品大臣之班行禮，拜見了班禪額爾德尼，隨著清朝大臣看戲，並獲得不少加恩特賞。這些格外優厚的接待禮，其實是往後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以降各種事例的前兆，可以說清朝對朝鮮的種種禮遇，是兩國外交關係逐漸改善的結果。

　　除此之外，如果審視同時期清朝接待外藩蒙古的禮儀，更得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朝鮮的案例。相較於朝鮮派使代表國王覲見，外藩蒙古（內、外扎薩克）的王、貝勒等，都是親自來朝覲見。清朝入關以前，尚沒有制度化的辦法，入關後才定年節（元旦）來京朝賀。然而，由於外藩蒙古的成員頗眾，加上地域遼闊，因此有了「年節分班朝覲」的制度；也就是將各地區分為幾批，依序來朝。清朝接待外藩蒙古分班循環來朝的辦法，於乾隆朝後期逐漸擴大朝覲的範圍，使更多藩屬部落得以來京。至於清朝接待外藩蒙古的「筵宴朝正外藩禮」，康熙年間，每年必設「三大外藩宴禮」。第一宴是除夕，在保和殿；第二宴是正月十四，在暢春園；第三宴是正月十五，同在暢春園。這個情形，在乾隆朝亦產生變化。首先是「三大外藩宴禮」日子與地點的變化，第一是除夕宴，設在保和殿；第二是歲初宴，在紫光閣；第三是上元宴，在正大光明殿。此外，又「加宴數次」，額外恩賞之宴不斷。

　　丘教授的目光則聚焦於乾隆朝的筵宴朝正外藩禮。根據朝鮮史料《同文彙考》、清朝的《實錄》、《起居注》，乾隆四十七年正月，清廷首次允許來自朝鮮、琉球、南掌、暹羅的使臣，參加歲初宴和上元宴。此後，但凡舉辦歲初宴、上元宴，為朝賀而來的朝鮮使臣和為朝覲而來的回部各城伯克官員，都會受邀參加。不僅如此，自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開始，朝鮮使臣還年年受邀參加清廷在保和殿舉行的除夕宴。前述朝鮮使臣屢蒙乾隆帝特恩賞宴，其實也就是乾隆皇帝擴大了「三大外藩宴禮」參宴人員範圍的結果。此事正濫觴於乾隆四十五年在熱河舉辦的大壽慶典，這是朝鮮使臣首次參加清廷為外藩蒙古準備的宴禮。因此，以乾隆四十五年為界分析，乾隆三十年代「三大外藩宴禮」的參與者，惟外藩蒙古的王公、貝勒、貝子，新疆納入版圖後，回部的王公也在參宴之列；至乾隆四十五年以降，清朝官方逐漸將年班土司、年班伯克與以朝鮮為首的主要朝貢國使臣加入此活動中。丘教授認為原本由外藩王公獨享的儀禮，轉變為一個地不分南北、中外的開放式宴禮，象徵著當時萬國來朝的盛世氣象，而乾隆皇帝在此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乾隆皇帝改變筵宴朝正外藩禮的用心，從其對「歷代帝王廟」的入祀標準及相關言論，亦可嗅出端倪。歷代帝王廟，自明嘉靖二十四年 (1545) 以來，夷狄王朝的君王沒有入祀資格。簡言之，在明代時人的認知中，夷狄創建的朝代不代表中華正統。相形之下，清人入關後，清廷將遼、金、元幾位帝王入祀歷代帝王廟，試圖改變明朝原本的設置。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四十九年 (1784)，乾隆皇帝決定，將南北朝、五代時期幾個偏安王朝的君王，增祀入廟。丘教授注意到，關於增祀的理由，乾隆皇帝表示倘若遼、金兩朝帝王能夠入祀，而漢人偏安王朝未能入祀，則「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在乾隆皇帝心中，「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由此，解釋了清朝官方接待朝鮮使臣禮儀的改制，以及外藩筵宴朝正外藩禮的變化，乃乾隆皇帝一手安排的宴禮，彰顯萬國來朝的上國風光。

　　演講結束後，現場提問踴躍。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張谷銘教授好奇清朝如何看待蒙古、朝鮮，因為朝鮮算是朝貢國，蒙古較像清朝的成員 (member)，兩者的差異，與禮儀合併之間的關係為何？其次，朝鮮使臣在朝覲時的班次何在？最後，乾隆皇帝如此安排，是否與當時的社會、政治危機有關，尤其是回民的問題。主持人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祝平一教授指出，乾隆是在乎形象的帝王，在這種特殊的朝覲場合，或許有一些可以參考的圖像留存，不知能否找到？也好奇清代的朝鮮人何以如此忠心於明朝？丘教授針對上述提問逐一回應。問題與回應，都令與會者從不同的角度，更加認識乾隆朝後期朝覲儀典的新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