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江樹生教授

　　江樹生教授，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日本天理大學中文系客員助教授、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講師、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客座講座教授。致力於研究早期臺灣史、荷蘭檔案有關臺灣史料研究。著有《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鄭成功和荷蘭人在臺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締和》，以及〈梅花鹿與臺灣早期歷史關係之研究〉、〈荷治時期的安平街——熱蘭遮市〉、〈荷治時期的漢人人口變遷〉、〈臺灣經營藍樹藍靛的開始〉、〈VOC 在臺灣的長官公署〉等論文。並編譯《臺灣史檔案文書目錄（十）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臺灣檔案目錄》、《17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熱蘭遮城日誌I-IV》、《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V》。榮獲第四屆總統文化獎之「百合獎」、第三屆臺南市文化獎、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江樹生教授，1935 年出生於臺南州新化郡玉井庄（今臺南市玉井區），出生即被過繼給無男嗣的伯父江甲寅。1945 年，美軍轟炸玉井糖廠，而後日本戰敗。此事對於正就讀玉井國民學校（今玉井國民小學）四年級的江教授而言乃是巨大的衝擊，尤以國家與身分認同的轉換最為印象深刻。而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更使得六年級的他開始思考「未來怎麼辦？」

　　江教授就此下定決心就讀中學。由於當時玉井國民學校的師資嚴重匱乏與低落，江教授決心要前往臺南就讀中學，因而在玉井國民學校六年級的下學期，轉學至立人國民學校（今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之後江教授考上長榮中學校，經過基督教學校六年的陶冶，於高中畢業那年，1954 年 6 月 6 日在臺南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接受謝再生牧師 (1910-1976) 的洗禮。

　　由於認為當時臺灣社會混亂，江教授自高中時期就抱持著「想對『亂』的臺灣做點什麼事」的志向，冀望日後能就讀法律系。江教授高中畢業那年的大專院校考試制度，仍是採取各校獨立辦理招生考試的方式，而江教授那年的大學考試成績不符理想，只能就讀民辦的東吳大學法政科（今東吳大學法律系）。他在就讀大一時，同時報名補習班，準備再次重考。翌年，恰逢臺灣第一次試驗大專院校聯合辦理招生制度，經過一年的努力後成功上榜臺大法律系。同年因東海大學甫成立，江教授抱著好奇的心態報考東海歷史系，後也順利考取。

　　江教授成功考取臺大與東海兩校後，對於未來四年的篤志力學之地有所猶豫，詢問養父意見後得到「自己的將來應自己決定」的回答。就在江教授決定搭乘火車北上註冊臺大法律系時，途經臺中火車站，卻閃過想一窺東海大學的念頭，便在臺中下車逕尋東海大學而去。不料沿途詢問路人，皆無人能告訴他要如何前往東海，乃先至臺中公園休憩。不久，他突然聽見背後傳來小孩子嬉鬧遊戲的笑聲，轉頭察看，發現盡是小孩，並無大人陪伴。這使江教授思索，為何沒有大人陪伴的小孩們，能夠玩得如此愉快？且發出如此天真無邪、清脆悅耳的天籟之音呢？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江教授油然出現一想法：「有這種自信、可愛孩子的地方，一定是個幸福歡喜之地。」因此便決定留在臺中念書。

　　就讀東海大學期間，對江教授的人生與價值觀有莫大的影響。據他回憶：「當年考取臺大的錄取率大概是四分之一，也是有一點競爭；但是我們東海大學第一屆大學考試，多達五千多人報考但僅錄取兩百個人，所以競爭更高、更激烈，也因此進入東海大學的學生，各個皆天資聰穎、素質優秀。」開學日當天（1955 年 11 月 2日）時任勞作指導長蕭查禮教授 (Charles N. Shutt) 手持一支掃帚與雞毛毯子走上講臺，向全體同學宣導勞作教育意義，給江教授首場震撼教育。此外，東海大學教師對學生極其尊重，例如考試時，老師通常把題目寫在黑板上就離開了，考試過程從不監考學生。江教授對時任校長曾約農先生 (1893-1986) 的教誨記憶猶新，他說：「我們東海大學其實就是一塊白布，要把東海大學變成什麼模樣，是由你們學生自行創造的。」他把學生當作學校真正的主人，諸如掃地、洗碗等工作都是要學生親力親為。江教授第一次感覺到生而為人是件很可貴的事，從小到大沒有被這麼尊重過。

