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研究視野的構築者：專訪傅佛果 (Joshua A. Fogel) 教授

　　傅佛果 (Joshua A. Fogel, 1950-) 教授擁有加拿大國家講座教授 (Canada Research Chair) 之頭銜，目前在加拿大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 歷史系任教。1980 年從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歷史系取得博士學位以來，傅佛果教授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和日本兩國文化與政治的互動關係。他成功地打破了原本壁壘分明的中國史與日本史研究領域，構築起中日交流的新視野，為學界拓展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他的第一本專書《政治與漢學：内藤湖南 (1866-1934)》[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在 1984 年出版，是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修改而成。該書以二十世紀日本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記者、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為中心，探討這位「公共事務評論家 」(publicist) 的政治與學術思想，進而宏觀的研究其中中、日兩國文化與政治的交互作用。而後出版的《中江丑吉在中國 》(Nakae Ushikichi in China: The Mourning of Spirit)，是以出身日本名門並受良好教育的中江丑吉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透過這位日本高級知識分子前往中國研究漢學的經歷，深入剖析其政治思想與中日文化互動之間的相關性。這兩本著作奠定了傅佛果教授學術生涯的基礎，也為歷史學界開啟「中日研究」作為一個獨立研究領域的可能性。

　　至今為止，傅佛果教授已出版 17 本專書，其主編的論文集與發表過的期刊論文更是不計其數。在 1988 年，他所創辦並親自擔任主編的《中日研究》(Sino-Japanese Studies) 通訊，為剛萌芽的中日交流研究開闢了一個對話的場域，更促成中日研究在學界蓬勃的發展。傅佛果教授是如何一點一滴的搭建中國與日本歷史研究的對話橋樑？又是怎麼樣的契機與求學經歷讓他開始突破以單一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框架，重新用更廣闊的視野，以及更複雜的交互關係來看待中、日之間的歷史？這次的訪談從傅佛果教授幼年的成長經歷講起，傅佛果教授的學思歷程讓我們看到，一位學者如何發現中國與日本的交會處，進而深入挖掘更多有關兩國之間歷史交流的重要議題。

在嬉皮年代中探索自我

　　傅佛果教授的祖父輩早年自中歐與東歐移民至紐約，他於 1950 年在紐約出生，後因父親從事社會工作的關係，舉家遷至加州，童年時光便在柏克萊 (Berkeley) 的市中心度過。傅佛果教授回憶起幼年，因為家庭成員眾多且住處狹小的關係，他的生活環境顯得喧嚷不已。幸而，在這樣的環境中，傅佛果教授發現清晨的時光格外的寧靜，讓他能獨自外出散步或是沈思。於是他養成每天在四到五點間起床的習慣，讓自己能夠擁有專屬的獨處時間。這樣的生活習慣延續至今，傅佛果教授利用早晨的這段時間，時而晨讀、寫閱讀筆記，時而進行學術寫作。家庭環境不僅影響了他的生活習慣，父母親的工作與當時的社會氛圍也是塑造傅佛果教授成長歷程的因素。

　　傅佛果教授的父親起初是一位社會工作者，於 1960 年代取得犯罪學博士學位，後來在大學擔任教職。他的母親在 1960 年代中期，美國林登詹森總統 (Lyndon Johnson, 1908-1973) 推行大社會計畫 (Great Society) 時，前往芝加哥投入協助貧困社區孩童與家庭的工作。父母都從事與社會學相關的工作，並且崇尚自由主義 (liberalism) 的左派思想，讓年少的他對社會議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除此之外，傅佛果教授高中時期，正值美國反文化運動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興起的嬉皮年代，當時對於各種既有常規與典範重新思考的風潮，也影響了他的成長。在如此的家庭背景與時代氛圍下，不僅同學與師長間時常談論關於越戰的問題，傅佛果教授也曾參加反戰的遊行與爭取公民權利的運動。

