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紀要

　　本次會議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暨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合辦，為中研院近史所呂妙芬教授主持之「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工作坊」研究計畫的年度成果發表會，展現工作坊社群內研究新血與成熟學者的年度成果。共計 8 位學者發表論文，謹就各場次內容報導如下。

發表人：林峻煒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明儒胡直的鬼神論述——以對比朱熹之人死氣散說為線索
評論人：何威萱教授（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林峻煒博士發表〈明儒胡直的鬼神論述——以對比朱熹之人死氣散說為線索〉一文，指出明代中晚期儒學在鬼神論述上所展現的多元面貌，在儒、佛、道三教思想的交織互動中，胡直的鬼神論述正是其中重要一環。胡直批判朱熹「人死氣散說」雖依據經典，但未能解釋《詩經》、《尚書》中有關鬼神與聖賢托生的記載，亦無法應對明代中晚期對人死後精神存續的廣泛信仰。胡直主張「人心之覺」不隨形軀消散，認為「覺」屬於「性」的範疇，並不受氣之聚散影響。胡直的思想吸收道家觀念，如引用老子、莊子的「死而不亡」觀點，並以招魂與木主棲神等儀式佐證鬼神存在。此外，他對佛教輪迴之說持開放態度，認為性靈不滅之論有其道理。胡直的鬼神論述標誌著明代儒學在鬼神觀上的重要轉折，透過吸納佛、道思想充實儒學內涵，為儒家經典提供新的詮解方向，也顯示儒學在三教互動中的動態演進。

　　評論人何威萱教授指出，本文在寫作形式上雖欲凸顯陽明後學學者胡直之鬼神論述的特色，但應更多地注意其說在陽明學脈絡中的重要性，藉以凸顯以胡直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意義。此外，因本文同時涉及到朱熹與同時代人及其對於前代學者的檢討，故如何在寫作上拿捏各自的比例，亦可再行斟酌。其次，從文章所呈現的史料來看，即便朱熹之說在元代成為官學，但質疑其說的聲音始終存在，如此是否有可能使用朱熹之說及其質疑的聲音作為主要的視角，評估朱熹之說是否可被視為主流的意見，從而重新界定朱熹之說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再者，胡直反對朱熹的人死氣散說，是否可能代表雙方對於「人」的定義有別，並引導我們進一步地分析「覺」在雙方對於「人」之構想上的結構，或為可延伸探究的議題。

發表人：費康幸（日本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生）
論　題：正德前期的王陽明與其對談者
評論人：楊正顯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費康幸透過梳理王陽明與席書及汪俊的互動，探討陽明學對他人思想的影響，並展現程朱學向陸王學「轉向」的脈絡。從席書的個案得知，席書對陸九淵學問的態度，從初期於貴州時期的存疑，逐步轉變為正德末年的積極擁護，並撰寫《鳴冤錄》一書為陸學平反。王陽明則告誡其應注重「致良知」，而非過度推崇陸學。席書隨後回信承認，為陸學鳴冤實為支持陽明學，此舉反映陽明對席書思想的深遠影響。汪俊個案則展現其與陽明多次討論《中庸》中「已發未發」問題。陽明認為汪俊未準確把握「未發」與「已發」的本質，而後期汪俊在體用論理解上，逐漸接近陽明觀點。然而，汪俊在《濯舊稿》中仍對心學提出批評，認為孔門「求仁」須落實於實踐，而非僅守於心。席書與汪俊的個案表明，陽明學對士人的思想影響顯著，但轉向陸王學的過程中，士人立場多元，未必全然接受陽明學說。

　　評論人楊正顯教授肯定本文在選取席書與汪俊為個案，探討朱子學者轉向心學議題上的獨特視角，在揭示陽明學對士人思想轉變的影響方面具有重要貢獻。另則提醒作者需特別注意史料的編纂時間，及其後期修改可能帶來的影響。例如，席書的序文以及汪俊《濯舊稿》中對陽明的評價，可能反映了當時學風或政治局勢對人物形象的重塑，此可參考《明實錄》中的相關記載嘗試尋找相關線索。

發表人：莊民敬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從幾條學術脈絡看鄧元錫的《家禮銓補》
評論人：賀廣如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莊民敬博士探討江右王門鄧元錫的《家禮銓補》，指出此書具有兩大特點，首先，《家禮銓補》由〈家禮原〉與〈家禮考〉兩部分構成，體現出系統化的家禮學術結構。其次，該書高揚「古禮經傳」的呈現方式，鄧元錫推崇《曲禮》、《儀禮》、《周禮》，以「曲禮」為核心，試圖藉古禮作為修養論述的依據，並批判近世禮學的流弊。例如，於「擇日」一節中，他反對以珓法代蓍草，認為此舉對卜筮不敬；在「襲尸」問題上，他堅持遵循先王之制，痛心兩宋以降的權宜變通，體現出對古禮的絕對尊崇。莊博士指出鄧元錫嚴格遵守古禮，可能的原因有二：首先，他將「禮」與「物則」連結，強調「不過乎物」的工夫，彰顯「物則」的絕對性；其次，他重視經籍對明心修道的必要性，主張「糟粕六經」，以凸顯經書在修養中的根本作用，與陽明學的「良知」觀點有所區別。