　　江教授回憶，東海歷史系創系初期的課程是以中國通史、斷代史、西洋通史為主要學科，他雖然對這三門領域興致並不高但也不排斥；印象最深刻的是梁嘉彬老師 (1910-1995) 所教授「隋書之『琉球』是不是臺灣」的課程，他回憶道：「上了梁老師的課，我才首次學習與認知到『蒐集資料』、『史料解讀』對研究，尤其是考究證據的重要性。因此我也認為在史學的訓練上，梁老師對我影響是最大的。」

　　1959 年，大學畢業後，江教授決定先服完一年半的義務役預備軍官再思考未來。因緣際會下，江教授因同系女同學的牽線，退役後至省嘉女（今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任教。期間江教授投注許多心力於教學之上。他說道：「我在那一段的教學期間，第一次花費許多心力將要教的歷史脈絡給爬梳、理清完整。我讀書並不是很認真，但是我教學的時候非常投入，因為我認為我必須要理解透徹才能傳授別人正確的學識。」

　　江樹生教授伉儷

　　江教授在省嘉女任教期間獲益良多，同時其對治史觀念、方向也已有明確領悟、感受。因此江教授在省嘉女任教的最後一年，決定報考當時甫成立的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同時也向校長談太儁女士 (1915-?) 請職，雖然談校長極力挽留，但江教授認為：「我想要研究臺灣史，因為我對臺灣自己的歷史完全無知。那時的歷史教科書，教來教去都是在講中國長江、黃河，要不然就是歐洲、美洲等『別人』的歷史，臺灣本身的歷史一片空白，所以對臺灣歷史無知的人比比皆是。當時我對臺灣史異常地嚮往。」江教授成功考取研究所後，也結束了其在省嘉女三年的教學生涯。

 

　　江教授進入研究所後矢志研究臺灣史，雖然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 (1901-1985) 同意他進行臺灣史的研究，但受限於當時研究所缺乏專業教授臺灣史的師資，使得研究臺灣史的道路困難重重。在摸索該如何展開研究臺灣史的過程中，江教授也不斷思考、探索「臺灣的歷史要從哪裡開始算起？臺灣的歷史到底有多久？」的課題，直到今日仍是江教授極其關心的問題。那段期間，江教授從臺灣銀行的《臺灣文獻叢刊》、《臺灣研究叢刊》等刊物中，得知臺灣曾經有過荷蘭人時代，並且透過刊物，發現了幾位以荷蘭時代為主題，研究並發表論文的學者，例如曹永和先生 (1920-2014)。江教授亦通過引文，發現了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所撰 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的零散內容，尤其是第三部分的 “t Verwaerloosde Formosa”（〈被遺誤的臺灣〉）。由此下定決心一定要讀到這本書。由於發現曹永和先生在其論文中引用了大量的荷蘭文史料，由此對曹先生欽佩莫名，江教授決定親自前往臺大圖書館拜訪。縱然江教授熱切地表示對曹先生的景仰，然而曹先生置若罔聞。事後，江教授認為，當時臺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做臺灣史研究容易被扣上「臺獨」的帽子，或許因為如此曹老師才未輕易地回覆。然而，苦於碩士論文難產且無指導老師，江教授屢屢前往臺大翻閱書籍、拜訪請教多位良師，但皆遭親切婉拒。這使江教授極其沮喪：「我那時候，心裡最難過的事就是怎麼會沒有老師願意指導我？真的沒有！」

　　1965 年某日，透過岳母的關係，江教授認識了時任臺大教授暨臺大圖書館閱覽組主任賴永祥教授 (1922-2024)，賴教授建議江教授：「你的研究若要做好，最好還是找曹永和，他是真正看荷蘭文史料撰寫文章的人。」有了賴教授的介紹，再去拜訪曹永和先生，就獲得曹先生親切的接待與交談，之後經常見面，有一次，曹先生非常大氣地展示他用打字機打的荷蘭文檔案的稿本。只是當時曹永和先生僅是臺大圖書館閱覽組典藏股股長 (1952.08-1970.08)，並非是教員，亦無法擔任江教授的指導老師。此外，賴永祥教授也以本人名義自臺大圖書館借出江教授夢寐以求的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這本書，有了此書後，除了得以一窺書中內容外，更重要的是其碩士論文〈清領以前臺灣之中國移民〉也因此得以順利產出。雖然碩士論文能開始順利撰寫，江教授卻仍尋無指導教授。後來又經賴永祥教授的介紹，臺大法學院的陳紹馨教授 (1906-1966) 才答應擔任其指導教授，江教授的碩士論文終得以完成。歷經一波三折的碩士求學之路後，也不禁使江教授再次思考：「為什麼臺灣人要知道自己的歷史必須如此艱難？」

