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筠雅（Cynthia Brokaw）教授演講「Changing Conceptions of Daily Use: From the 萬寶全書 of the Late Ming to the 酬世類書 of the High Qing」紀要

　　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教授現執教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長期關注雕版印刷史、近代中國書籍史與中國出版文化史等議題。此次來訪以「近代中國的印刷、出版與書院」主題進行兩次演講，本次的演講主題為「日用類書的演變：從晚明《萬寶全書》到盛清酬世類書」。

　　作為一名書籍史學家，包教授好奇近代中國印刷文本如何向非知識分子傳遞知識。據推測，這些庶民讀者（或稱普通讀者）並不完全識字，他們可能最多只有具備基本的識字能力，或僅接受過簡單的鄉村、私塾教育。那麼，這些普通讀者所獲取的知識及其傳遞方式是如何演變的。透過「日用類書」的研究，或許從中可以找到答案。

　　包教授表示，在許多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今日的演講，會從長時段的角度來研究日用類書文本，並探討它們對日用知識的定義與呈現方式，以及其所針對的受眾是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演講分為三個段落，其一，現存最早出現的日用類書。其二，日用類書與《萬寶全書》在中、晚明的情況。其三，清代日用文本的轉變，包教授特別稱此類別為「酬世類書」。

　　首先，依據現存文獻，晚明日用百科全書的前身，可以追溯至南宋末年至元代。代表性書目為南宋末年陳元靚所編《事林廣記》，與元代出版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事林廣記》的內容，有較多的篇幅集中於個人道德修養，強調如何論學。簡單來說，《事林廣記》的受眾設定在有志成為士紳和君子的讀者。《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亦是，這部百科全書的條目多取自宋代的家訓，如朱熹 (1130-1200)《家禮》和《童蒙須知》、袁采《世範》等著作。包教授點出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內容更偏重於為農村地主提供資訊，其中有關於種植作物、飼養牲畜、儲存水果、釀酒和製作不同種類的醬油食譜等。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到底有哪些人購買過與使用了這類書籍，但從書籍的多次再版和內容推斷，它成功滿足了鄉紳地主的需求，特別是下層鄉紳，他們希望為孩子提供儒家教育，養成符合禮教的家庭。

　　在中晚明商業出版繁榮的時代，出版商迅速地因應了一連串社會經濟和知識典範的新變革，如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經濟的商業化，以及王陽明 (1472-1529) 心學帶來的新興道德觀念的開展，認可「愚夫愚婦」的道德自我修養能力。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福建建陽書坊開始出版《萬寶全書》。這類日用類書的出現，代表對日用知識價值的重新評估，以及目標讀者的轉變。

　　在過往儒家觀點中，日常、技術性的知識不受到重視，實用的知識被視為微不足道，唯有庶民關心。然而《萬寶全書》明確主張日常生活「技術」的價值，肯定「日用知識的價值」，足與儒家經典並駕齊驅。余象斗 (1588-1609) 在其所編《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的序中即表示，「如果百家眾技沒有被編纂和整理，那麼誰來記錄、傳承它們呢？」《新鍥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的序言中，也明確提到記錄了實用技術知識，其中包括「五倫」、「六藝」、「百技」、「修身養性的方法」、「表達情感的方式」，甚至出現「笑話的意義」等過往不曾在經典中看過的知識。包教授認為，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知識本身並不新穎，令人矚目的是對這類知識的讚美，以及認為它與經典知識同等重要的觀念。

　　這些作品中對日用知識的定義和理解是如何變化的呢？晚明建陽書坊出版的《萬寶全書》，除了保留早期日用類書裡常見的天文、歷史人物、地理等傳統類別之外，同時也增加了許多過往少見的章節，例如博戲、笑謔、蹴踘、子弟（妓院禮儀）、風月（閨房藝術）等。這些作品的重點，從農村農藝轉向城市商業生活。儘管通常會有農桑篇，但主題的重點明顯轉向城市社交藝術，如投壺和棋類遊戲的玩法，如何進行飲酒遊戲（侑觴），有些內容也涉及商人的需求，如演算法、商旅等篇章。

　　 除此之外，日用類書中的插圖也值得注意。插圖在塑造讀者預期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余象斗《萬用正宗》的封面插圖中，描繪了從事與精英地位相關的士人活動，如彈琴、下棋、賞畫、品茶。透過插圖暗示讀者，本書承諾提供進入精英世界的入門指南，並且正如書名所示，指引讀者如何正確地行事。這類日用類書通常會有「不求人」的綽號，抑或是以「不求人」為篇名，提供了許多不必尷尬地向人請教的知識。包教授認為，一本書能教讀者如何做對所有事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它們向讀者承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和文化自主權，這一承諾貫穿於晚明到清初大量湧現的「不求人」手冊中。這可能是得自王陽明 思想的鼓舞，致良知的觀念增強了人們對個人自主性的信念；同時也由於這一時期商人、店主，甚至一些農民享有的新經濟繁榮，使得這種自主性在經濟上變得可能。隨著購買力的增強，他們可以購買這些不必依賴他人教導的書籍。

