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白石 (Pierre-Emmanuel Roux) 教授演講「19世紀中葉清朝與朝鮮越境的走私者與天主教的傳播：以朝鮮神父金大建和崔良業為例」紀要

　　胡白石教授是巴黎西岱大學副教授和法國遠東學院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 17 至 19 世紀的中朝歷史。本次演講為中研院史語所與法國遠東學院合辦，主題為 20 世紀以前天主教在東亞跨國網絡的傳教活動。胡白石教授以金大建 (1821-1846) 與崔良業 (1821-1861) 的「殉道神父」之聖徒形象以及他們所從事的「宗教走私」活動為核心，綜合傳教士書信與清朝和朝鮮雙方官方文獻，來探究兩人在東亞的「越界流動」。

　　首先，胡教授向觀眾展示金大建在梵蒂岡的聖像。該聖像是梵蒂岡唯一的亞洲人聖像，以此便可窺見金大建在韓國應當是「超級聖神」的存在。同時，胡教授把視角轉換到韓國本地的切頭山。該處為 19 世紀中葉數千名殉道者的處決場，後來韓國教會在此處建立聖殿，以紀念殉道者。金大建雖是在別處殉道，其聖像卻同樣豎立在切頭山遺址中。

　　金大建和崔良業出生在忠清道內浦地區，該地現在也有許多教堂。松山作為金大建的出生地更是變成聖地，也有擺放其雕像。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贊助 2021 年金大建誕辰兩百週年慶祝活動。這些皆顯示金大建在韓國天主教史上的殊榮地位，超乎其實際活動範圍。

　　金大建與崔良業為朝鮮本地最早的兩位天主教神父，作為韓國第一神父的金大建在韓國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存在。相較於金大建，崔良業的知名度較低。金大建在 1845 年於上海晉鐸之後，便回國為地下教會服務。但不到一年，便被逮捕並殉道。而崔良業當上神父後即回國為教會服務，於1861年因過勞而亡。胡教授覺得他們逝世後的故事和發展，比活著時更有趣。金大建在1857年便被梵蒂岡封為「可敬者」(venerable)，這是成為聖人的第一個階段。1925年被封為「真福」(blessed)，後在1984年被封為「聖人」 (saint)，並於梵蒂岡中設立其聖像。崔良業則因為不是殉道者，只是作為朝鮮的神父位居第二順位。所以相較於金大建，韓國天主教學界對崔良業的關注較少。但近年來，崔良業也開始被視為另一位「汗的殉道者」。

　　1984 年，金大建被封為「聖人」。同時，另有一百零二人受封聖人。當時的畫作《被封聖的103位韓國聖人》中，金大建被置於該畫的中心位置。胡教授提及韓國天主教在整個東亞天主教的發展脈絡中有其特殊性，使金大建和崔良業備受推崇。相比中國、台灣、日本以及北越南，朝鮮天主教會是平教徒在 1784 年自發性成立，並非由傳教士傳入朝鮮，且韓國天主教界也以此感到自豪。再者，朝鮮在 1880 年代開放以前，本地的神父數量很少。清朝時期，只有兩名神父。1836年以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法國傳教士才到朝鮮。所以韓國天主教發展的前五十年，基本皆由平教徒自發性管理教會。

　　胡教授認為，金大建與崔良業不只是殉道者或過勞而死的神職人員。胡教授利用 17 至 19 世紀東亞的越界流動 (transgressive mobilities) 概念進行分析，認為金大建和崔良業是所謂的「宗教走私者」(religious smuggler)，特別是宗教走私活動中的仲介 (go-between) 角色。他們在身分上既不是外國傳教士，也不是本地教徒，但由於能使用拉丁文書寫，因而擔任外國傳教士的嚮導。胡教授更傾向二人為「人蛇」(broker) 的角色，但此詞彙較難被韓國學界所接受。

　　胡教授解釋「宗教走私活動」的概念為源自 Henri Desroche 的 Les Religions de contrebande 一語，即「走私的宗教」。大清帝國和朝鮮王國歐洲傳教士，常常描述自己為「走私活物」，因為他們皆以非法的管道進入內地，使「仲介」的需求出現。對此，胡白石教授使用近年西方學界受到注目的 go-between 之說法來解釋。另一本關於傳教士在南美洲殖民地傳教活動的專著：Go-betweens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Brazil: 1500-1600，揭示外來傳教士對於當地仲介的依賴性之高，而仲介卻往往是被忽略的角色。

　　此次演講，胡教授將金大建和崔良業的宗教活動，分為三個階段討論。第一階段為金大建和崔良業二人在大清帝國受訓，並以神父與走私者雙重身分活動；第二階段則是清朝和朝鮮之間的宗教走私活動；第三階段為金大建和崔良業二人晚年在朝鮮的活動。