　　1966 年江教授碩士畢業後，留校擔任講師。不久，進入史學系甫成立的博士班進修，修畢博士班課程後取得副教授資格。江教授在中國文化學院擔任講師時，認識了一位自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來臺灣收集博士論文資料的學者 Dr. H.A. van Oort (1916-2001)，其博士論文題目為：“The porcelain of Hung-Hsien: a study of th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rcelain produced at Chintechen during tne imperial reign of Yüan Shih-k'ai (1916)”，乃是從美術史的角度研究袁世凱及其洪憲瓷器。江教授回憶：「他想在臺灣找尋洪憲瓷器的線索，我就四處帶他去許多公家的博物館、私人的收藏家探尋，結果真的找到很多洪憲瓷器。也因此，他的博士論文撰寫得非常完美，順利通過，並成為阿姆斯特丹大學東方藝術部門的教授。」江教授的熱心，為兩人日後結下不解之緣。

　　1971 年的某天，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召開評議會會議，校長報告有關與日本天理大學共同簽訂的交流協定之互派教員授課的問題。由於天理大學不接受中國文化學院原定的人選，使得文化學院必須重新開會討論、遴選出新教員前往日本任教。張其昀先生在會議當下推舉江教授，對此江教授說道：「我會去日本完全是因為張其昀。據我所知，當時許多日文系、政治系的老師都非常想去日本，而我卻在從來沒有準備、想過這件事情的情況下獲得機會。」江教授在天理大學即將開學的幾個月前接到這消息，遂急忙準備出國擔任交換教授的教學旅程；而江教授也成為中國文化學院第一位來到天理大學教授臺灣閩南語的教師。

　　江教授對日本有好感，係基於對天理大學教授中村孝志 (1910-1994) 的尊敬，早在去日本前江教授就已認識中村教授。在抵達日本後不久，便與中村教授碰面，中村教授對他說：「你一定要認識岩生（成一）老師 (1900-1988)，因為他罵你的話比稱讚你的話還來得有用、有價值。」通過中村教授的介紹，並由中村教授親自引領江教授去東京拜訪岩生教授。不過，江教授起初在天理大學的任教經驗並不愉快。由於當時中華民國與日本甫斷交，日本人對於臺灣人的態度並不友善。此外，根據交流協定的條件，江教授至天理大學授課是要負責教導臺灣閩南語，然而此課程並未受到日本學生的重視，反而是天理教信眾基於傳教關係而較為重視閩南語的教學。

　　江樹生教授伉儷

　　江教授赴日講學的第三年 (1974) 偶然結識了剛結束在臺灣研究、轉赴京都大學進修的包樂史教授 (Leonard Blussé, 1946-)。江教授回憶道：「包樂史是萊頓大學的研究生，他剛來臺灣的時候原先是研究人類學，他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時認識了李亦園老師 (1931-2017)，李老師便將他取名為『包樂詩』。那段時間他也認識了曹永和老師，他從曹老師身上學習到了許多他前所未聞的荷蘭人在臺史，由此他萌生興趣後，便將原先的研究計畫全部更改，從研究人類學轉變為研究荷蘭時代。」包教授在臺灣留學期間透過曹永和教授的介紹，得知中村教授與江教授的消息，因此他至日本京都大學進修時，便與二人積極交流與互動。後來江教授與包教授的關係日漸緊密，江教授更將包教授原先的「包樂詩」之名改為「包樂史」。

 

　　江教授在天理大學授課期間，與中村教授、包教授及其他日本學者在京都大學定期舉行讀書會，閱讀的書目有汪大淵的《島夷誌略》、節錄的《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和法倫泰因(François Valentijn) 所撰的《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e)。江教授在讀書會期間受到中村教授的細心指導，從《新舊東印度誌》中抄錄有關福爾摩沙的資訊，此時他也開始熱衷學習荷蘭文，並漸萌生前往荷蘭尋找、挖掘更多關於臺灣資料的心願，為日後立志負笈荷蘭埋下契機。

