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史所場次會議報導

 
時間: 2023 年 12 月 13 日(三)上午 9:00 至 12 月 15 日(五)下午 6:00
撰寫人: 王璟銘(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劉得力(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生)
李允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凃雅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簡瑞瑩(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邱奕安(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2023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史所場次會議報導
 

第一場
由家而公:清代家族與鄉里的資源分配策略

主持人:衣若蘭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陳韻如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論 題:客制婚姻:以 283 件台灣招贅婚書(1820-1945)之契約協商為中心
發表人:王飛仙教授(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歷史學系)
論 題:以「鄉里」之名:清代至民國時期廟產糾紛與社區利益
發表人:李佩蓁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家和萬事興?:清末至日治初期臺灣陳福謙家族與「公司」的分合
發表人:陳冠妃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新時代的傳統:日治時期臺灣的城市宗祠建設
評論人:衣若蘭教授、宋怡明教授(Michael A. Szonyi,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和歷史系)

 

 

 




  陳韻如教授以 283 件清代與日治臺灣招贅婚約檔案為研究對象,整理並分析婚姻的雙方在聘金、祭祀、子女姓氏歸屬權、家務勞動、家產經營與分配等內容,觀察婚約雙方進行協商的過程並呈現「極度契約化 (ultra-contractual)」之結果。同時,對於招贅婚中贅夫與妻子的權力結構進行討論,發現贅夫並非全然弱勢,甚至擁有更多談判籌碼。最後,文章亦研究傳統中國法下的清治地方衙門與近代法下的日治地方法院在面對招贅婚條款以及處理相關糾紛的判決視角。

  王飛仙教授以長沙市郊永興庵與仁德鄉仕紳自乾隆年間至 1949 年的訴訟官司切入,探討僧道與鄉里間的廟產糾紛。在永興庵缺失官方註冊與地契的情況下,爭訟的兩方——鄉里委員會與僧道,各自透過歷史敘述與證據來爭取寺廟歸屬,案件首先涉及到自清代到民國多重並存的「廟產」所有權與支配權體系爭論。同時又因清末民國廟產興學的風潮更進一步激化僧道與鄉里仕紳的衝突,而隨著現代所有權的立法與國家對宗教組織的規範,又為廟產爭訟增加複雜性。

  李佩蓁教授著手於清末臺灣市占率最高的砂糖貿易商陳福謙 (1834-1884) 家族,觀察其家族如何轉型為「和興公司」來維繫商業規模,並利用「專業經理人」使得「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對分離,逐漸發展成粗具近代化企業經營的樣貌。然而,陳氏家族分家並非一帆風順,其中一脈的陳文遠在日治臺灣時期,曾利用傳統法與現代法在制度轉變過程中對繼承權與家產的不同條例進行訴訟,直至臺灣總督府介入調解後才順利平息。

  陳冠妃教授以臺南、臺中、臺北的吳姓、林姓、王姓、陳姓等大型宗祠為例,探討清末以來臺灣城市聯宗與合族祠的現象。這些大型宗祠之歷史多半得以追溯到清代,然而其宗祠建築大多是在日治時期才興建。同時日治臺灣下的部分祭祀團體也出現轉型,從純粹血緣關係組成的「鬮分字」變為以合股集資的「合約式」模式,顯然可見宗族組織在經營運作、組織動員與資源分配方式出現了變化,呈現了傳統資本的近代化過程。(凃雅婷)

 

第二場
近東亞宗教文獻、儀式與實踐

主持人:陳玉女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笑巖德寶與其語錄之考察
發表人:簡瑞瑤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論 題:台灣儀式僧齋醮科儀中的明清水陸法會元素——以釋教香花僧《五方科儀》與《金山科儀》為例
發表人:陳省身教授(國立空中大學)
論 題:越南佛寺文獻的傳播與僧人的流動——以在泰京景福寺為例
發表人:李貴民博士(國立成功大學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明清的召仙降筆與乩壇經懺
發表人:邱延洲博士(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互評

 

 

 




  簡瑞瑤教授的發表以《笑巖集》為主要文本探討明代中期臨濟宗禪師笑巖德寶 (1512-1581) 的生平、語錄、法脈與陽明後學的交流,對笑巖德寶與其語錄之考察分為《笑巖集》的版本、藏書情況及笑巖與陽明後學的交往兩部分。笑巖與陽明後學的交流主要體現在《笑巖集》的序文中,羅近溪 (1515-1588)、劉廣磐、劉明緘等人的序言表明笑巖與陽明學派有密切的學術交流與友誼。亦可見得佛教與儒學在明代中期的相互影響與融合,還有笑巖德寶開放與包容的精神。

  陳省身教授將《五方科儀》和《金山科儀》與明清時期佛教著作《天地冥陽水陸儀文》和《水陸儀軌繪本》進行比較,將台灣儀式僧的齋醮科儀置於中國佛教史的脈絡,除了探討其與明清水陸法會和雲南阿吒力教的關係,也探討儀式架構、演法次第,揭示儀式文化的多元性和變遷性。此外,從文本和田野兩方面進行深入分析,顯示台灣儀式僧的齋醮科儀能根據民間的信仰需求,創造出適合台灣社會的齋醮科儀。