　　儘管家庭與整個時代都對社會議題投入相當程度的反思與關注，傅佛果教授並沒有馬上將他的求學志向放在人文學科的領域。他清楚地記得，在就讀公立高中時，就立下了成為一名數學家的目標。雖然在高中時期對於數理較感興趣，但同時，傅佛果教授也沈浸於閱讀各類圖書，包括一些學術性著作。懷著成為一名數學家的嚮往，傅佛果教授前往芝加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就讀。傅佛果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就讀的並非單一的系所，而是包含科學、人文等廣泛基礎學科的全人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傅佛果教授嘗試專攻數學一年多後，他逐漸意識到自己難以在數學的領域中發揮長才，於是他開始選修一些社會學的課程，並閱讀了一些人文社會學科的著作。在廣泛修課後，他決定在其中一門課程的報告中撰寫一篇關於中國的論文。這個想法源於一門鄒讜教授 (Tang Tsou, 1918-1999) 開設的政治學課程，鄒讜教授在課堂上講述的中國事物深深吸引了傅佛果教授，使他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傅佛果教授在大三那年開始學習中文，並決定以歷史作為主修，深入地探索中國。傅佛果教授 1972 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隨後他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博士課程。

日本成為窺探中國之窗

　　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期間，傅佛果教授先是師從韋慕庭教授 (Wilbur C. Martin, 1908-1997)，韋慕庭教授於 1976 年退休後，傅佛果教授轉由狄培理教授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 指導。當時，哥倫比亞大學對於語言有很嚴格的要求，研究生除了必須學習一至兩門歐洲語言外，還必須學習中文和日文（或韓文），並且有通過語言測驗的門檻。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傅佛果教授也開始探索歷史研究的各種可能性。在幾位哥倫比亞大學教師的引導下，傅佛果教授對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回想起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撰寫《明代名人錄》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的房兆楹教授 (1908-1985) 曾告訴他，日本在 1920 至 30 年代的中國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並非將日本視為侵略國的敵對態度，而是從文化的角度看待日本對當時中國的深遠影響。另一位促使傅佛果教授對於日本學界的中國研究感興趣的是他的指導教授——狄培理教授。在跟隨狄培理教授學習的過程中，傅佛果教授意識到，中國研究在日本已是一個持續了數個世紀的研究領域。受到這幾位老師對於日本與中國關係關注的影響，再加上在那個年代，美國人前往中國的機會並不多，因此很難直接前往中國進行實地考察。於是，傅佛果教授決定前往日本研究中國歷史。於 1976 年底至 1978 年中，他前往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學習。在那裡，他一方面學習日文，另一方面同時進行有關博士論文的研究調查。

　　傅佛果教授於京都大學的訪學，是由竹內實教授 (1923-2013) 所指導。在傅佛果教授的回憶中，竹內實教授是當時在那一輩的日本學者中少數能夠流利地講中文的日本學者。透過竹內實教授的引薦，傅佛果教授得以認識許多日本學界的學者。在京都大學訪學期間傅佛果教授所接觸的日本學者有博學多識的東洋史學者島田虔次 (1917-2000)，以及後來時常與傅佛果教授進行共同研究計畫的狭間直樹 (1937-)，這些研究東洋史、中國史的日籍學者都是他在京都訪學時共同討論、探究歷史問題的對象。在京都的求學生活中，除了在校園的學術環境外，傅佛果教授非常著迷於看電視劇。他認為，看電視劇不僅是一種語言練習的方式，同時也是吸收日本史知識的途徑。令傅佛果教授印象深刻的是，1977 年日本 NHK 播放改編自司馬遼太郎 (1923-1996) 著作的大河劇《花神》。劇中的主人公之一高杉晉作 (1839-1867) 在 1862 年受到藩命，和五代友厚 (1836-1885)一同作為幕府使節隨行人員，搭乘「千歲丸」從長崎遠航到上海的經歷，深深地吸引了傅佛果教授，特別是高杉晉作在這趟旅行中所寫的日記，這引起了他極大的好奇心。為了更深入研究這段歷史，傅佛果教授購買原著小説閱讀，然而小說中卻未載有高杉晉作的旅行日記。儘管傅佛果教授詢問了相關領域的學者，卻未能找到所需資料。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高杉晉作的旅行日記就藏於沙培德教授 (Peter Zarrow, 1953-) 當時任職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圖書館中，於是傅佛果教授請沙培德教授複印一份給他，在多年後終於出版了〈中日關係的決定性轉折：1862 年千歲丸的上海之旅〉一文，討論這趟日本人前往中國之行在中國對外關係上扮演的關鍵角色。[1]