　　賀廣如教授肯定此文對《家禮銓補》及其與朱子學關係的闡釋，並提出幾點建議：第一，鄧元錫的「尊經慕古」特色若置於明代中後期的經學史脈絡，應考察是否受到回歸經典時代風氣的影響，並可參考林慶彰對此的相關研究。第二，《家禮銓補》之流傳是否因推崇者的宣傳與學術復古潮流相互作用，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三，若將鄧元錫尊經慕古的立場延展至其其他著作，是否同樣堅持「經典至上」的態度？第四，陽明學對於「家」的主題是否提出不同的視角？

發表人：劉繼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
論　題：達摩傳說與近代中國武術的知識建構
評論人：陳建守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繼堯教授以達摩的武術傳說為例，討論達摩武術傳說如何被創造以及傳播，由此呈現近代中國武術知識的形成脈絡。報告人首先考察達摩武術傳說的建構過程——達摩的武術傳說如何被借用，以及剪裁、糅合明清時期的傳說，並通過增加情節，締造達摩的武術傳說。劉教授發現，《少林拳術秘訣》是一關鍵文本，創造達摩的武術及譜系，並賦予武術具有體育層面的意義，排斥武術的技擊走向。接著，分析負載達摩武術傳說的文本出版以後，如何在武術領域傳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爭論，並指出無論認可或質疑達摩的武術傳說，雙方的聲音皆鞏固達摩的武術形象，使得達摩成為中國武術史的一部分，時至今日仍是中國武術研究的話題之一。

　　評論人陳建守教授提問，少林拳術文本中「尊我齋主人」的身分是個人﹖抑或一群人的化名﹖達摩的中國化過程起步甚早，為何達摩被選為武術的精神象徵﹖此外，本文已提及武術與體育的關係，建議作者進一步討論武術與國術，尤其國術概念出現後，對於達摩武術的吸納與排拒，似有正、反面的討論，也是近代中國武術史的重要論題。

發表人：丁欽馨（日本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生）
論　題：萬曆知識人與佛道兩教——「庚寅之期」（萬曆十八年）以前的屠隆
評論人：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以屠隆為個案，梳理其交友網絡中遊走於佛、道士人的宗教實踐，呈現晚明宗教場域的多元樣貌。丁欽馨指出，屠隆因祈雨應驗開始信仰神靈，並受王世貞引薦認識曇陽子，奉其為「三教大導師」。萬曆十一年至十四年間，屠隆經歷自我糾結的修道歷程，因削籍歸鄉途中結識虞淳熙，認識自身實修不足，遂苦修並追求「三教合一」。萬曆十五年，他確立三教論架構，致信汪道昆稱「道一也」，並比較三教異同，認為佛家「大徹」，而道家「未甚徹」。儘管屠隆篤信曇陽子「庚寅之期」預言，未能如願應驗，但他在戲曲《修文記》中構想仙界故事，將自我期許融入文學創作。屠隆的宗教實踐與思想展現出晚明知識人「匯通三教」的獨特路徑，亦反映其宗教信仰與文化表達的多樣性。

　　評論人廖肇亨教授肯定本文試圖還原屠隆的信仰世界，但建議可進一步聚焦於屠隆在修行與俗世之間的拉扯，深入描述其內在矛盾與外在表現。同時，本文以「仙佛一致論」解釋三教會通的概念，惟其形成背後的思想基礎仍需更深入的探討。此外，屠隆與王世貞的交往是否因宗教討論而拉近政治關係，抑或純屬信仰交流，也有待進一步確認。最後，嘉靖朝道教的主流地位是否對屠隆的三教論產生間接影響，值得納入考量。

發表人：周叙琪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學者）
論　題：《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所見日籍女教習的中國家政觀
評論人：連玲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周叙琪教授藉由《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分析日籍女教習的中國家政觀，該書由服部繁子任豫教女學堂家事課教習期間編寫，旨在提供一種結合「中學」與「新知」的家政學。「中學」指日本人理解的中國儒學（以孔子「仁愛」為核心）及男尊女卑規範的重塑；「新知」則引入「生理學」知識，教授上流社會女性社交禮儀與西餐禮儀。繁子著作的另一特點是圍繞「家政」與「女權」的論辯。她認為家政教育可使女性獲得社會尊重，但將婦女圈限於家庭，倡導「女卑」思想，與清末改革者及女報人推動婦女參與公共事務、追求平等的觀點不同。繁子強調女子新教育是清末婦女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翻譯教科書者須警惕日本女權低落的事實，以免對中國婦女運動造成不良影響。

