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志教授演講「康熙四十五年語言調查——《御製清文鑑》編纂與清文方言」紀要

　　17 世紀起，各國漸起編纂字典之風。清初編纂的滿文辭典，以康熙皇帝 (1654-1722) 敕纂的《御製清文鑑》(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為代表。承志教授的講題延續全球史的脈絡，從康熙四十五年 (1706) 的一份調查報告出發，探討《御製清文鑑》的編纂如何導致庫雅喇語、新滿洲語等方言詞彙的「消失」。進一步的問題是，何謂滿文？滿文該如何定義？歐亞大陸各國的辭典編纂者如何定義何謂「國語」？不只是辭典編纂，地圖測繪、地方史、醫學、解剖學等領域的翻譯，皆面臨類似的問題。事實上，《御製清文鑑》匯集了大量方言名詞，大清帝國的語言政策著手於滿文的規範化，也不可避免地導致部分方言在這段過程中消失。透過閱讀辭書，可以瞭解到一部辭典如何揀選單詞，以及所謂「滿文」係藉由編纂各種辭書而完成的成就，其結果是方言逐漸融入滿文中。

　　承志教授引增井寬也 (2008) 的先行研究說明，明末女直 (jušen) 人的自我認知分為滿洲 (manju) 五部（建州女直）、扈倫 (hulun) 四部（海西女直）、東海 (dergi mederi)（野人女直），後以建州為核心統合三者的複合體，作為狹義的「滿洲」。本講題探討之康熙四十五年語言調查中的庫雅喇方言應是延續東北女真土著方言的脈絡。有關《御製清文鑑》的先行研究遍布中日台三地，以日本京都大學的羽田亨 (1882-1955)、今西春秋 (1907-1979) 師徒為代表。羽田亨等人曾於 1937 年將《御製增訂清文鑑》、《御製四體清文鑑》、《御製五體清文鑑》譯成日文，並出版《滿和辭典》（羽田亨編，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藤枝晃、山本守等助編，京都帝國大學滿蒙調查會）。1966-1968 年田村實造等編譯出版《五體清文鑑釋解》（上、下卷，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内陸アジア研究所），又為其作五種語文的詞彙索引。今西春秋亦在研究中指出《御製清文鑑》中存在一些重要的問題，如過去學界普遍認為《御製清文鑑》系列是由禮部侍郎傅達禮 (?-1675) 為首編寫，直到今西春秋指出長達 60 多人的編輯者名單中不見傅達禮的名字，從而懷疑其並未參與編寫的可能性，難以視為編寫《御製清文鑑》的開始。承志教授認為，今西春秋在此提出了研究上的重要問題。羽田亨師徒開啟了近代《御製增訂清文鑑》、《御製清文鑑》和清代辭典學研究先河。

　　近十年則有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馬騰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曾於 2021 年的演講中發表〈十八世紀中國的詞與物世界──以《清文鑑》草木蟲獸部為中心〉一文，是極少數考察《御製清文鑑》中歐洲因素的研究成果。承志教授也提到臺北大學林士鉉教授於 2022 年所發表的〈不只是多元──清前期「清文鑑系列」辭書修纂與歷史書寫〉一文，認為其對《御製清文鑑》的滿洲辭條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釋，並對長白山等滿洲部落的相關訊息也有所涉略。承志教授補充道，在現行研究中，幾乎沒有任何一位論者定義過何謂「清語」、「清文」、「滿洲語」的問題。《御製清文鑑》編纂的作用在於奠定滿文、清文的基礎，以及規範滿文。而對於辭典如何收錄詞彙的選擇標準，則尚未有研究成果。辭典的編寫對滿語有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掩蓋了部分滿語方言詞彙的問題；在研究上則可以連結到今日新疆地區錫伯人語言在字體、字型等方面的規範。

　　清帝國滿文辭書語彙調查的情況可追溯至康熙四十五年 (1706) 黑龍江將軍博定之滿文奏摺。據承志教授統計，《御製清文鑑》中共計 85 個滿洲方言單詞，61 個鄂顎倫春語單詞。博定聽取東北各地的耆老口述，並明確標註來源後上奏中央，再從收集來的詞辭彙中挑選收錄詞語，以滿文單字為首，佐以補充不同寫法和註解。而所謂「清文」或「清語」，主要來自舊滿洲語、新滿洲語和庫雅喇語等方言。

　　康熙四十五年的語言調查結果中，哪些方言詞彙被編入《御製清文鑑》？承志教授舉了許多例子，如滿洲語 julan、庫雅喇語 jilan 意為「（河水）急溜不凍處」，兩種寫法均被收錄到《御製清文鑑》中，並附上釋義和用法：「julan, muke hargi gecehekū/ babe, julan sembi,/ geli jilan sembi；julan,[muke hargi gecehekū babe julan sembi]」。