　　在京都大學訪學期間，傅佛果教授以內藤湖南為核心展開京都的田野調查，有機會訪問到內藤湖南的學生們並與日籍學者交流，在京都訪學一年半後，傅佛果教授回到哥倫比亞大學順利地完成他的博士論文。在他的博士論文《政治與漢學：內藤湖南之研究》中，他以知識史的角度切入內藤湖南的生命史，探討政治如何影響一個人，以及文化又如何潛化其政治傾向等問題。1980 年傅佛果教授通過答辯，取得博士學位。傅佛果教授追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求學時光，不僅學習語言、進行博士論文研究，還遇到許多富有啟發性的教授。在他的回憶中那是一段非常好的時光。

構築中日交流的學術視野與平台

　　傅佛果教授取得博士學位後，短暫地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一年的博士後研究，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的工作。1981 年開始，傅佛果教授前往哈佛大學歷史系任教，一直到 1988 年才離開。任職於哈佛大學期間，每學期需教授兩門課，並與其他教授合授。當時與傅佛果教授合授中國史課程的師資包含孔飛力教授 (Philip Alden Kuhn, 1933-2016)、史華慈教授 (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 與杜維明教授 (1940-)等。主要使用的教材是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等人所編的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上下兩冊。1988 年因為哈佛大學聘任制度的關係，以非終身制聘任的傅佛果教授決定離開哈佛大學的職位，轉而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自 1989 年起，傅佛果教授於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東亞語言文明學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al Studies Department) 任教，並在該校取得教授職位的終身職。傅佛果教授擔任教職期間指導的學生不多，致力於學術寫作，並開拓學術交流的平台。其中《中日研究》通訊的創辦對「中日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傅佛果教授會有創辦《中日研究》通訊的想法，是 1988 年和研究生討論時的發想。在討論的過程中他意識到，中日研究並不該侷限在中國史研究的一部分，而是有機會可以發展成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1990 年代的美國學界並未有「中日研究」這種跨越國別史的學術範疇，於是他試圖透過發行《中日研究》通訊來建立一個場域，一方面匯集與此議題相關研究的園地，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學界看見這個研究方向的發展脈動。於是傅佛果教授與一兩位工作人員開始著手編輯期刊，一開始傅佛果教授寫了近 700 封信件徵求稿件，並宣傳期刊即將出版的消息。起初，傅佛果教授將徵集來的論文，親自以統一的字體輸入電腦，用列表機印出後再交給影印店印製，然後寄到各地的圖書館。偶爾他也會翻譯一些中文或日文的文章加入其中，將非英語世界的相關研究介紹給美國學界，《中日研究》就這樣在沒有專業出版社的組織下發行。這本刊物收錄了文學、歷史、當代政治、藝術史等領域的研究，在這些不同領域的研究中，共同致力於考察中國與日本的交匯點，也成為往後學界進行中日研究時必讀的刊物之一。[2]

　　隨著傅佛果教授的專書陸續出版，以及從事關於中日研究相關的研究者日益增加，中日研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也日漸成熟。1990 年代前後隨著中國逐漸開放，中國學界對中日關係越來越感興趣，傅佛果教授也因此有機會前往中國參加相關的研討會，並認識了在中國研究日本文化的學者，如：王勇教授與王寶平教授等人。這幾位在中國的研究者，往後也時常與傅佛果教授合作，共同挖掘更多交集著中日兩國文化與社會的歷史現象。2000 年左右，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艾爾曼教授 (Benjamin Elman, 1946-) 與 Marius Jansen 教授 (1922-2000) 等人為普林斯頓高等學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討論中國史研究領域的發展方向。他們討論後認為，應該在中國史領域中加入中日交流的歷史。於是傅佛果教授受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學院的邀請，於 2001 年至 2003 年前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擔任梅隆客座教授 (Mellon Visiting Professor)。2003 年傅佛果教授結束客座後，回到聖塔芭芭拉任教，至 2005 年才前往加拿大約克大學。傅佛果教授前往約克大學任教的契機，是 2000 年加拿大政府為了促進加拿大的研究與發展，推行加拿大研究講座計畫 (Canada Research Chairs Program, CRCP)，該計劃主要目的是為了吸引研究人才到加拿大的學術機構進行研究工作。該方案有兩個主要的部分：一是邀請已移居至其他國家的加拿大籍學者回國擔任教職；另一個則不限國籍，只要在其領域被認為是卓越的人才，就可以獲得此計畫的資助，在加拿大從事研究工作。當時在約克大學的若林正教授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1950-) 一直很支持中日研究這個領域，希望傅佛果教授至約克大學共同組織研究計畫。因此傅佛果教授取得加拿大首席研究員的殊榮，並受到約克大學的邀請前往任教，直至今日。