　　然而這些日常生活指南真的實用嗎？包教授指出，有些章節確實非常有用，例如關於寫信的章節、提供契約書寫範例的章節可能確實有用。另一方面，許多章節可能並沒有提供充分的資訊，或僅解釋基本步驟，比如如何彈琴、治療馬匹或養蠶技術。讀者僅依靠這些文本，不可能真正進入知識分子和文人的行列。不過透過這些文本，讓讀者有機會一窺精英階層的生活，一瞥文人的藝術及休閒活動。

　　日用類書為讀者提供了體驗自身階級之外的生活方式，並隱晦地暗示這些內容皆為常識，由此讀者可以利用這些作品中的資訊向外界展示自己是一個博學多聞的人，可以輕鬆地聊到養蠶和下棋。在余象斗《萬用正宗》的序言中，他指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知識要知道。而《萬寶全書》向讀者承諾，提供各種不同知識的入門書。

　　因此，包教授不認為《萬寶全書》真實反映了晚明世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們確實告訴了我們晚明書籍文化中至少有一部分具有顛覆性、玩樂性和甚至輕浮性的特徵。到了清朝，日用類書文本持續出版，也受到歡迎。但是，它們越來越以標準化的形式出版，缺乏之前晚明文本中的活力和創造力。有些內容如妓院和賭博的部分遭到刪除，唯一新增的章節為關於滿語的知識。這些作品也缺乏晚明作品中豐富旁註，插圖更稀少，也較為溫和。

　　清朝《萬寶全書》的演變，並不意味著世人不再對日用類書感興趣。事實上，教導如何診斷疾病、製作藥物、管理家庭、書信與契約的寫作方式、祭祖儀軌、墳墓風水等實用手冊大量湧現。在眾多的教學手冊中，包教授將教導「人際交往禮儀規範」的書籍，稱為「酬世類書」。酬世類書的出版風潮，是由福建省四堡鄉的鄒氏家族書商發起的。由鄒可庭 (1715-1803) 及其子鄒景陽 (1744-1809) 等人所刊行的《酬世錦囊》（全名《雲林別墅纂輯酬世錦囊全書》），日本學者今堀誠二讚譽為清代代表性的日用百科全書。

　　《酬世錦囊》的標題包含：書啟合編、家禮集成、帖式稱呼、類聯新編等；這些主題在《萬寶全書》中都有所涉及。然而《酬世錦囊》的不同之處在於提供了大量的範例，給予讀者參考。在書信格式的章節，提供不同類別信件範例，如問候、表達感謝、宴請、送別、懇求、委託、勸誡等。每個主題再進一步細分，例如「問候」部分包括懇請會面的範例、初次會面的問候、初次會面後的告別、短期分別的問候、長期分別的問候等。包教授表示，酬世類書的目標讀者與晚明《萬寶全書》的讀者截然不同。酬世類書的裝訂和印刷品質較差，尺寸也明顯小於《萬寶全書》。它們缺乏《萬寶全書》中豐富而華麗的插圖、特殊字元格式和多樣化的頁面配置，視覺上相當單調，暗示它們是專門設計給預算有限的讀者。酬世類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知識份子的助手，它將正確的禮儀規範教育給鄉村百姓。就如鄒可庭在《酬世錦囊》家禮篇的序言中，表明他正在傳承朱熹《朱子家禮》中的正統禮儀，以糾正偏遠鄉村地區的敗壞風俗。然而，真正的情況更為複雜。以鄒氏書商為例，家族成員乃是鄉村知識菁英，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的文化權威，是地方儀式實踐的裁定者。《酬世錦囊》中包含著鄒氏家族的宗族儀式文本，他們也將鄉村地方性的儀式引入。他們並非僅是傳遞菁英文化的被動工具，而是融入地方禮儀，拓展日用知識的空間。

　　最後，包教授總結，晚明《萬寶全書》和清代的酬世類書，都特別強調常識及技術，它們與經典和科舉知識一樣，都值得傳播。清代的酬世類書將《萬寶全書》中記載的家庭和社會禮儀資訊更加地當地化，通過提供更多細節，將知識根植於家族、農村和地方。它反映了清代知識分子對禮儀的關注，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的讀者，在對家庭、地方與他人互動禮節的重視。包教授認為酬世類書通過其個性化的地方禮儀實踐，進一步擴大了消費族群。它的消費群眾不在於那些希望成為仕紳的人，而是那些希望通過學習如何有序地管理家庭和社會關係以獲得地方尊重的鄉村小鎮居民。

　　在討論環節，包教授和與會學者針對如何定義日用知識與值得收錄的新知識、日用類書的挑選基準、單一類書的選輯、印刷版本的精緻與否、日用類書的社會功能等問題進行討論。包教授也向史語所李仁淵教授請教他的田野經驗。演講在熱烈的討論下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