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沼孝博教授演講「滿文中用以指代清朝皇帝的兩個詞:han(汗)、ejen(厄真)」紀要

 
講題: 滿文中用以指代清朝皇帝的兩個詞:han(汗)、ejen(厄真)
主講人: 小沼孝博教授(東北大學文學部歷史學科)
主持人: 孔令偉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時間: 2023 年 2 月 22 日(三)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大樓 704 會議室
撰寫人: 陳冠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小沼孝博教授演講「滿文中用以指代清朝皇帝的兩個詞:han(汗)、ejen(厄真)」紀要
 

  小沼孝博教授學術專長與關心議題是內亞近世史(十六至十九世紀),聚焦於葉爾羌汗國、準噶爾與清代天山南北地區(相當於今日新疆與毗鄰地區)的歷史變遷,近年深入社會史,如交通、商貿、水利灌溉等方面的研究。本次講題來自小沼教授過去處理文獻資料時,發現一個屬於滿學研究範疇的問題,即滿文檔案中指代清朝皇帝的 han(汗)與 ejen(厄真)之間的用詞變化。

  小沼教授首先從乾隆朝滿文文獻裡 ejen 用法的兩個特點談起,所謂 ejen 是指主子的意思,但該詞彙在乾隆時期一來經常用以指代清朝皇帝,極少見到作為一個普通名詞來指稱各種集團「主子」的用法;二來相較於其他用語描述清朝皇帝,專門使用 ejen 的比例相對較高,壓倒其他用來標記皇帝的用語,如 han、hūwangdi(皇帝的音寫)、dergi(本來是指「上」,衍伸為皇上的意思),因此本次演講針對文書中的格式——即 ejen 等同清朝皇帝,將其成立過程與背景進行初步考察。

  溯源至 1636 年以前的後金時代,此時 ejen 是蒙古語的借用詞,為主子之意;放在後蒙元時代的蒙古游牧社會脈絡下,ejen 相當於各種大小集團,諸如家、國的「長」,即所謂家長、君主。按照石橋秀雄關於太祖、太宗朝 ejen 用語的文章指出,滿洲語當中 ejen 所指的對象,本來是多種多樣的,諸如建立八旗制度後用在八旗官名上,如 gūsa i ejen(都統)、meren i ejen(副都統)、jalan i ejen(參領)、niru i ejen(佐領)等。而在太祖朝到太宗朝初年為止,滿語中用來表記國主、君主的詞彙,則是用蒙古語 qaγan 的借詞 han,較少使用 ejen,即便有使用也是取其一般意思,如 gurun i ejen(一國之主)、gurun de ejen(在一國之主),同時也用於稱呼蒙古汗和明朝皇帝;到了 1634 年,上述八旗官名中的 ejen,除了最高級別的 gūsa i ejen 之外,其他官名中的 ejen 皆改為 janggin(章京),如 meren i janggin、jalan i janggin、niru i janggin。

  1636 年建立大清國前後,ejen 開始成為表示清朝皇帝的稱呼,如 han ejen。此後 ejen 一詞與 han 和同一時期出現的 hūwangdi 一起並列用以標記清朝皇帝,只不過一般意義上的主子 ejen 一詞仍被廣泛使用。若追究日後大清國用語的演變,會發現 ejen 不一定伴隨 han,且逐漸出現以 ejen 一詞指代清朝皇帝的傾向。為此,小沼教授探究迴避 han 稱號的原因,不過在此之前需先注意兩點:一是標記清朝皇帝的滿文詞彙集中在 ejen 的傾向,只能從滿文文獻中看到,因為在漢語文獻中 ejen、han 等用語,未必直譯或音譯成厄真、額真、汗,所以在漢文史料中較難判斷;二是為了與清朝皇帝的滿語 han 做出區分,在標記外藩汗爵和域外統治者汗號,如沙俄皇帝的 cagan han,則會在滿語 n 的左邊再加上一點,本文將其轉寫成 haṅ 來表示。