  李貴民博士分析泰京景福寺收藏的漢籍字喃本文獻,佐以其他文獻,了解越南佛教的傳播與僧人流動。李博士從泰國越南宗的歷史、發展及其與漢傳佛教的關係,展現了東南亞地區的多元文化、宗教之間的互動與影響。研究發現泰國越南宗的譜系與中國的祖師系統有所聯繫,呈現其傳承與佛陀正統傳承的背景。此外,文獻中的訊息也有助於了解人員流動、書籍的刊刻,以及人員、書籍與在地連結的重要資訊。

  邱延洲博士梳理明清社會扶箕降筆的歷史脈絡,探討明清乩壇經懺的發展及與臺灣鸞堂信仰的關聯。邱博士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扶箕降筆的演變,亦從比較的角度闡述臺灣鸞堂信仰的特色。研究揭示明清扶箕降筆不僅是一種民間信仰與娛樂,也是文人的雅趣與修行,更是一種社會救濟與結社的方式。這樣的發現與臺灣鸞堂信仰有著深刻的歷史聯繫,反映扶箕降筆在明清社會的普及與影響。(劉得力)

 

第三場
帝國、法國與臺灣的海防地位

主持人:陳國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黃宥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俄羅斯擴張與清帝國的沿海治理規劃——以法國傳教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的觀察為中心
發表人:陳南旭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苦累難堪:知縣與清法戰爭期間臺灣的軍事物資運輸
發表人:陳志豪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黃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論 題:清法戰爭的臺海封鎖與運補:以平安輪為例
評論人:陳國棟教授

 

 

 




  黃宥惟先生透過法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宋君榮 (Antoine Gaubil, 1689-1759) 在 1752 年寫給 Guillaume-François Berthier (1704-1782) 的信件,藉由與《清實錄》的對照挖掘出康熙皇帝晚年對於南洋貿易禁令頒布的原因,並深入探索康熙皇帝對於清帝國周圍的其他勢力威脅所產生的全球戰略想像,而這樣的帝國戰略政策甚至影響至雍正朝、乾隆朝,是重新思考十八至十九世紀初期清朝海防政策的重要線索。特別是俄羅斯在北方的擴張已經抵達鄂霍次克海;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在清帝國東南方位海域、島嶼的殖民擴張。而臺灣作為清帝國的海上疆土,在此康熙皇帝的戰略全球圖像也可作深入之觀察。

  陳南旭教授以清法戰爭期間在臺灣的軍事物資運輸系統為例,利用《淡新檔案》等資料,深入探討地方在戰爭時期有關物資、人力調動的情形。陳教授認為清帝國中央的主要任務在於運輸兵員加強臺灣北部港口的防禦,而大量軍事物資卻是仰賴地方行政系統的中介運作,特別是當地知縣承擔了非常吃重的工作。而這種在平時主要依靠徭役、約聘所提供的勞力運送雖然在戰爭中勉力維持,卻使地方官在民間與中央派駐的欽差劉銘傳 (1836-1896) 之間頻有摩擦。而清法戰爭在臺灣的案例亦可延伸思考為在晚清時期戰爭頻仍下的普遍現象,從資源運輸的問題上思考帝國晚期邊疆史。

  陳志豪教授與黃㵾任女士以清法戰爭期間負責穿梭於臺海之間的輪船──平安輪,被法國海軍捕獲之事為核心,透過法國國家檔案館藏的平安輪檔案,並結合其他檔案,以論述在戰爭期間有關台海的封鎖以及運補問題。在臺灣方面,負責購置平安輪的臺灣道劉璈在戰爭期間運用臺灣道的經費以及湘軍體系的支持籌備臺灣防務,並為臺灣的防務作出貢獻,但也因為平安輪被俘獲的事件、其他臺灣事務的紛爭遭到中央派駐的欽差,同時也是淮軍系統出身的劉銘傳的彈劾而被流放。湘軍與淮軍在軍事體系的對立;中央對逐漸增強的地方官如臺灣道的限制、壓制,則為從平安輪事件乃至清法戰爭中可觀察到的背景。(邱奕安)

 

第四場
古典文學、近代視界:明治、大正期間日本漢文學的移動與生成

主持人:黃美娥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發表人:住吉朋彦教授(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
論 題:近代日本漢學家的中國體驗與蒐書活動——以古城垣堂與今關天彭為例
發表人:陳偉智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仙史如今向何處,大南溟上幾多州」:田代安定太平洋遠航的漢詩寫作
發表人:余筠珺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未行.既行.重行:久保天隨筆下的朝鮮
發表人:趙偵宇教授(日本南山大學外國語教育中心)
論 題:中日協作之新場域、新文學:論宮島誠一郎 (1838-1911)《養浩堂詩稿》之生成
評論人:黃美娥教授

 

 

 




  住吉朋彥教授從日本近世漢學發展的脈絡探討清代大量漢籍流入日本學術界的影響,以清末民初自日來華的古城垣堂與今關天彭 (1882-1970) 為例,關注兩位學者與中國漢學界直接進行交流的成果,並釐清兩位的人際關係、藏書情況,了解其漢學研究之旨趣。以古城垣堂為例,住吉教授注重古城垣堂源自江戶考據學的學術淵源,並注意其與清代考據學的異同,特別在與中國維新派的來往上,更可見其文學交流上的實用性質;而以今關天彭為例,住吉朋彥教授將今關天彭的所藏書籍分為三個時期作分析,可看見一些重要中國知識份子的贈書,亦可初步了解中、日文化界的初步交流概況。

