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Wasserstrom（華志堅）教授演講「Angry Ghosts: 1900’s Boxer Crisis as Global History」紀要

　　本次演講，Wasserstrom 教授將義和團運動放入全球史的脈絡中，討論當時以及往後的人們，如何在各自的歷史脈絡中，解釋義和團的前因後果。在全球化資訊流通、傳遞下，各地如何詮釋義和團運動？Wasserstrom 教授提出的問題是：至於今，真正的全球化究竟能否達成？

　　Wasserstrom 教授指出，義和團運動所處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資訊快速連結的時代。儘管不及現代網路時代，但因電報的出現，使當時各地的事件，有辦法在一天左右，出現在世界各大報紙的版面上。這種消息傳遞的快速性，讓全球的讀者，幾乎能同時共同參與義和團事件演變的討論。戰爭的參與者同樣表達了義和團運動的全球性：當時參加戰爭的士兵，不僅從八國與清朝而來，還從印度、中南半島等歐洲人的殖民地調遣而來，宛如一場小型的世界大戰。

　　但是，Wasserstrom 教授認為，與全球化的背景相反，東西方對義和團運動的詮釋不僅不同，往往是互相衝突的。對義和團詮釋的分歧，在後世的史學中，最粗略而言，可以分成中國與西方的詮釋。但實際上更為複雜，無論中國或者西方的詮釋，都又分成很多不同的視角。有的認為義和團運動非常野蠻，有的認為義和團是民族英雄，有的則認為義和團行為不可接受但值得同情理解等。

　　若是將當時中國資料與西方資料相比較，我們能發現有趣的相似性。在這場戰爭中，西方讀者會責怪中國人的「迷信」，但「宗教」其實是雙方詮釋事件時經常援引的視角。義和團將旱災的罪責歸罪到宗教因素，認為是基督徒惹怒了當地神明，這種思維在當時並不罕見。實際上美國的基督徒也會從宗教面詮釋旱災、並試圖用超自然力量平息災情。以此次拳亂戰事而言，義和團員相信請神上身可以槍砲不近，而當時在北京受困的外交人員及親屬，也有一樣的詮釋視角：上帝會保護他們，免於義和團的侵害。而他們最後能安然脫困，那當然是歸功於上帝的神蹟。

　　詮釋分歧並非後世的專利。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前，中國境內就屢傳傳教士遭到攻擊的記錄，但不同國家的讀者，則以自身歷史脈絡，來理解義和團運動的本質。對美國人而言，切身的記憶，是此前蘇族人與美國政府的衝突。在美國人看來，義和團請神上身的宗教性，與蘇族人相似。以至於在當時的美國文獻裡，以 “Boxer Troubles” 來指稱這場戰亂，與 1890 年的 “Indian Troubles” 遙相呼應，美國人甚至在日後的戲劇中，讓美洲原住民扮演義和團團員。對英國人來說，義和團如此大規模的「宗教叛亂」，讓他們聯想到 1857 年的印度大起義 (Indian Mutiny)；並將北京圍城，聯想到在以前印度發生的圍城事件。同樣的聯想一樣發生於印度，不過印度人看到的是遭受英國殖民者摧毀的印度文明。在印度觀察者眼中，他們感受到的是偉大古文明，再次要被帝國主義者殖民的既視感。

　　此外，此時的西方世界，同樣也存在著對中國較為同情、將責任歸於西方國家的故事版本。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互相責怪，將激起義和團運動的罪責，歸咎到對方在中國的行動上。而如馬克．吐溫 (Mark Twain, 1835-1910) 這樣的反帝國主義者，則激烈地批評基督教國家在各地的侵略行為。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帝國主義的批評者中，立場也是分歧的。有些人會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支持本國「帶來文明」的行動，批評他國是帝國主義。例如同時代發生在南非的波爾戰爭（Boer War），在美國人眼中可能視其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與之相對照的，則是美國為菲律賓帶來的「文明」。反之在英國人眼中，美國人於菲律賓的戰爭，亦也是一種侵略行動。所以，儘管八國聯盟到中國作戰，但他們對「為何到中國」的回答，卻是不同的。

　　謠言同樣提供了歧異的詮釋可能。多虧於全球性的消息流通網，謠言迅速傳播。但因為圍城等因素造成資訊傳遞管道中斷，使獲得真實的資訊變得更為困難。乃至於英文各大報紙上，大規模報導北京的使館人員們，如何遭到義和團成員全數屠殺的消息。消息之逼真、影響之大，甚至造成要為他們在母國舉辦葬禮的議論。後來的事實是使館成員多數安然無恙。西方使團遭到屠殺的「新聞」僅僅是因為圍城而造就的猜想與謠言，但正因為電報科技，造成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Wasserstrom 教授提出，儘管我們經常將歷史視為每一個獨特的事件，但歷史從來不是「新的」。人們會不斷地將當前發生的事件，類比於自身脈絡中過去發生的事件，以此獲得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全球化的世界、世界性的事件，我們遇到的仍是一個又一個從本土化脈絡出發的詮釋敘事。Wasserstrom 教授提到 COVID 的全球性危機，就是極好的例子。對於香港、台灣經歷過 SARS 的地方，人們很快地就將 COVID 詮釋成 SARS 事件的再臨，並為此準備。而在美國，當 COVID 於本國爆發為嚴重公衛災難時，美國人卻將之聯想到一個與疾病全然無關的事件：911 恐怖攻擊。在中國，甚至有將 COVID 往車諾比事件扯上關係的聯想。由此，我們在這個世代遇上的事件，並非是一同參與下的世界性共同敘事，更多是各自歧異的敘事。

　　在討論環節，李貞德教授問道，她曾經在授課時播放今日演講中提到的義和團電影，但在電影結束於八國聯軍開入北京時，全班鼓掌吹哨的舉動，令她錯愕不已。她詢問是否有比這部電影更好的記憶呈現，可供今日反思義和團事件？Wasserstrom 回應，後世詮釋這段歷史事件時，確實經常受到時下政治的影響。例如這部電影拍攝於冷戰時期，於是所有參戰的俄國人形象都不正面。在電影中我們也看不到，實際上參戰人數很多的南亞、中南半島士兵。另一個例子是，在北京本來有豎立紀念德國外交官死難者的紀念碑，但該紀念碑於一次大戰末期遭推倒，原因是協約國的士兵不願意看到德國人與他國同受紀念。

　　翁哲瑞教授提問，今日演講似乎是以後現代的取徑出發，比較不同版本的義和團敘事，Wasserstrom 教授是否也有自己的義和團敘事版本？或者試圖建立一個可靠的敘事，本身就是徒勞無功的嘗試？Wasserstrom 教授回應，當歷史學家挑選歷史敘事的起點與終點時，即已開始建立詮釋。即使如此，歷史事實仍然存在。我們可以透過文獻的比對重新去找出發生的事件，但不同版本的敘事如何從自己的視角出發詮釋、如何扭曲歷史事實，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一位與會者提問，他注意到義和團運動，與日本在台灣的鎮壓，有許多可以類比的地方。他想了解義和團事件的消息，如何在日本及殖民時代的臺灣傳播、詮釋。Wasserstrom 教授表示，他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一些相關詮釋可以回應的是，當時的國際媒體對日本於八國聯軍的軍紀、表現有較肯定的評價。對日本來說，一方面是宣傳日本現代化的機會；另一方面，日本作為多國聯合戰爭的新參與者，也將此次戰爭視為學習現代戰爭行為的實驗場。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正是在這一次戰爭中，日軍開始行現代軍禮，這是他們觀摩他國軍隊仿效而來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