　　1975 年，江教授旅日第四年時，內心對於探究臺灣荷蘭時代歷史的心已亟嚮往之，並殷切期盼能前往荷蘭海牙的國家檔案館探賾索隱。無奈當時臺灣與荷蘭並無正式外交關係，因此無法在臺灣申請赴荷的簽證。某日，任教於阿姆斯特丹大學的 H.A. van Oort 教授伉儷恰巧至天理大學造訪並與江教授會面，進而得知江教授有赴荷求學的意願：「我跟他說有機會的話，我想要到海牙檔案館看看，他當下就爽快地應允我。當天我們就立刻去神戶的荷蘭駐日領事館申請簽證。」江教授等人至領事館後，該領事得知江教授的需求決定接受請求。雖然臺灣人無法取得赴荷簽證，但是江教授已在日本居住四年，因此該領事便以「日本居民」的身分為他簽證，同時由 H.A. van Oort 教授為江教授作保。因此，一方面在友人的幫助下取得前往荷蘭的簽證，同時江教授在天理大學的四年授課任期也即將結束。值得一提的是，江教授在任教期間為天理大學完成日本閩南語辭典的編輯奠基工作。

　　江教授返國後，先將妻小安置於陽明山畔中國文化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再隻身一人前往日本飛往荷蘭。但江教授第一次在荷蘭的進修過程卻充滿失望，除了生活開銷大，又因為這期間只單純抄寫檔案，研究卻無特別突破之處，自認一事無成。就在江教授垂頭喪氣、準備返國之際，甫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包樂史教授在母校萊頓大學歐洲擴張史研究中心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應徵新職，為此必須提出獲得這職位後的工作計畫，包樂史教授便就此與江教授商談，江教授建議他可以編輯出版《熱蘭遮城日誌》作為這工作計畫，提出申請；同時，江教授也居中與曹永和教授聯繫，取得曹教授用打字機打的、珍藏多年的『熱蘭遮城日誌』的打字本的復印本。包樂史教授獲得這職位後，《熱蘭遮城日誌》的編輯出版計畫遂得以順利成形。 這個計畫無意間也為江教授日後進行《熱蘭遮城日誌》中文版翻譯工作奠定基礎。

　　江樹生教授伉儷

　　1977 年，江教授自荷蘭返臺。但由於其離開原先任教的中國文化大學過久，此時的史學系已無安排江教授授課，在面臨無課可教的窘境，只好離開多年栽培他的母校，再次前往荷蘭完成未竟之夢想。不同於第一次的獨自一人，這次江教授是舉家遷徙，得到江師母的支持並撐持家庭開支，也讓他體會到女人之偉大。

 

　　江教授再次來到荷蘭，曾經在萊頓大學漢學院授中文課，但屬於不穩定的契約性工作。之後江教授協助臺灣駐鹿特丹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翻譯相關荷文貿易公文賺取稿費，並因此熟識協會主任江顯新。1980 年代初期，時任內政部營建署（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署長張隆盛 (1940-2021) 為設立墾丁國家公園，有意復育梅花鹿；又透過江顯新作媒得知江教授是該方面專家。某日，張隆盛來荷蘭，向江教授邀稿有關梅花鹿歷史的文章，使得江教授重燃研究熱情，後於 1984 年寫成〈梅花鹿與臺灣早期歷史關係之研究〉一文。江教授有感而發地說：「如果當初張隆盛沒有來找我，我也許已經放棄研究了。」

　　〈梅花鹿〉一文發表後在臺灣社會醞釀迴響。1989 年漢聲雜誌社社長黃永松 (1943-2024)、總編輯吳美雲 (1944-2016) 和編輯姚孟嘉 (1946-1996) 等人偶然發現〈梅花鹿〉一文，便率眾前往荷蘭拜訪江教授，並誠懇地說：「我們需要更多像〈梅花鹿〉的文章，請您幫助我們撰寫臺灣史系列的文章。」當下江教授雖接受請求，但尚無撰文主題的頭緒。於此同時，江教授正與臺灣大學歷史系協力進行「中美荷日檔案手稿資料之收集、整理與聯合目錄之編製及殖民地時期臺灣歷史合作研究計畫」，由江教授主持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有關臺灣的史料整理、調查之工作。 江教授回憶道：「那時，我想了解整個檔案館有關臺灣的史料究竟有多少，因此我將有關台灣的 VOC 檔案一一借出，將每件關聯臺灣檔案的標題，按照原檔的寫法抄寫，並將該檔案的類別字置於該標題的第一個字，用以方便搜尋。」