  陳偉智教授以日本博物學者田代安定 (1857-1928) 的學術脈絡與其漢詩創作為中心,敘述田代安定於 1889 年隨日本海軍航行太平洋諸島所進行的植物學、民族學、產業學等觀察,而在田代安定的田野筆記中則可見其進行考察時所留下的漢詩創作。除了完整詩句,也存在許多片段詩句,並有反覆進行修改的痕跡。這些詩句有助於深入探索田代安定在考察各島時的心境,例如詩句中多存經世思想,亦可與當時日本帝國的政策、發展概況有所連結,從中領略該學者在文本世界中所散發的志向、思想與情緒。

  余筠珺教授分析久保天隨 (1875-1934) 的三份文學創作,分別是評大町桂月 (1869-1925)〈滿韓雜詩〉,以及《槿域游草》、《遼瀋游草》。余教授從未行.既行.重行的角度切入,介紹了久保天隨兩次朝鮮之旅與朝鮮總督府有關其漢詩創作所衍伸的互動;與松田學鷗、忘機吟社的互動、於朝鮮旅途所經路線等。另外,從久保天隨所寫《朝鮮史》與兩篇朝鮮游草所詠嘆的朝鮮史地背景連結,進而分析對日鮮戰爭的視角及兩篇雜誌《朝鮮》、《日鮮史話》的內容。

  趙偵宇教授從清廷於 1877 年首度派遣駐日使節團為起點,論述中國、日本漢學界所引起的漢文脈(漢文書寫的場域)交流之意義。換言之,一個新的文學創作場域在十九世紀末興起,並在詩文創作方面尤為明顯,如黃遵憲 (1848-1905) 的《日本雜事詩》、宮島誠一郎 (1838-1911) 的《養浩堂詩稿》皆是經由中、日文人的合力創作、修改完成。以宮島誠一郎的《養浩堂詩稿》為例,可見黃遵憲所提的建議與賞析,對於詩的體例、格律因漢音、和音之發聲不同亦多有討論、修改,呈現中、日文化交匯後所產生的詩文作品。(邱奕安)

 

第五場
溝通帝國東南的番夷華商與品鑑食物

主持人:鄭維中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發表人:Piyamas Sanpaweerawong教授(蔡瑞芝,泰國法政大學中文系講師)
論 題:Three Versions of Chinese-Siamese Dictionari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發表人:梁廷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藝術實踐與批判研究博士生)
論 題:番界內/外的人群及社會網絡:19 世紀末竹塹地區的漢人家族與原住民之互動
發表人:徐子懿(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博士候選人)
論 題:Understanding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in Colonial Context: Chinese Merchants in Dutch Taiwan, 1640-1650s
發表人:Torck Mathieu 博士(唐邁軒,比利時魯汶大學歷史研究室早期現代史研究小組博士後)
論 題:Scurvy Salads: An Examination into Seaweed as an Early Modern Anti-scorbuticum vs. Chinese Dietary Traditions and Materia Medica
發表人:趙檬錫博士(德國海德堡大學跨文化研究思想史博士)
論 題: From Famine Foods to Fine Foods: The Shuffling Categories of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蔡瑞芝教授比較明代《暹羅館譯語》、清代《暹羅館譯語》和《暹羅館雜字》三本漢泰辭典,並聚焦在漢泰詞彙的演變、中泰文化交流及中泰國際關係三方面的對比研究。蔡教授提到明代「四夷館」和清代「四譯館」皆有編輯《華夷譯語》,而隨著暹羅對明朝進貢的增加與活絡,明朝開設了「暹羅館」以負責相關事務,並且自此在《華夷譯語》中加入泰文。

  梁廷毓先生以十九世紀竹塹地區鹹菜甕庄的原漢互動為例,深入探討了地方家族史的人際網絡與互動基礎,並通過比對數張地圖來釐清隘防邊界的範圍,以及漢人越界的可能情況。梁廷毓指出,雙方除了以物易物之外,也會透過儀式建立社會關係以保證相互親和。在官方認可並授予「通事」資格之前,漢番之間早已有私下往來的「番割」;而在官方推行「開山撫番」政策之後,為了應付官員而出現《投誠甘結狀》。梁廷毓主張這是雙方在實際上基於平等立場所簽訂的合約,並經中介達成良好溝通,原漢和親的事實也提供旁證。

  徐子懿女士藉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考察荷蘭殖民當局對在臺華商的影響。講者援引王賡武「沒有帝國的商人」,試圖挑戰華商在歐洲統治下獲得保護及經濟自主的主流看法。徐子懿指出,歐洲殖民主義對華人海外商業擴張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包括壓制商人自由以及侵蝕既有商業網絡,詳細爬梳一位在檔案中被稱為 Nioguan 的中國女性商人,認為她的個人生命歷程可以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殖民行動進行比對。Nioguan 的遭遇與中荷共存共榮的主流敘事大相逕庭,她完全呼應所謂「沒有帝國的商人」的被動地位,並且啟發我們比較十七世紀海外華人貿易史與鴉片戰爭的異同。徐女士最後指出,殖民公司的財務制度應被視為研究僑民和殖民制度關係的重要環節。

