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臺灣史研究」專題紀要

 
撰寫人: 孫嘉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理)
 
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臺灣史研究」專題紀要
 
  中央研究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臺灣史研究所本著大會宗旨,也組織了三個場次、八篇文章的研討會,與學界同仁對話及交流。臺灣在十六世紀晚期以前是南島語族原住民的住居地,其後陸續經歷了荷蘭與西班牙、明鄭、清朝及日本殖民政權的統治,二戰日本戰敗後則由國民黨政權接收統治,1980 年代晚期又經歷威權政治轉型,成立民主政體。臺灣在明鄭與清朝時期的開墾與社會發展過程,以及日本殖民統治期的殖民現代性發展,一直都是國際漢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臺灣史研究所希望透過各種討論,釐清臺灣歷史發展與清代及近代中國,以至東亞發展之間的整體關連,同時促進臺灣史研究與國際漢學研究廣泛的交流與對話。



  第一場次主題為「近現代閩、臺商人的活動與工商業傳承」。商業在臺灣歷史中長期扮演重要的角色,本場次分別以十七世紀的福佬商人、清代時期臺商與閩商的商業活動,及戰後工商業傳承為主題,探究臺灣和閩南商人的活動及工商業傳承,從中找尋臺灣社會發展的重要歷史特徵。

  首先由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翁佳音教授發表〈臺灣‧海濱的地名:地名學視野下的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史〉一文。本文不再以歐洲文獻、檔案為主要史料,而是主張採用地名學的研究方法,從福佬人語言與地名來重新詮釋臺灣近代初期的中外文獻解釋。作者認為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上主要活動人群中,閩粵之泉、漳、潮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因此有必要從這些人的語言與空間認識著手來理解該時期的歷史。文中也以《東番記》作為檢證之例,考證與解釋臺灣濱海的地名,並比定地名的起源。作者強調如此作是想要提出再檢證的方法,從不同觀點來研究臺灣的歷史,使解釋的觀點更加多元,不再局限於特定史料的觀點。此外,本文也討論閩粵商人在當時海上商業網絡的重要性。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村上衛教授,以〈晚清時期廈門英籍華人的經濟活動〉為題,討論 1880 年後,因開港貿易而從東南亞回流到廈門的華人,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帶來的衝擊。此文主要探討英籍華人引發的經濟糾紛,以及清朝地方官員和英國外交官的應對方式和交涉情形。作者首先分析英籍華人與清朝地方官員之間的衝突,其次論述 1880 年代後期英籍華人與當地中國人之間日趨顯著的經濟糾紛,及其與英國領事之間的關係。最後,作者指出清朝地方官員和英國領事在處理糾紛時往往未發揮其仲介者的機能,因此東南亞華人有必要自己創辦能發揮仲介、裁決機能的組織。這也是東南亞的華人商會成立的原因。

  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謝國興教授發表〈戰後初期臺灣中小企業的殖民地傳承〉一文,文章從企業史的角度,探討戰後臺灣中小企業的歷史發展,與戰前 1930 年代的萌發與後續演變之間的延續與斷裂現象。他指出一般認為戰後臺灣因殖民母國日本中、上管理人員與技術階層的離開,而使產業發展出現傳承上的斷裂。但其研究主張戰後無論公營的大型企業或者民間中小企業的產業發展,與戰前皆有相當的延續性存在。戰後在臺灣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公營企業中,有部分中、上層管理與技術人員是臺灣人,下層人員大部分也都是臺灣人,而這些臺灣員工大多接受過日治時期的教育。此外,臺灣的中小企業也未因日本人員的退出而出現斷裂;文中以臺灣製鞋業為例,說明 1960 年代臺灣中部興起的製鞋外銷產業,乃是基於戰前傳統皮鞋製造、草帽編織,以及橡膠工業三種企業演變而成,顯示出傳承自戰前累積的資金、技術、管理、產業網絡對於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第二場次發表主題為「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建構」,欲釐清臺灣如何透過結構性的傳承與自我的主體性創造,造就了歷史發展的多元面向。本場次從高普考政策、法律、媒體管制三方面切入議題,試圖理解臺灣歷史如何在「多元」傳承及自主性創造下,成就今日的臺灣。