　　評論人連玲玲教授指出，本文選擇從晚清日籍女教習服部繁子的家政論著切入，補充美國家政知識傳入以前，中國家政概念的發展史。接著，連教授提出幾點值得思考的問題：第一，《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是由女性撰寫，當時的家政書多由男性還是女性書寫﹖男性與女性在撰寫家政書時用詞和觀念有何異同﹖是否反映出家政知識建構的性別差異﹖第二，本文提及服部繁子的儒學觀念，這些觀念是源於日本的儒學傳統，還是有受中國儒學影響之處﹖第三，若將服部繁子的家政理念置於日本，是否會受到當時日本激進女權份子的批評﹖

發表人：魏綵瑩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論　題：以善准之：劉咸炘的人生觀與天道信仰
評論人：林彥廷教授（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魏綵瑩博士討論劉咸炘對人生觀、天道信仰與傳統學術的看法，並與同時代學者比較其思想特色。劉咸炘強調道德基礎在於情意而非理性，由此批判進化論等西方思想，認為知識與道德並不相等，並讚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念，主張學問應結合個人道德修養。對於傳統學術，劉咸炘肯定儒家經典中的道德價值，批評新文化運動過於注重考證而忽視經典的倫理意涵。在宗教問題上，劉咸炘主張天道信仰超越儒、釋、道三教，並否定宋明儒者的「人死氣散說」，支持「神不滅論」，但對扶乩現象保持懷疑。他對宗教儀式持保留態度，但肯定其道德價值，展現相對開放的宗教觀。魏博士指出，劉咸炘的思想體現了傳統儒學與現代思潮的交匯，其強調情意與道德的觀點對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理解具有重要意義。

　　評論人林彥廷教授談到，魏博士文章的貢獻在於，為人生觀學派提供較為多元的思想面向，彰顯四川地區帶有宗教信仰之儒者的特色。不過，關於四川在民初思想界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可以更深入地探討「四川學派」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獨特地位，特別是其對傳統儒學的繼承與發展。此外，林教授指出，劉咸炘的祖父劉沅，思想蘊含濃厚的傳統色彩，如強調天人感應關係、性命雙修，並以功過格教人等。此外，劉氏家族開創的劉門教可與社會底層教門相互比較，一方面凸顯其特色，另一方面則可由此探測劉咸炘之思想與其家學之間的聯繫程度。

發表人：呂柏勳博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論　題：明代小說書寫徐有貞「異人」形象塑造
評論人：陳秀芬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呂柏勳博士討論明代小說中的徐有貞形象，指出《明史》強調徐有貞博學多能，精於星象曆數，這與李賢《天順日錄》及楊暄《復辟錄》對徐有貞深陷權力鬥爭、人格缺陷的批判大相逕庭。對徐有貞為謀害于謙元兇的定論，最早源於于冕《旌功錄》，後為尹直、程敏政所採納，定調其為「權奸」。弘治、正德時期，文人筆記轉而呈現徐有貞另一種形象，淡化爭議與批判，強調其神異的一面。此形象承繼明初功臣的神聖性，同時流露博學、道術之人的邊緣性與無力感。萬曆年間，孫高亮《于少保萃忠全傳》將徐有貞塑造成「權奸」與「異人」並存的反派，對比于謙的忠節大義，逐漸妖巫化，深化忠臣與奸黨、儒者與術者的對立，形塑于謙成為儒教忠節教化的典範，史料記憶也在民間持續發酵，賦予徐有貞多元而矛盾的歷史面貌。

　　評論人陳秀芬教授認為，本文聚焦於少為人知的明代前期史料，並以徐有貞這一著名歷史人物的形象變化為核心，使文章更具獨特性，由此提出幾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第一，異人的概念涉及多樣的光譜，如何具體界定本文所稱的「異人」，並關注明代語境下異人、奇人、畸人的不同樣態，及其隨時代演變的內涵轉變。第二，在明代禁止私習天文的政策背景下，徐有貞的觀星知識來源何處？擅於占星術者是否屬於異人的特異能力？第三，成化、弘治年間，為何將于謙之死歸罪於徐有貞？這是否與歷史人物的「奸臣化」有關？可參考類似案例，例如嚴嵩如何在王世貞等人的史料建構中被汙名化，以此探討徐有貞被「權奸化」的可能動機及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