　　傅佛果教授回想一路以來的學術研究工作，究竟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他轉向以跨國的互動關係進行歷史研究？他認為，或許與他在剛進入研究時對於中國的理解有關。90 年代中期正值中國開放的年代，關於研究中國的材料變得較容易取得，他也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現在明清時期，特別是明末，中國人努力地想理解日本，而且有著頻繁的文化互動。傅佛果教授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中國人撰寫的日語教學書籍，當時他很好奇中國人是如何理解日語，又為何要書寫關於日語學習的書。在多年的探索後，傅佛果教授撰寫了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from Ming to Qing”[3]一文，探討明末清初這些日語學習書籍背後的社會與政治作用。 傅佛果教授回想，或許是因為在當時，他感興趣於從很多材料中發現學界尚未深入的歷史現象，因此讓他走向中日研究的學術生涯。

翻譯成為理解跨國歷史複雜性的一種方式

　　綜覽傅佛果教授的著述可以發現，他有許多涉及翻譯的著作，有些是翻譯文章、書籍，有些則是運用與翻譯相關的歷史材料進行學術研究。對傅佛果教授而言，翻譯不僅僅是不同語言間的轉換，更是他進入跨國歷史研究的一種方法。像是 2007 年其翻譯出版的 The Tatar Whirlwind: A Novel of Seventeenth-Century East Asia 一書，實際上是 1993 年傅佛果教授在京都訪學時，閱讀過的小說。當年夏天，傅佛果教授有幸拜訪在奈良的井上裕正教授 (1948-2022)。井上裕正教授知道傅佛果教授對東亞（尤其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互動關係非常感興趣，並且對日本歷史小說深感著迷，因此建議傅佛果教授閱讀當時剛出版的司馬遼太郎的小說《韃靼風雲錄》。傅佛果教授因《韃靼風雲錄》的篇幅過長與日文能力的限制並沒有完全讀完。然而，大約在 2001 年前後，傅佛果教授受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 (The Japan Foundation) 的邀請，翻譯這本小說，他才仔細地閱讀完全書。[4]傅佛果教授說道，若沒有翻譯的工作，或許他並不會深入地閱讀那些有關中國史的日文著作，也很可能直接從英文的翻譯著作中直接理解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如此一來就會忽略了很多中日研究的歷史細節。

　　這種對於翻譯的熱衷，同樣反映在傅佛果教授對猶太史的探索。大約十年前，傅佛果教授開始涉足、研究猶太語和猶太人的歷史。然而，由於沒有接受過猶太史的專業史學訓練，他未能成為猶太史家，但傅佛果教授透過翻譯猶太語相關的文獻，將這方面的材料或研究成果提供給英語世界的讀者，這也同時增長了他對猶太史的理解。傅佛果教授樂此不疲於一般人看似沒有學術價值的翻譯工作，對他來說，透過翻譯，可以讓他更深刻地了解材料，也是他進入研究議題的一種方式。在翻譯的過程中，傅佛果教授發現，他對於歷史中如何重構語言的問題深感興趣，這亦是成為他探索跨國歷史的一種方法與角度。

　　傅佛果教授一開始並非肩負著改寫中國史的使命去拓展跨越中、日兩國的歷史研究，但是他從跨國的史料中發現與當時學界的歷史書寫截然不同的一面，而他就像是中國史與日本史的翻譯者，透過不斷的理解，遊走在兩國的人與史料，重新詮釋出與過往不一樣的歷史。他所奠定的「中日研究」，不僅為我們提供理解複雜跨國歷史互動過程的方法，更讓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去思考更多元的歷史面貌

^[1] Joshua A. Fogel, “A Decisive Turning Point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Senzaimaru Voyage to Shanghai of 1862,” Late Imperial China , 29.1 Supplement (June 2008), pp. 104-24. 中文譯文為牛貫傑、郭晶、馮慧軒等譯，〈中日關係的决定性轉折：1862年千歲丸的上海之旅〉，《清史譯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頁16-34。

^[2] 《中日研究》期刊於 1988 年發行後至 2003 年短暫停刊，2009 年又再次復刊至 2015 停刊，現已經無再發刊。

^[3] Joshua A. Fogel (ed.),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from Ming to Qing,” in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astBridge, 2002), pp. 63-87.

^[4] Joshua A. Fogel, The Tatar Whirlwind: A Novel of Seventeenth-Century East Asia (Floating World Editions,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