  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以〈高普考試分省定額制的形成與實際運作〉為題,處理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實施高普考試制度的過程。本文首先以考試院、考選部的資料為基礎,討論 1912 年至 1949 年間中華民國政府舉辦高普考的經驗,包括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1947 年憲法公布後至 1949 年,三個時期間高普考試制度的演變。論文進而討論 1949 年國民政府來到臺灣後,為因應國土範圍的改變,無法再適用之前分省定額的錄取方式,而採取的種種調整。作者認為高普考中臺灣省錄取名額雖有增加,但卻在特考上對臺籍有著不公平的待遇,如華僑也享有名額,或是為照顧邊區而特別降低錄取分數等,這些情形對於臺籍考生都是不公平的待遇。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王泰升教授,發表〈法律現代化與『內地延長』的再延長——以日治後期與戰後初期的承接為中心〉一文,討論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臺灣法律體制的轉變內涵。他認為日治中期殖民政府經由內地延長的方式,將母國承繼自西方的現代化法律經過一番「篩選」後引入臺灣,但是這種法律體系的實施目標不是建立現代法制,現代性程度也有限,而是試圖以內地化(日本化)法律將臺灣有效「統合」在帝國之內。到了日治晚期戰爭時期,殖民政府則進一步推動皇民化政策,並推動各種法西斯化法制,法律的現代性精神更形下降。而在 1945 年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後,又再一次引入其在中國內地發展而來的現代型法制,但這也是附屬於內地化(中國化)下的法律現代化。而 1947 到 1949 年間制定「動員戡亂戒嚴法制」,並在臺灣長期施行,亦像日治晚期法西斯化的法制一樣,嚴重阻礙法律的現代化。作者悲嘆在這兩個時期,臺灣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還無法為自己打造屬於自己的法制。

  接著是桐蔭橫浜大學スポーツ健康政策學科清水麗教授以〈日治時期與戒嚴令時期的臺灣媒體管制之比較〉一文,比較日治時期與國民黨戒嚴令時期的臺灣媒體管制。她認為這兩個時期臺灣與日本的經濟與文化都有頻繁的交流,但統治政權都為了政治上的考量,對於媒體進行了不同形式的管制。日本統治時期因為「內臺一體」,臺灣與日本媒體網路完整,但不一定代表日臺之間訊息流通的統一,臺灣總督府對於日本本土與臺灣之間的資訊交流,會先以控制臺灣社會為優先考慮,嚴格控管報章雜誌上所刊載的內容。而在戒嚴令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日本移來的新聞與思想相當警戒,有去日本化的基本路線,有時刻意阻止其進入。

  第三場次主題為「帝國邊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開始重視臺灣與中國其他邊疆地區統治上的關連性與比較研究,本場次邀請了美國與日本學界長期研究中國西南少數族群的兩位知名歷史學者,分別發表有關晚清與近代中國廣西與四川邊區開發與演變的論文,希望透過這種邊疆族群史研究的交流對話,提供臺灣史學界從不同的案例激發出更多元的研究視角。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歷史系 Donald Sutton(蘇堂棟)教授,發表 “From United Front to Democratic Reform and Tibetan Resistance in Aba,1953-1959” 一文,分析 1950 年至 1962 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四川北部阿壩藏族地區的統治歷程。作者討論中國共產黨如何透過新的民族政策與土地政策,試圖將此地區少數民族統合入近代國家,同時也探討了該地區藏族對這些政策的回應,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產生的自我族群認同現象。與中共對於藏族地區的統治相對比,臺灣山地原住民社會自從日本殖民統治以來,也經歷了近代日本殖民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族群與土地政策的改造,這些政策的內容與原住民的回應以及認同形構,雖與蘇教授討論的中國四川藏族個案有很大的差異,但值得臺灣學界進一步比較分析。

  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教養學部菊池秀明教授〈近代中國邊境社會被作為文明的『中國化』——光緒時期廣西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和地方政府〉一文,討論廣西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過程,以及光緒時期在邊境地區所實施的近代化政策之理念和實態。該文主要分析晚清漢人官員黃仁濟在廣西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所實施的各種開發政策,指出這些措施與其說是接受西洋近代文明的表現,還不如說是作為文明化的一個手段來實現「中國化」(sinicization)。菊池教授也提及,晚清中央政府無法承認地方的多樣性,地方的發展端看是否符合中央的目標來評介成功與失敗,國家把握著地方的生殺大權,扼殺了地方社會的多元性,這也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問題所在。值得臺灣學界注意的是,晚清劉銘傳等官員也在臺灣展開包括開山撫番等各種近代開發政策,很值得與廣西黃仁濟的作為進行比較,藉以認識晚清臺灣與廣西社會演變之間的異同之處。

  會議閉幕式由臺史所所長謝國興主持,他認為本次於臺史所發表的文章,雖不一定與臺灣史研究有直接相關,但未來邊區研究、中國歷史、臺灣歷史與海洋史等議題式研究,都是臺史所未來研究發展值得關注的面向,也期許學界未來能有更豐碩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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