　　1990 年，漢聲透過傳真告知江教授他們即將再訪，並盼能一睹鄭成功與荷蘭人戰後 (1662.02) 所簽「降約」之原檔史料。江教授於是借出該檔案，翻到荷蘭人所寫 18 條降約的頁碼，準備漢聲的人來時可以觀看。那時，在無意中翻閱下一頁，赫然發現，鄭成功也有交給荷蘭人 16 條的條文。江教授對此深感疑惑，並請教海牙國際法庭倪大法官，這份降約應如何定義？大法官解釋：「按國際法這紙條約應屬和平條約，因為雙方皆願履行各自提出的要求來結束戰爭。」江教授向漢聲娓娓道來此事，漢聲聞後積極要求江教授務必將此段歷史寫出。在歷時兩年的埋首精研下，《鄭成功和荷蘭人在臺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締和》一書，於 1992 年的《漢聲雜誌》第 45 期特刊中公諸於世，在臺灣史學界造成轟動。

　　江教授在撰述此書期間，也注意到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利浦．梅 (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 在臺所撰之日記，於 2003 年以《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之名出版發表。在此期間，江教授還於國內陸續發表〈荷治時期的安平街——熱蘭遮市〉(1995)、〈荷治時期的漢人人口變遷〉(1997) 以及〈臺灣經營藍樹藍靛的開始〉(2002) 等論文，因而聲名鵲起。江教授認為，這幾篇文章是抱持「讓史料自己呈現、自己敘述故事」的想法來寫的。

　　當年，漢聲至海牙檔案館拜訪江教授時，也結交到時任檔案館地圖室主任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 1953-)，總編輯吳美雲亦央請他也為漢聲撰寫有關臺灣荷蘭時代地圖的文章，而他也坦率答應。在寫作過程中，冉福立不只對臺灣歷史的興趣大增，也挖掘了許多深藏於史籍中的臺灣古地圖；經與江教授同心協力長達七年光陰後，於 1997 年順利完成《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一書。也因為這段合作契機，年近六旬的江教授學會如何使用電腦輸入中文與寫作。

　　1996 年，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與臺南市文獻委員會組團至海牙探訪江教授。由於來訪團體人數眾多，海牙檔案館為此召開連續兩天的臺灣史料介紹解說會。會議終了，文獻委員們即力促江教授務必翻譯當時已順利出版第一、第二冊的《熱蘭遮城日誌》原文版（第三冊也即將問世）。江教授回憶道：「當那時的我其實沒有什麼把握，翻譯的能力也還不成熟；但是我想我如果不做，那麼還有誰能做？所以我答應他們。」江教授將自己比喻成勇敢出航的船艦，必須冒險出港才能乘風破浪面對未知的航程與意想不到的好壞；就如同當年荷蘭人從歐洲彼端航向亞洲般的行動。耗時十來年的心血，江教授獨立譯註的四大冊《熱蘭遮城日誌》中文版，於 1999 年至 2010 年間賡續出版，成為如今臺灣學者研究早期臺灣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緊接著，江教授與其研究團隊，在國史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合力推動，及荷蘭國家檔案館、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支持下，自 2007 年至今，已陸續出版 5 大冊《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V》(De missiven van de VOC gouverneur in Taiwan a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te Batavia)。江教授期望能在 2026 年完成所有長官書信的抄錄，藉以建構出更為清晰的臺灣荷蘭時代的歷史演變輪廓。江教授也提及，在解讀檔案告一段落，他想接著對臺灣荷蘭時代的「地名圖」進行研究，藉以釐清當時的原住民族群，乃至臺灣有文字一隅的發展情況。

　　江教授深知早期臺灣史研究係屬於國內史學界較冷門之領域，同時也有感於此領域面臨人才斷層的困境。除了希望有更多年輕一輩踏入本領域外，江教授也對想要進入本領域的後輩學者提出幾點建議，第一，研究者必須對本領域產生興趣；其次，研究過程或動機應抱有「使命感」、「責任心」；第三，政府與研究機構對研究者的資助與支持不可缺少，內在與外在等三方面面俱到、相輔相成，研究方能持之以恆且有所突破。最重要的依然是「語言」的學習，江教授深有所感地表示，「歷史要經過語言才能夠呈現，這需要有一段時間的學習，這也是沒有捷徑的，必須耐住性子慢慢地熬。」

 

^[1]該計畫日後也成為荷蘭王國承認且支持的國家級研究計畫，並得以將自 1986 年至 2000 年期間所陸續出版的 4 大冊《熱蘭遮城日誌》荷文版成果，收錄於荷蘭歷史研究所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ING) 出版的權威刊物——「國家歷史叢刊」(Rijks Geschiedkundige Publicatien, RGP) 之 Grote Serie 系列。詳情請見：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蔡峙、謝仕淵、謝奇鋒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 139。

^[2]該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即：曹永和、包樂史、江樹生主編，《臺灣史檔案文書目錄（十）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臺灣檔案目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