  小沼教授接著討論清初期的 han 號的演變。努爾哈赤在建立金國後,自稱 genggiyen han(英明汗)。1626 年努爾哈赤授予同盟者的科爾沁部首領奧巴汗號 tušiyetu han(土謝圖汗),不過 1632 年奧巴逝世後,皇太極不准許其長子巴達禮繼承土謝圖汗號,而是冊封他為 tušiyetu jinong(土謝圖濟農),並在 1636 年冊封蒙古王公時,封為土謝圖親王,此後准許奧巴—巴達禮的家系(科爾沁右翼中旗)世襲罔替。同樣地,面對察哈爾汗家系,皇太極也不同意額哲繼續使用汗號,而是授予其親王爵位。1644 年入關以後,清朝方面還未有針對內亞地區首領持有傳統汗號與否的問題,因此當時喀爾喀部三汗家系、青海和碩特部的固始汗及其長子家系等,主要是按照慣例承襲,如在喀爾喀蒙古前汗去世後,得從其子弟中選定一位汗號的繼承者,他們會向清朝皇帝報告結果,以獲得皇帝認可,但這通常只是形式上的手續;亦或是 1679 年準噶爾部噶爾丹初稱博碩克圖汗並遣使進貢時,理藩院為此表示擔憂,康熙卻並未將其視為問題。

  直到喀爾喀部全部歸順清朝之後,康熙皇帝才開始干涉喀爾喀汗位繼承問題,這樣的變化源自於 1687 年車臣汗的繼承問題,該年初車臣汗諾爾佈病故後,康熙皇帝致敕書給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扎薩克圖汗,促使他們讓諾爾布的長子伊勒登阿喇布坦立刻繼任汗位。然而,隨著 1688 年噶爾丹侵入漠北,使得喀爾喀首領們逃往清朝境內的漠南蒙古地方,宣誓臣服康熙皇帝後,開始出現是否讓喀爾喀三汗家繼續使用汗號的問題。例如車臣汗伊勒登阿喇布坦在噶爾丹軍隊進攻時病故,而車臣汗家也歸順清朝。在《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就記載,伊勒登阿喇布坦之妻帶著其子烏默客 umehei 覲見康熙皇帝時,請求繼承汗號,康熙准許,於是車臣汗成為康熙最早認可使用的汗號。在當時,法國傳教士張誠也對此有記載,提到當時在清朝國內,han 就是皇帝的專用詞,臣下不可使用。然而伊勒登阿喇布坦之妻向康熙皇帝強烈主張:「烏默客這一代不應該斷絕其父汗號,且這種地位即使服屬清朝後,也不應該被剝奪。」因此清朝政府以禁止世襲為條件,准許烏默客承襲汗號。小沼教授認為,在清朝國內 han 是指代清朝皇帝的用語,但從清朝開出的條件來看,此原則與新服屬的喀爾喀三汗的存在發生矛盾。

  此情況到了 1691 年召開多倫諾爾會盟時,才出現從 han 到 ejen 的轉機。當時清朝認可土謝圖汗家系與車臣汗家系,使用作為一種爵位的 han 汗號,這反映除了皇帝可使用汗號之外,也有其他汗號持有者的實況。不過在滿文上不是寫作 han,而是 haṅ。小沼教授於是假定,將喀爾喀蒙古三汗的服從視作一個契機,滿文史料中表記皇帝為 han 的用法被迴避了,相關史料亦呈現同步的變化,如《清內閣蒙古堂檔》所收的喀爾喀部在歸順清朝之前的蒙古文書,是混用 qaγan 和 ejen,滿文則翻譯為 han 與 ejen,用以指稱清朝皇帝;但在 1689 年准許烏默克繼承汗 haṅ 爵,清朝皇帝的指稱詞統稱為厄真 ejen。不過當時還在清朝境外衛拉特和西藏,他們致清朝皇帝的奏書還是繼續混用汗與厄真,如康熙年間的班禪喇嘛滿文奏書中的收件人與文本中是以文殊師利汗為主;不過到了雍正年間的文書則普遍出現文殊師利厄真的用法。關於這點,小沼教授指出與 1723 年雍正皇帝繼位後,以「顎真二字所關甚鉅,非臣下所濫用」有關,同時雍正亦將刻在都統印上的 gūsa i ejen 改成 gūsa i amban,正式用語更改為 gūsa be kadalara amban。因此,小沼教授認為到了此時期,滿洲語中的 ejen 作為一政治用語,變成指代清朝皇帝的專有詞彙;即使如此,作為普通名詞的主子,也並非完全消失於滿洲用語當中。