　　天主教大約於 16 世紀進入東亞，惟朝鮮遲至 18 世紀中葉才有平教徒的出現。初期，天主教以刊書傳教的方式進入朝鮮，諸如北京西方傳教士的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和地理相關的《職方外紀》等，皆是以作為教義書的方式進入朝鮮。李承薰 (1756-1801) 於 1784 年在北京北堂受洗後，回國建立教會。天主教在朝鮮的初期傳播，皆是因此類基礎信仰團體往外發展而成。早期，教會的信徒大多為朝鮮社會的高級階層貴族，之後才慢慢透過他們的家庭、社會和地理網絡進一步擴張。因此，信仰團體多集中在漢城延邊、忠清道，以及南方的全羅道等地方，直到 19 世紀中葉。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於 1836 年潛入朝鮮，選擇培養當地三名年輕人成為神父。其中兩位便是金大建和崔良業，另外一位崔方濟則較早去世。他們離開朝鮮前往傳教會在澳門的辦事處學習神學，但並無正式進入神哲學院學習，僅在澳門聖安多尼堂向當地神父學習拉丁文、法文與神學。因此，澳門現在也有金大建的聖像。爾後，金大建在鴉片戰爭期間前往菲律賓避難，數月後才又回到澳門，而其所到之處也被奉為聖地。

　　離開澳門後，金大建和崔良業前往東北地區的幾個傳教點，後來又輾轉到上海，也曾去過南京。金大建之所以能夠去往多處，源於巴黎外方傳教會要求他為傳教士開拓新的安全路徑，到朝鮮傳教。從地圖中可見，金大建在東亞的移動路徑係以南方為主。

　　胡教授提到，仲介通常不是書生，因此不太會留下文字資料，導致研究者只能從當時傳教士的書信中觀察仲介的行動。然而，因開拓新的傳教區需要有具教育背景和書寫能力的書生，進而使金大建與崔良業被選擇為「仲介」。二人的仲介活動可分為三個部分，即翻譯、製圖與輔助傳教士。金大建曾擔任法國傳教士和法國海軍提督的漢語、朝鮮語翻譯，並陪同法國海軍提督「參加」《南京條約》的簽訂。

　　1842-1845 年間，金大建曾四次越境。胡教授提醒道，邊界不即是邊境，鴨綠江便是朝鮮內的北部邊境，並非清朝邊界，清朝邊界則是邊門和鳳凰城。1845 年，金大建從漢城帶著數名教徒返回其主教所在的上海。胡教授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軍機處檔摺件中，發現關於金大建到上海的資料，文中提及「內有夷人趙文源」，趙文源即是金大建的化名。當時身居高位的神職人員使用化名是常見的事。

　　金大建到上海不久，便在上海橫堂教堂晉鐸。法國傳教士相當急迫地想進入朝鮮傳教，金大建因此得以在 24 歲的年紀當上神父。之後，金大建帶著法國傳教士途經濟州島潛入朝鮮，並開始為地下教會服務和協助法國傳教士補充朝鮮地圖。金大建所繪製的地圖在幾十年間，一直是法國海軍的重要參考資料，特別是在 1866 年法國與朝鮮發生戰爭時。

　　金大建返回朝鮮不久即遭逮捕，但關於其身分，朝鮮與法國兩國資料的敘述的並不一致。朝鮮資料中的金大建，是學習洋教而「欲觀朝鮮」的廣東吳門人于大建，但是廣東沒有吳門縣，所以胡教授認為這應該是指澳門。金大建的判決是遵循著刑事案件的一般程序，逐級向上會報進行審判，最後一次聽證會並未作出正式判決。所以金大建只被監禁兩個月，但很快就查出其曾向法國海軍洩漏朝鮮情報，被政府指控犯有叛國罪而處死。

　　最後，胡白石教授談及，以朝鮮時期的男子而言，金大建和崔良業的命運實非同尋常。當時的朝鮮人鮮少有機會出國，由此可見，金大建和崔良業可以在外國待十幾年再回國的案例，應十分罕見。此外，金大建和崔良業不僅是一般的神父，更被認為是殉道者或聖人，至今韓國仍流傳著許多關於兩人生平的神話故事。不過在此同時，他們兩人又參與各種非法活動，既是朝鮮傳教區的開拓者，也是清朝與朝鮮間的越境走私者。此外，金大建和崔良業的雙重身分也反映天主教在東亞複雜且特殊的發展過程。

　　綜合討論環節，問答踴躍豐富，此次演講在奇異有趣的探索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