　　除此之外，最初一些方言詞彙未被編入《御製清文鑑》中，直到乾隆年間續訂的《清文彙書》才加入。如「反射」一詞在滿洲語、庫雅喇語和新滿洲語分別讀作「fosoba」、「elden gabtabuha」、「helmešembi」，《清文彙書》註記其意為「光照映；日月光射；水鏡或漆物之光照射他處」。而庫雅喇和新滿洲語單詞「meihe bulanambi」（眾蛇入洞過冬入蟄）被錄入《清文總彙》和乾隆五十五年的《五體清文鑑》，這三種語言的詞彙皆以滿文的形式收錄，並標示其意同新滿洲話「eniyeniye」。至於「eniyeniye」一詞，在《御製清文鑑》中僅寫出滿文釋義，直到乾隆年間才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補上「心意軟／質疑不能定主意／眾蛇入洞過冬天入蟄／此乃新滿洲話。與eniyeniye同。meihe bulunambi同。」等說明。除滿語方言之外，鄂倫春語亦在調查範圍內，不過因為鄂倫春語與滿語差異較大，故最後未被收入《御製清文鑑》。以上舉例不僅顯示康熙四十五年的語言調查結果，是有意識地在篩選詞彙，亦表明康熙年間收集的資料，依方言來源分門別類地保留了，由此方能在乾隆年間重新錄入辭典。

　　最後，承志教授據統計指出，官方辭書收錄的方言至少包含舊滿洲語、新滿洲語、庫雅喇方言和少數庫爾喀方言。康熙四十五年滿洲諸方言的調查成果，大部份都編入了《御製清文鑑》和乾隆年間續編的系列辭書中，儘管辭書的編寫過程隱瞞了其方言來源，但從「geli……sembi」、「inu……sembi」等單辭句式的用法，依然能看出舊滿洲語、新滿洲語及庫雅喇方言的原貌。換言之，所謂「清文」實為方言土語的集合體，而非女真人／滿人自古以來就使用的語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御製清文鑑》雖是清代第一部官方滿文辭典，仍視作滿洲多元文化之總匯，如 18 世紀初的庫雅喇人仍保留過去因漁獵生活而創造的海洋動物相關名詞，這些詞彙均編入《御製清文鑑》中。其他官方辭典的中文翻譯亦是引自漢籍儒家經典和史書，證明清代「滿文（清文）」概念的建構過程中，汲取了不同文化的精髓。最後承志教授引述馬騰教授的論點，《御製清文鑑》雖然是清廷第一部滿文辭典，但亦受中國學術傳統、北方滿洲語言（庫雅喇語）等因素的影響，甚至可能有歐洲元素的存在；而在清代滿文奏摺檔案中，則可看到舊滿洲語、新滿洲語和庫雅喇語等方言的影響。

　　綜合討論中，臺北大學林士鉉教授提到，雖然傅達禮在受命編寫《清文鑑》後不久即去世，但其所掌握的滿文文獻應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成書後，可能由於傳統編書習慣，時已去世的傅達禮未列名，應屬正常現象。承志教授回應道，由於編寫辭典實為一規模龐大之工作，因此傅達禮在去世前應已聚集編寫團隊，對詞彙的詞性等細節先行考證、討論與安排，更有與康熙皇帝達成共識的需求等因素，此問題有不少討論空間；承志教授也在此提到編寫脈絡中可以觀察和思考之處。

　　史語所與會學者則提問，編輯《清文鑑》或乾隆時期所編新辭典的過程中，詞彙的選擇有無原因或規律？承志教授表示自己亦尚未釐清此問題，主要是透過滿文奏摺內容和《御製清文鑑》及其相關辭書去查考單字的收錄與否，同時發現有些詞彙的辭根和新滿洲語或庫雅喇語截然不同，在此狀況下，收錄的數量較少，辭根相同者則較多；不過到了編寫《增訂清文鑑》時，差異大、較不相干者卻又被重新收錄。

　　近史所賴惠敏教授提問，提到中俄關係史中雅克薩戰役之檔案的翻譯成書有關康熙朝的部分，在康熙三十年後，俄羅斯商人已經開始在尼布楚一帶活動，不知道是否會對當地人造成影響，連帶牽涉《清文鑑》的收集詞彙材料的過程？承志教授回應道，俄羅斯從葉庫茨科寄送的俄文翻譯成滿文的文書中，包括許多俄文詞彙，同時也存在北京、齊齊哈爾等地之間往來的俄文和滿文文書中，但卻沒有編入辭典中。尼布楚條約時，亦有許多俄羅斯人周轉北京一帶充當翻譯，甚至在齊齊哈爾設立俄文學習據點，以供在北京的俄人後裔支援翻譯工作。而承志教授自己發現，在滿文檔案中許多清廷與俄羅斯往來的文書中，有使用俄文詞彙和動物名稱，卻無法在滿文辭典中檢索；同時也有許多相關的滿文之特點值得觀察。承志教授認為，這其中應有一標準來決定用字遣詞的方式，各地將軍則是收集語言詞彙的執行者。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其對於東方國家的印象則受清廷影響，認為東方人皆使用滿語。

　　此外，臺大歷史系學生提問關於皇帝對於官員和民間滿文使用的意見；來自巴黎的近現代史研究者提問清帝國的語言規範項目除了滿語之外，是否有包含其他的語言例如蒙古語等？臺大生科系學生提問鄂倫春人和滿洲人的關係，以及「滿洲」一概念的明確範圍和定義；主持人張哲嘉教授以個人學習滿文的過程中對《清文鑑》中西洋因素的關注提問；與會者提問錫伯語和滿語的對應問題，承志教授由此分享了自身使用錫伯語，以及對錫伯語學習的看法。最後，在張哲嘉教授的總結和預告下一次演講中，結束本次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