  唐邁軒博士聚焦於西班牙以及荷蘭醫師為了對付壞血病而使用海藻的醫學實踐,唐博士以西班牙醫師 Vicente de Lardizabal Dubois (1740-1814) 的海藻沙拉和荷蘭醫師Joan Ferdinand Ellerbeek 將海草入藥的案例進行對比。唐博士指出,Lardizabal 建議利用海藻補充船員飲食,意外復興了古老的飲食傳統,因為海藻在西班牙醫師面對壞血病問題時,早已從歐洲飲食消失多年。相較之下,Ellerbeek 的治療方法是東印度公司的醫師在偶然間發現海草對壞血病患者的益處。與歐洲相比,食用海藻的習慣從未在東亞地區消失,反而更隨時間逐漸多樣化和專業化。唐博士認為這個案例研究展示了近代早期的醫師如何應對船員健康和船上飲食等複雜問題的方法。

  趙檬錫博士根據高濂於 1591 年出版的《遵生八箋》,從飲食文化史的角度切入討論明代晚期知識的變化。趙博士比較《遵生八箋》與王磐於 1524 年出版的《野菜譜》中關於野蔌的討論,後者列舉 60 種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主張這些野生植物可用於糧食匱乏時的食物來源;而前者刻意與其區隔,不僅列舉 91 種不同的食用植物,還提供建議的料理方式。趙博士認為,兩篇文獻在框架與實用性存在巨大分歧,因而呈現出不同的內容和情感。從王磐到高濂,可以看出從生存烹飪往精緻烹飪的轉向,以及明代晚期社會環境快速變化對野生植物賦予的文化意義。(王璟銘)

 

第六場
韓越兩國的赴清使行及使行文獻

主持人:許怡齡教授(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
發表人:許怡齡教授
論 題:韓越「使行」及「使行書寫」的比較
發表人:劉玉珺教授(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論 題:越南阮朝使臣燕行筆談文獻考論
發表人:Kathlene Baldanza 教授(白凱琳,美國賓州大學亞洲研究與歷史學系)
論 題:《使程日錄》的文類和讀者
發表人:阮黃燕教授(越南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東方學系)
論 題:重新認識海洋世界:論使節阮文超的地理書寫
評論人:王思翔(美國加州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

 

 

 




  許怡齡教授比較復旦大學出版的《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及《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討論使行錄體裁所形成的效果,得出朝鮮使行錄的體裁在十六世紀從詩體逐漸轉變為日記體;而越南使行錄則以唱和詩為大宗,非韻文則相當罕見。通過比較兩國使行錄的功能差異,得出了以韻文為宗的越南使行錄相對模糊;以散文為主的朝鮮使行錄相對清晰的結果,而這樣的原因在於文本預設的讀者不同。最後,許教授總結兩種使行錄有三處不同:朝鮮使行錄的文體較為豐富、越南使臣的文學家身分更能在使行錄凸顯,以及使行文獻的體裁具有完全相異的性質。

  劉玉珺教授以越南使臣裴文襈 (1833-?) 的出使為核心,討論《雉舟酬唱集》的成書經過,並從《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還原孫衣言 (1815-1894) 和裴文襈的筆談內容。劉教授藉版本比對,訂正學界過往對《雉舟酬唱集》成書的訛誤,即阮雲麓和裴文襈實際上並未同行出使。此外,劉教授也以筆談為核心,討論裴文襈的詩學轉變,並指出裴文襈由唐轉宋有三大原因,一是個人氣質,二是時代環境,三是出使期間與湖湘鄂渚詩人群體的交流。最後,劉教授提及筆談也呈現越南使臣的歷史觀,涉及面向廣大仍有待後續研究。

  白凱琳教授聚焦於阮公基的《使程日錄》,探討使節文獻在揭示古代越南、中國和韓國士大夫之間互動關係及其觀念的重要性,並分析讀者與文類在使節文獻研究中的相關問題。白凱琳教授指出,諸如《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等使節文獻彙編的出版,為研究人員提供更加便捷的研究途徑。但是,由於部分文本的作者並非以國外讀者為目標,而是為本國讀者而撰寫,故並未期待其作品會被其他國家的讀者閱讀,因此學者在利用時,或許要考慮將使節文獻視為一種小說。

  阮黃燕教授透過阮文超 (1799-1872) 的地理寫作,比對傳統越南地理書與「他者」視角詮釋的差異,分析阮文超如何理解西方海國。阮文超是有辦法第一時間接觸西方知識的越南士大夫。阮教授以《方亭地誌類》和《方亭隨筆錄》為材料,分析出阮文超的散文體裁使其著作相對突出而客觀,其選材不僅廣泛且聚焦於海洋和西方列強,尤其是技術和制度方面的介紹,足見其對國際局勢和各國實力的洞見。此外,阮教授也提到阮文超所提出的海防問題,明顯是來自清朝的前車之鑑,而講者也批判阮文超對當時越南海防實力的過度自信,實際上是來自傳統價值的禁錮。儘管如此,阮文超對於奠定越南現代知識基礎的功勞值得肯定。(王璟銘)

 

