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爾清教授講演「褒揚王朝之亡者：十九世紀中國的群祀活動」活動側記

　　2012 年 7 月 18 日下午，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梅爾清教授與我們分享她研究十九世紀中國群祀活動的心得。梅爾清教授任職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與臺灣明清學界交誼深厚，其著作《清初揚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是為文化史研究經典作品。

　　公眾記憶與政治理念、權力和國家認同的密切關係近年受到學界的關注，近年美國許多研究南北戰爭、一戰、二戰的學者，都在研究悼念死難者活動中體現的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梅教授則在清史上進行類似研究。本次演講內容，是梅爾清教授以其新著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Ｃentury China 的第五章為主，論述清政府在制度、機關、建築和意識上紀念、表彰死難者的作法與演變。這個主題發想源自於「如何紀念太平天國戰爭中為數龐大的死難者」（約有兩千萬人死亡）的疑問。

　　梅教授主要取材於《清會典事例》，並以昭忠祠做為研究清代褒揚戰爭死難者的典型事例。表彰戰爭死難者的制度有其演變過程，建立之初，原本是一種帝國擴張的政治意識形態工具，後來納入中央官僚機構的管理之下，最終下移到地方政府和菁英的手中。最後，表彰戰爭死難者成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地方菁英之間的競爭場域。

　　從時間上看，自雍正朝建立昭忠祠始到太平天國戰爭後，入祀的資格限制逐步放寬。雍正時必須是戰爭中死亡的旗人功臣，方可入祀。乾隆時，為了展示浩大皇恩，非戰死者如自殺的官員也可以入祀。嘉慶時，為紀念征討白蓮教而陣亡的地方團練士兵，首開旗人以外人員入祀的先例；又因京師昭忠祠空間不敷眾多入祀需求，而開了各地自建昭忠祠的先例。

　　咸豐時，太平天國戰爭導致了以昭忠祠為中心的表彰制度，加快權力下移至地方的速度。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戰爭導致大批死難者需要加以表揚。二、彰恤行政手續在戰爭期間必須加以簡化，因為太多人死亡、值得褒揚。三、戰爭期間朝廷、省、縣，乃至百姓關係都有所變化，很多地方官員和士紳參與尋訪和悼念死亡者活動，包括收集資料、採訪、考證鑑定、向中央申請彰恤等，很多地方政府開始成立一些新的紀念機構，也加速了表彰活動的權力下移及地方化。

　　在太平天國戰爭的壓力下，紀念的權力大量移至各省督府、地方軍事組織（湘軍、淮軍昭忠祠）、地方菁英之手，在表彰為國殉難者的活動中，他們的利益和王朝的意圖有了衝突，這反映了清代後期中央和地方權力關係的一大轉變。

　　發表告一段落後，梅教授和與會學者進行問答與經驗交換。

　　首先，與會者詢問梅教授何以在《清初揚州文化》之後，繼續以「記憶」的角度探討太平天國的動機。梅教授表示，在她在閱讀《揚州府志》時發現，之前在《清初揚州文化》所討論的諸多事物均在太平天國時期遭到摧毀，引發她的興趣。每個時代的地方志皆有所偏重，太平天國的影響也反映在地方志上，康熙時重詩歌、乾隆時重考證、十九世紀末的地方志重視因忠義而死去的人。此一脈絡十分值得深入探索。梅教授曾考慮一、二戰研究者使用的記憶理論 (memory theory) 或創傷理論 (trauma theory) 協助分析，但覺得太抽象，對記憶、創傷的定義也不夠固定，便轉而從祭祀活動的角度研究，以貼近當時人們的關懷。

　　現今中文學界的太平天國研究，常討論太平天國是否為「革命」，西方則討論洪秀全的基督徒身分，然而這都是現代人關心的命題，並非當時人們的思考。梅教授進一步說明，若將太平天國戰爭視做「內戰」，便能與同時代美國南北戰爭中，人們對戰爭造成的大量死亡的看法做一比較，甚至能和同時代歐洲的各戰爭死亡經驗對比。

　　與會者接著提問：昭忠祠的儀式進行方式，及昭忠祠運行資金從何而來等問題。梅爾清教授表示，處理杭州昭忠祠問題時，她參考了丁丙《庚辛泣杭錄》中的〈昭忠祠志〉祭文、議事等內容，亦參閱十九世紀末，杭州地方請和尚到昭忠祠辦水陸道場做春、秋祭祀以慰亡靈的紀錄。這些地方性記載可與中央的昭忠祠規定做比較。資金來源的部分，在太平天國之前，地方若有不足，可向禮部或省政府申請，太平天國之後則多靠地方菁英的贊助，地方志編纂等亦多受助於地方菁英。

　　黃富三教授以霧峰林家的林文察為例，詢問大陸地區是否也有分兩處設立專祠（祭祀個人的祠）的情形，並以臺灣例子指出祠的設立會因地方窮困而導致反彈。梅教授同意黃教授的觀點，她表示太平戰爭後，杭州破敗非常，無力也無資源建立紀念性的祠堂。大陸同樣有專祠，分別在戰死地及故鄉兩地建祠，戰死地立祠是為了安撫靈魂，故鄉立祠則有樹立榜樣的教化作用。談及地方百姓的思想，梅教授補充：申請入祀的殉難者不一定是清的支持者，許多生活在當代的人無法清楚界定自己是哪一方的人。幫忙死者申請入祀的親戚有可能是因為經濟或其他複雜因素而為親人申請入祀。

　　亦有與會者提出關於戰爭後屍體掩埋的問題。梅教授表示，四處死屍橫陳對人們心理的影響產生了問題，書中有專門一章討論死屍在當時的意義。魯迅在太平天國戰爭五十年後寫了《狂人日記》，他用「人吃人」象徵傳統的人倫淪喪，由此懸揣，從太平天國戰後這五十年內，人們的心理層面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另外，忠義觀念從清代到民國乃至於現代的轉變也很值得深思。

　　屍體掩埋通常是地方的工作，亦具有濃厚的宗教意義，許多同善會都是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或稍後建立，其中一項作為就是掩埋戰爭屍體。所謂惜字會、掩埋會、同善會經常是泛指同樣的社群團體，比如杭州名紳丁丙就從事許多這類工作，負責紀念、掩埋、地方性的忠義祠，這是當時地方社會的正常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