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亞仁教授講演「董含《三岡識略》版本演變新探」活動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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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今年度文哲所訪問學者白亞仁教授為聽眾帶來精彩演講,地點在院內文哲所二樓會議室舉行。白亞仁教授長期研究中國文學,專注於明清文言敘事小說、蒲松齡生平及其《聊齋誌異》研究,對於當代中國小說也極富興趣,曾翻譯過余華作品數部。本次演講,白教授以董含撰著的《三岡識略》為主,討論董含生平,以及文學作品與反映歷史的關係。
董含 (1624-2697) 為明末順治年間進士,但不久隨即因江南巡撫朱國治展開了奏銷案導致其功名被革除,此後在家寫作並於晚年出版了筆記小說《三岡識略》。關於《三岡識略》的評價,《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說「全書內容廣博,文筆流暢」,史學家謝國楨亦曾說此書為「研究明末清初社會風俗的重要書籍」。《三岡識略》為一編年體筆記小說集,記載內容自 1644 年至 1693 年,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清初 50 年的歷史,董含的另一作品《三岡續略》則接續記載 1694 年到 1697 年的條目。
董氏出身晚明松江世家望族,如董傳策 (1530-1579)、董其昌 (1555-1636)、董羽宸 (1572-1648) 等先輩皆有很高的聲望,《三岡識略》中經常可見董含對過去顯赫家族的自豪感。目前對董含家庭的基本情形可從《董氏族譜》一窺究竟,而董含的生年則從其著述《蓴鄉贅客自述》與其他文獻參照後,推算其出生於天啟六年(1626 年),但卒年則沒有材料有記載,《董氏族譜》與記述松江詩人生平事蹟的《松江詩抄》、《松江府志》等文獻亦未有董含的傳記或生平紀載。
為何《三岡識略》到董含七十多歲才出版?白教授舉蒲松齡《聊齋誌異》、鈕琇《觚剩》都很晚刊刻為例,這幾本在筆記小說在清初遲遲未刊刻可能由於筆記小說有可以不斷擴充的特性,而刊刻需要可觀經費,因此延遲了刊刻時間,此外,這些小說內容牽涉敏感議題,若僅是抄本、稿本朋友間傳閱還好,一旦刊刻就有犯忌的顧慮。
對《三岡識略》同時具有史料與志怪兩面性的問題,董含在自序中表示此書不炫耀史學價值而是著重體現中國的志怪精神,在《三岡識略》的《凡例》全部十條裡面有五條有「不敢」的字眼,說明了董含的謹慎與顧慮。謝國楨則認為《三岡識略》的志怪內容故意製造煙幕以「自亂其語」,緩解因內容反映社會現狀所引起的爭執。
白教授也對版本流傳提出疑問。《三岡識略》於康熙年間已刊刻,但此版本很少流通,自康熙後期到清末主要以抄本形式流傳,康熙年間的刻本為何很少被流傳?康熙後期到同治年間又因何故而以抄本形式流傳,至十九世紀末才被收入《申報館叢書》被重新出版?