第七場
「認可的透鏡」:17-19 世紀亞洲東部海域內文藝,情報,和外交概念的流動

主持人:陳晴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哲學碩士生)
發表人:王鑫磊教授(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論 題:朝鮮王朝將領林慶業任職平安道事跡考
發表人:河相真(韓國首爾大學歷史學部兼任講師)
論 題:Knocking on the Heaven’s Door Outside: A Research of Oegyo Negotiations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Bureaucrats in 1880-1882
發表人:楊媛淇(日本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學生)
論 題:「聖代乃知柔遠化」:長崎畫家石崎融思(1768-1846)與19 世紀日本的華夷想像
發表人:陳晴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哲學碩士生)
論 題:「商路即戲路」:清代前中期廣州的官商活動和崑曲流布
評論人:王鑫磊教授、河相真、衣若芬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王鑫磊教授考察朝鮮將領林慶業 (1594-1646) 於丁卯之役 (1627) 後出任三國要衝平安道軍事主官的事跡,探討明、朝鮮、後金在明清易代之際的三方關係。林慶業與上司閔聖徵首先處理從椵島逃往平安道的後金降兵問題,並在避免與後金發生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順利化解椵島對朝鮮的威脅;接著是在椵島附近建設四座軍鎮以鞏固邊防。在這兩件事中,林慶業雖屢遭政敵彈劾而無礙,王教授認為這反映出林慶業對於朝鮮王朝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並通過交叉比對三方材料,細緻地呈現出以林慶業為主角的歷史事件,進而藉此勾勒過去因側重中國角度而無法觸及的重要話題。王教授最後也肯定,關於林慶業與明清之際東亞變遷的課題,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河相真女士探討 1880 至 1882 年清朝與朝鮮兩國外交談判的複雜性,並指出兩國代表的跨語言接觸經常導致誤解。此外,由於外部力量的干擾,使得雙方的外交辭令必須重新定義其具體意涵。具體的例子是清-英關係和清-朝關係的比較,前者因雙方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而需要在詞彙上重新定義;後者即便具有相對同質的文化背景,依然需要重新解釋特定詞彙的意義。再者,河相真透過深入分析「外交」一詞,探討朝鮮與清朝的外交互動如何重新塑造了「外交」這個詞彙的意義,以及朝鮮如何理解「外交」。藉此強調對話脈絡和歷史背景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楊媛淇女士透過分析長崎畫派領袖石崎融思 (1768-1846) 的作品群,討論其中的中國表象和文化政治。石崎融思在《清俗記聞》中描繪的長崎唐人呈現出日本文人的「中國意象」。楊媛淇以藝術史方法為主軸,考察奢侈品、舶來器物在畫中的呈現,以及比較同時期、同主題的繪畫作品,呈現《清俗記聞》具有民族誌寫作的特色。此外,在《唐蘭館繪卷》,石崎融思描繪唐館、蘭館的活動,刻劃出多方文化彼此交匯的情景。楊媛淇注意到唐館的人物刻劃頗具意義,比如遊女與唐人的交流、宴會和育兒與當時知識、技術和文化的來往有著密切關係。最後指出在文化交涉的課題,需要時刻關切「他者」對「自我」的影響。

  陳晴妍女士運用文字與圖像史料,研究崑曲在嶺南地區的傳入、興盛及衰落,進一步解析廣州的中西交流活動。首先考察吳興祚 (1632-1698) 將江南文化引入兩廣的紀錄,接著從官商活動討論隨商貿活動進入的「外江班」。陳晴妍主張馬戛爾尼使團成員遊記中記載到的「來自南京的戲班」應該能將南京、蘇州和廣州串聯在同一文化的崑曲表演。最後,陳晴妍以「戲劇組畫」討論崑曲衰落、花部興盛的現象,如以《琵琶詞》為例,此戲應是屬於「花部亂彈」的新興劇種,而未見於崑曲,故能作為乾嘉時期花部興起的其中一個證據。最後,有關於「商路即戲路」的說法,陳晴妍認為應該是有其可信度,因為來自江浙一帶的商人將崑曲抬升至「雅」的地位,並作為官方招待外國使節的戲目。(王璟銘)

 

第八場
跨媒介、跨域比較與文學文化史

主持人:顏健富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發表人:朱萍教授(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生地獄圖說》(1875)中的跨媒介視覺性美學
發表人:華天韻(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比較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身體之痛、烏有之鄉與階級聯盟的詩意正義:晚清反美華工禁約小說《苦社會》(1905)、《黃金世界》(1907)中的移民勞工
發表人:張康文(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暨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博士候選人)
論 題:晚清小說與境內、歸僑及境外位置:以「南洋華工」的再現為例
評論人:顏健富教授、潘少瑜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朱萍教授的研究圍繞在 1875 年描寫海外華人傭工(被稱為豬仔)故事的《生地獄圖說》,收錄了四十二則有關中國傭工在古巴或秘魯的悲慘故事。《生地獄圖說》的作者不只將這些故事製作成警世小冊發送出去,也建構了一種特殊的觀看方式,用來理解中國人在殖民資本主義中的命運。《生地獄圖說》目前只有少量複本傳世,主動描繪了資本主義下的暴力,在短短兩年後便被勒令銷毀。講者認為在《生地獄圖說》之後陸續有人受描述資本主義邪惡本質的文學作品。

  華天韻女士以《苦社會》(1905) 和《黃金世界》(1907) 兩部小說為材料,探討晚清反美華工禁約抵制活動的移民勞工議題。當時華工以抗議歌曲、小說、演講等文學作品表達反美情緒,可與上海商會的抗議決議相對照。講者通過分析這些作品,討論晚清社會危機、法律形式和風格的重新評估,這促進人們對階級、種族、性別等不平等議題能有更深入的了解。《苦社會》和《黃金世界》即使在反美抵制運動失敗後仍保留其影響力,兩部小說展現出對勞動和價值的思考,顯露出階級認同的多樣性。講者在最後強調,在社會危機中產生的文學作品可以提供獨特視角,思考一個同時充滿斷裂與聯繫的世界。

  張康文先生認為海外華人並非傳統文學的重心,直到晚清時期,華工在世界各地遭受虐待與欺凌,清朝政府與文藝界才開始關注這個廣大的群體,相關作品在《晚清小說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境外僑民與歸僑參與了創作,內容與清人作品大相逕庭。張康文比較晚清時期清人、歸僑、境外人士所撰寫的小說,並聚焦於作者的位置如何影響小說創作,因此認為晚清文學本身開啟了一個「多重世界」,不同空間的聲音會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描述。最後,張康文認為中國文學應從事「內部」的比較研究。(王璟銘)

 

第九場
漢和文學中的仙幻與詞體

主持人:劉苑如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余佳韻教授(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江戶時期(1603-1867)明清詞籍的東傳與接受——以《詞學全書》為中心的考察
發表人:陳嘉藝教授(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
論 題:致「幻」:明清文言小說中的「幻戲」書寫
發表人:葉宇軒(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與中國文學研究室博士生)
論 題:日用的「戲」譜:《神仙戲術》與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雙重日常」
發表人:伊藤優(日本東京大學宗教學宗教史學專門分野博士生)
論 題:青燈展卷研仙術:明代—江戶知識傳播的一個側面

 

 

 




  余佳韻教授以江戶時期唐船持渡書所舶載的《詞學全書》為研究對象,探討中日之間漢籍的交流以及對江戶文人之影響。首先,爬梳《舶載書目》等書目文獻以觀察明清詞譜傳入的時期、形式與數量。其次,從三浦梅園 (1723-1789) 與昌平坂學問所關於《詞學全書》的論說,觀察文人對《詞學全書》中詞體與詞論的認識和引用,以此窺探詞體作為詩餘在文人之間的流傳。最後,對照神田喜一郎 (1897-1984)《日本填詞史話》的記述,追溯江戶末期興盛的填詞風氣與詞籍傳入之關聯。

  陳嘉藝教授研究明清文言小說的幻戲描寫,幻戲是明清盛行的街頭表演,其表演原理與方法已被撰寫進日用類書而成為大眾知識之一。因此,文言小說更注重描寫幻戲的表演過程和奇幻效果,以《獪園.金水橋幻戲》、《聊齋誌異.寒月芙蕖》等作品呈現幻戲觀者的多重感官體驗,強調了故事內外的虛實界限取決於參與者的體驗。文章除了還原幻戲的歷史文化面貌,也藉由對「幻」的再思考,反思文言小說作者對「虛構性」的獨有認識。

  葉宇軒先生以《神仙戲術》的記述型態、文本構成到收錄內容,呈現其與明代日用類書的密切聯繫。通過梳理自《事林廣記》以來戲術知識「成類」的歷史,並探討明代日用類書中「戲術門」的編輯過程並非為單一承繼前者。最後對綜合性日用類書的消費族群及背後呈現的城市色彩進行討論,一來提出下層文人作為主要文本使用者,在鄉里以中介者的身分與民眾作為內容需求者的共同日常;二來體現下層文人自身及出入城市所需知識系統的雙重日常。

  伊藤優先生比對《神仙戲術》與《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五車萬寶全書》、《萬用正宗不求人》等日文譯本的編輯與內容,討論日本仙術與中國記述之不同與接受狀況。再從《神仙戲術》之出版呈現江戶中期以降,占卜知識為主或記載生活常識與戲法技巧的明代日用類書在翻譯與出版量的成長,探討明代日用類書在江戶日本流傳的知識狀況,以及影響日本出現生產類似書籍的歷史發展。(凃雅婷)

 

第十場
清帝國的司法及邊藩族群互動

主持人: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發表人:Thomas Buoye 教授(步德茂,美國塔爾薩大學歷史系)
論 題:“Bloody” Codes and Capital Punishments: Criminal Justi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China(「血腥」法條和死刑:十八世紀英國和中國的刑事司法)
發表人:陳驍教授(美國愛荷華州格林內爾學院歷史系)
論 題:Farms, Mines, and the Promises of “Self-Renewal”: Penal Transportation and Convict Labor in Xinjiang (1758-1857)
發表人:張劭宇(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數位人文研究助理)
論 題:Transforming the Landscape through Animals: Understanding Economic Relations and Han-Yi Interactions through Exchanges of Livestock(改造當地景觀:冕寧檔案中牲畜糾紛所體現的漢彝經濟互動)
發表人:王鵬惠教授(三峽大學民族學院研究員)
論 題:Cultural Encounter and Gender Negotiation: On “Couvade” in the “Miao Album” of the Qing Dynasty(文化逢遇與性別協商;清代苗圖中的「產翁」)
發表人:張安教授(華中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系)
論 題:清朝與中亞藩屬關係的流變——以瓦罕為個案

 

 

 