白教授提到國家圖書館藏的《三岡識略》舊抄本後面附的一封揭發信,雖然揭發信的署名部分已殘破,但內容大致完整,當時對《三岡識略》的批評大致分為四種類型:懷念明朝、誹薄清朝、對清朝官員有不公正的評論,並認為內容不健康,低級淫穢。根據這封信可瞭解《三岡識略》在流通時可能遭遇到的攻擊情形。白教授認為此揭發信的作者應為康熙年間的松江文人,且對董含的背景、松江的歷史都很熟悉,並對董含有很深的私仇。白教授也認為此書有可能被銷毀,從乾隆後期編纂《四庫全書》時各省廣收禁書時《三岡識略》未被收入的情況,可知此時《三岡識略》已不流傳了。
至於《三岡識略》是否有可能遭遇了文字獄的對待?白教授表示目前尚沒有確切證據或紀載可以證明這點,沒有證據或紀錄的原因可能在於,「妖書」、「逆書」這類話題較敏感,文人不敢妄加評論,也有可能只是記錄遺失了。
白教授表示《三岡識略》的書名改作《蓴鄉贅筆》較沒有歷史包袱,且《蓴鄉贅筆》的董含自序也是從《三岡識略》的自序上粗略改造而來的,《蓴鄉贅筆》未收錄的內容僅有兩條,大體而言清初舉報者批評的內容在清後期已不算是有問題的了。到光緒年間,申報館重印的《三岡識略》基本上是以原著的形式重現在讀者面前。
董含 (1624-2697) 為明末順治年間進士,但不久隨即因江南巡撫朱國治展開了奏銷案導致其功名被革除,此後在家寫作並於晚年出版了筆記小說《三岡識略》。關於《三岡識略》的評價,《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說「全書內容廣博,文筆流暢」,史學家謝國楨亦曾說此書為「研究明末清初社會風俗的重要書籍」。《三岡識略》為一編年體筆記小說集,記載內容自 1644 年至 1693 年,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清初 50 年的歷史,董含的另一作品《三岡續略》則接續記載 1694 年到 1697 年的條目。
董氏出身晚明松江世家望族,如董傳策 (1530-1579)、董其昌 (1555-1636)、董羽宸 (1572-1648) 等先輩皆有很高的聲望,《三岡識略》中經常可見董含對過去顯赫家族的自豪感。目前對董含家庭的基本情形可從《董氏族譜》一窺究竟,而董含的生年則從其著述《蓴鄉贅客自述》與其他文獻參照後,推算其出生於天啟六年(1626 年),但卒年則沒有材料有記載,《董氏族譜》與記述松江詩人生平事蹟的《松江詩抄》、《松江府志》等文獻亦未有董含的傳記或生平紀載。
為何《三岡識略》到董含七十多歲才出版?白教授舉蒲松齡《聊齋誌異》、鈕琇《觚剩》都很晚刊刻為例,這幾本在筆記小說在清初遲遲未刊刻可能由於筆記小說有可以不斷擴充的特性,而刊刻需要可觀經費,因此延遲了刊刻時間,此外,這些小說內容牽涉敏感議題,若僅是抄本、稿本朋友間傳閱還好,一旦刊刻就有犯忌的顧慮。
對《三岡識略》同時具有史料與志怪兩面性的問題,董含在自序中表示此書不炫耀史學價值而是著重體現中國的志怪精神,在《三岡識略》的《凡例》全部十條裡面有五條有「不敢」的字眼,說明了董含的謹慎與顧慮。謝國楨則認為《三岡識略》的志怪內容故意製造煙幕以「自亂其語」,緩解因內容反映社會現狀所引起的爭執。
白教授也對版本流傳提出疑問。《三岡識略》於康熙年間已刊刻,但此版本很少流通,自康熙後期到清末主要以抄本形式流傳,康熙年間的刻本為何很少被流傳?康熙後期到同治年間又因何故而以抄本形式流傳,至十九世紀末才被收入《申報館叢書》被重新出版?
白教授提到國家圖書館藏的《三岡識略》舊抄本後面附的一封揭發信,雖然揭發信的署名部分已殘破,但內容大致完整,當時對《三岡識略》的批評大致分為四種類型:懷念明朝、誹薄清朝、對清朝官員有不公正的評論,並認為內容不健康,低級淫穢。根據這封信可瞭解《三岡識略》在流通時可能遭遇到的攻擊情形。白教授認為此揭發信的作者應為康熙年間的松江文人,且對董含的背景、松江的歷史都很熟悉,並對董含有很深的私仇。白教授也認為此書有可能被銷毀,從乾隆後期編纂《四庫全書》時各省廣收禁書時《三岡識略》未被收入的情況,可知此時《三岡識略》已不流傳了。
至於《三岡識略》是否有可能遭遇了文字獄的對待?白教授表示目前尚沒有確切證據或紀載可以證明這點,沒有證據或紀錄的原因可能在於,「妖書」、「逆書」這類話題較敏感,文人不敢妄加評論,也有可能只是記錄遺失了。
白教授表示《三岡識略》的書名改作《蓴鄉贅筆》較沒有歷史包袱,且《蓴鄉贅筆》的董含自序也是從《三岡識略》的自序上粗略改造而來的,《蓴鄉贅筆》未收錄的內容僅有兩條,大體而言清初舉報者批評的內容在清後期已不算是有問題的了。到光緒年間,申報館重印的《三岡識略》基本上是以原著的形式重現在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