  Thomas Buoye 教授考察十八世纪的「血腥」法條,關注犯罪與刑罰的調整政策,以比較中國和英國的刑事司法史。十八世紀英國和中國在人口增長及商業化的背景下,皆面臨了犯罪率增長的問題。為了牽制犯罪行為,雙方均藉由實施嚴厲刑罰,及擴大死刑適用範圍的方式阻止犯罪。然而司法審判上的量刑往往受到倫理影響而有所調整,削弱了嚇阻的效力。十九世紀雙方為處理案件過多及羈押空間不足的課題,在刑事司法上採取了不同政策:英國關注犯罪情節與罪犯動機,減少死刑犯數量並對監獄制度進行改革,中國則簡化死刑覆核制度並窄化赦免條件,以達快速處決之效。英國與中國司法系統改革的歷史敘事相近,但是兩者也未能透過制度改革而成功地改善犯罪率。

  陳驍教授利用中文與滿文檔案,分析流放時選擇罪犯運送人的規範、對待罪犯家庭的政策、罪犯工作的部門以及「改造」罪犯的安置,探討新疆區域罪犯和流放地的管理變化。新疆併入清代疆域後影響罪犯和流放地的管理體制,整體而言,國家管理的囚犯勞動體制,從執行懲罰並剝奪罪犯生命的模式轉變為具計畫性、精細化的勞動剝削和流放模式。最後,此一罪犯管理模式或許可以作為了解邊疆特殊性以及內亞普遍性的切入點,同時管理模式的轉變更影響日後中國內地與邊疆的罪犯管理方式。

  張劭宇探討康熙年間 (1661-1722)《清代冕寧司法檔案全編》中漢族移民與土著彝族在牲畜交易與管理的互動情況。張劭宇以牲畜交易的法律案例切入,探討官方政策與當地實際交易和管理上的差距。這些牲畜的引入得以讓漢族移民在穩定的農業技術條件下適應中國中部區域的山區地形與惡劣氣候。此外,透過牲畜管理、交易以及糾紛事件,可側面理解漢族與土著之間、地方與政府之間的互動情況。在清帝國征服彝區後,牲畜管理政策便與邊疆政策緊密相關,亦可由此了解當地彝族領袖與清代縣官的協同治理模式。

  王鵬惠教授分析清代《苗圖》中「郎慈苗」的「產翁」(couvade) 習俗,揭示清代不同文化相遇和性別角色協商過程的動態景象。產翁長期以來被視為中國南方土著的獨特習俗,《苗圖》描繪了不同於常規的性別勞動分工,由父親承擔傳統上母親角色的責任,也致使該族群被命名為「郎慈」。然而,漢族文人在描繪《苗圖》的過程中卻貶低該習俗。透過檢視《苗圖》中產翁的描繪,有助於理解漢文化觀看西南民族的方式、相應知識體系的詮釋循環,背後所隱約展現的漢人文化觀。

  張安教授藉由分析歷史上瓦罕與清朝的互動關係,借此探討宗藩體制的轉變情況。1759 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瓦罕成為清朝的外藩屬國並納入宗藩體系。但是在乾隆朝時期,瓦罕與清朝的關係較為疏遠,清政府不僅對瓦罕的求援置之不理,並在布魯特部落劫掠瓦罕一事上大多秉持息事寧人的態度。乾隆朝之後,瓦罕甚至參與了浩罕汗國騷擾新疆的活動。在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瓦罕最終於 1883 年被阿富汗吞併,清朝與瓦罕的宗藩關係正式瓦解,1895 年英俄私下簽訂《關於帕米爾地區勢力範圍的協議》,該協議不僅劃分英俄兩國在帕米爾地區的勢力範圍,並且瓜分瓦罕領土,形成了今天瓦罕走廊 (Wakhan River) 的格局。瓦罕與清朝關係的流轉變遷,映照中國以「朝貢」和「羈縻」為中心的宗藩體制走向衰亡的歷史。(簡瑞瑩)

 

第十一場
隱藏的歷史:邊疆書寫與文類的可能性

主持人:黃淑莉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發表人:王廷宇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論 題:紅顏禍水?從不同的歷史文本敘事來討論第一次金川戰爭
發表人:胡劼辰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哲學系及歷史系)
論 題:清代西南地區的儒壇:金本存和他的宗教遺產
發表人:蔣馥蓁博士(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學者)
論 題:李鳳翧《覺軒雜著》對近代四川方志民俗描寫的影響
發表人:陳明宗(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與文明研究所博士生)
論 題:苗人打官司:十九世紀到民國時期的訴狀書寫與策略
評論人:黃淑莉教授

 

 

 




  過往對於歷史文本的書寫與相關文類的討論,常常因為「正統」歷史文本普遍、大量且重複,甚至是同質性高的描述與詮釋,營造出缺乏變化的刻板印象,更延伸出「權威」與「正確」的版本。本場次發表者嘗試從一般以為缺乏新意的文類書寫裡埋首研究與再探,去發現不同敘事的線索,能使事件找到其特殊性質與存在,進而說出一個不同以往的有趣故事。

  王廷宇教授藉由民間的《金川妖姬志》與官方史料的《平定金川方略》、《聖武記》、《同治直隸理番廳志》進行對話,並試著從其中幾個關鍵人物的形象與評價,像是張廣泗、阿扣、岳鍾琪 (1686-1754),了解官方志書採取的態度是一種藉由描述細節來掌握區域政治情勢的「治理」觀點;民間故事則站在了漢人、儒家以及男性的觀點,描述戰爭是因為一個女人的挑撥才爆發的,可以說是一種帶有儒家倫理觀看少數民族女性的角度。

  胡劼辰教授的文章旨在研究流行於晚清貴州遵義地區的「文昌斗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介紹和分析文昌斗壇的科儀文獻,並在還原文獻背後的宗教團體;接續則是關注於科儀文獻的內容,並分析其中所體現出來的道教齋醮科儀的結構,以及斗壇文獻如何有意識地用儒教的標籤來包裝它。最後是則側重分析斗壇文獻中的四川元素。並且指出從「文昌斗壇」的人員構成到儀式設計,其核心在處理如何以儒教的修辭來統攝三教的內容,尤其是融入佛道二教的儀式和修持,以及又要如何堅持儒教的身分,參與地方宗教市場的競合。

  蔣馥蓁博士討論了李鳳翧 (1762-1807) 對四川地方民間信仰與活動的觀察、批評,及其紀錄的重點,並將這些紀錄與地方佛道等宗教活動進行比對。此外,也擴大討論各個方志在編纂年代、編者、縣份地點、概念的承襲傳抄。最後也提出這些紀錄對民俗、宗教活動的描寫較一般方志來說有較多的細節與採訪。作者李鳳翧、鄭珍 (1806-1864) 等,在文章裡都表現對「迷信」的否定批評,或許可以推論作者等人應無宗教信仰。

  陳明宗先生運用最高法院、湖南高等法院涉及湘西、懷化與婁底一帶的訴訟檔案,探討清末民初法律體系的轉變。目前清水江流域的研究集中在貴州一側,但是沿著清水江木業經濟發展而帶動的人、財貨流動是跨越省界的行政區劃,不少清水江沿岸的村落,是由湖南人所組成,因此在湖南法院的檔案也能發現貴州林業糾紛的訴訟。此外,藉由湖南側的林業與婚姻糾紛,進而管窺由林業經濟如何串聯人與財貨流動的轉變。因此,陳明宗試圖以公文程序、表格與書寫,由行動者的角度來看待這段法制改革運動歷程。(李允中)

 

第十場二
炎方韻詠:晚清南洋文人的詩文場域與風土經驗

主持人:林立教授(Lam Lap,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發表人:劉奕陽(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論 題:從「秋」的書寫看早期南洋漢詩在地化的困境以楊圻《江山萬里樓詩抄》為例
發表人:張鑫誠(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論 題:南洋駢文中的帝國文化疆域與中古斯文傳統——以〈星洲麗澤社記〉為中心
發表人:潘舜怡(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論 題:「大不敬」的韻文:南洋新粵謳的敘事策略
評論人:林立教授

 

 

 




  本場探討晚清時期南洋詩文場域的文學實踐,包含了現代性、抒情精神、變風變雅、在地化等議題,特別關注歷代流行的傳統文類在接觸南洋風土後出現的變化,進而推論南來文人的異域風物文化與傳統知識譜系之間的對話關係,同時分析詩人們的原鄉文化經驗與審美標準如何影響並建構出詩文中的社會。

  劉奕陽女士以楊雲史 (1875-1941) 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為例,根據其在南洋期間創作的漢詩,分析「秋」之書寫對南洋時序的構建思維,以及詩歌中所開闢的隱居世界和想像旅程。南洋之「秋」的季節描寫,實則是實景中虛幻的一角,讓文人在完全不熟悉的地理環境,手握了一份為自己造境的自由。本文所探討的楊雲史以傳統詩歌的寫作技法和遊仙母題,建構了一個充滿著中華文化色彩的南洋,由此可以探索傳統漢詩與南洋風土之間的衝撞與融合。

  張鑫誠先生談論南洋士人在重建文化場域、選擇文化復歸對象時使用駢文的傳統。駢文文類意味著中國中古斯文傳統,在麗澤社士人心目中,對於處於文化蠻荒之地的南洋,以漢唐正統中華文化之「文」來「一洗窮荒之風氣」最為適用。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股「政治帝國衰解」與「文化中華重建」的對流風向並且相互影響。通過南洋古典文學的議題,亦得重新思考斯文傳統在中國文化中之興衰。儘管這一傳統在面對現實社會困境時,受到質疑而面臨失效、解離的危機;不過當社會再次有其需求,便會被重新凝聚。

  潘舜怡女士以晚清南洋報刊《叻報》(1906-1911) 為核心文獻,探討《叻報》主筆暨詩人葉季允 (1859-1921)、編輯何漁古如何藉由「新粵謳」嘲諷、揶揄、嬉笑怒罵的創作策略,針對晚清帝國與南洋的政治文化事件進行雙向對話,並闡述了新粵謳文、言、體之間的華夷辯證關係。粵謳本為流傳於廣州的說唱曲藝,由青樓妓女、珠江花艇演繹,屬娛樂情歌。晚清呼應議論自由、開啟民智的風潮,轉變為文人變風變雅的韻文體,此類新粵謳的文體,儼然成為南洋華人社群觀察中國政局及南洋在地社會的文學媒介,連結跨域的謳歌、感官、風俗之間的對話。(李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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