  再者,小沼教授將目光移向清與中亞各汗國交涉過程中的翻譯問題。在乾隆朝,哈薩克、浩罕的中亞統治者在致給清朝的察合台文書信中,用來表記清朝皇帝為 khān(汗)、ulugh khān(大汗)等,滿文譯文大致還在採用 ejen 對譯,即使使用 han,也很少僅單獨以 han 來對譯,而是用 ejen han 居多。與此同時,中亞國家中如浩罕汗國統治者 Irdāna(額爾德尼),未經清朝允許就擅自使用汗號,被乾隆皇帝指斥並禁止使用;抑或是 1783 年西哈薩克的小玉茲努喇里汗之子阿布賚勒坦派遣使節來朝,乾隆在奏摺中提到「西哈薩克努喇里之汗號,乃其游牧哈薩克等之自號,並非敕封者,若書成為汗,與理不符……但回覆文內,惟稱其名,寫作努喇里可也。」因此在乾隆頒給努喇里的察合台文文稿中,也只有提及西哈薩克努喇里。

  總而言之,關於滿文中指代清朝皇帝的詞彙變化,是與十七世紀下半葉喀爾喀三汗家族歸順清朝後,清朝為他們設立汗爵位有關。由此產生君臣同稱汗的局面,並導致迴避以汗指代清朝皇帝,以及強化了僅用厄真的傾向。若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伴隨著清朝將版圖擴張到內亞,清朝皇帝為應對後蒙古時代 (post-Mongol period),在歐亞大陸上出現汗號膨脹 (inflation of the khan title) 的局勢,為了顯示絕對的權威,僅稱呼自己為汗是不夠的。另外,小沼教授也針對此課題提出可以延伸討論的部分,除了滿學領域中關於滿文史料中 ejen、han、hūwangdi 等用語的使用模式仍不明確外,還有汗號膨脹後的內亞社會,如在伊朗當地的農村村長、地主等也使用汗號;或在中亞伊斯蘭領袖的子孫也使用汗號(烏茲別克語中的 xon),至於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則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課題。

  演講結束後的討論環節中,主持人孔令偉教授提到汗號膨脹,可看作汗號背後政治意涵的貶值,且以自身求學時遇到的中亞同學為例,指出這樣的現象甚至延續至當代。近史所賴毓芝教授則針對內亞語言的意義進一步提問,內亞語言之間經常會有彼此借用的關係,那麼清朝皇帝在面對汗號貶值的情況下,在約束滿洲語厄真一詞語意的過程中,是否會反過來限制蒙古語厄真的使用。小沼教授回應,由於報告使用的材料是以清朝面對外藩的公文書為主,而厄真在此脈絡下成為描述清朝皇帝的政治用語,至於蒙古語的部分,就所觀察蒙古文獻來看,厄真仍有作為一般用語「主子」之義來使用。李仁淵教授則對乾隆提到「於理無據」中「理」的滿文原文為何提出疑問,小沼教授說明「理」(giyan) 是指事理、道理,站在清朝國內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理」是指汗號得由清朝皇帝官方頒給,而非外藩貴族所能自稱。張谷銘教授基於中國古代的皇帝稱號脈絡,好奇清朝皇帝除了將他國汗王爵位降低之外,有沒有提高自己爵位的方法。小沼教授指出,從清朝的脈絡來看,汗已經是外藩的最高爵位,而清朝沒有創造更高封號的案例。

  近史所蔡名哲博士則舉出如松筠在《百二老人語錄》使用汗厄真 (han ejen),以及穆齊賢在《閒窗錄夢》中使用爺來描述皇帝,這些案例應如何理解。小沼教授和蔡偉傑教授、孔令偉教授都認為,此用法應該是旗人表示自己與皇帝間的親近關係,不過小沼教授也提到,這類材料不屬於公文書,因此在用語方面可能較無規範。蔡偉傑教授補充,後蒙古時代只有黃金家族的後代可以稱汗,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外蒙獨立;至於沒有直接血緣者,只能使用類似漢語的大將軍、大臣或駙馬爺等王號;蔡教授也提出一些思路,例如皇帝強調賦予汗的權利,是否可看作從西藏的宗教領袖爭奪「正統性」,比方說準噶爾首領噶爾丹就是由西藏喇嘛賦予汗號等。另外,在場研究生亦提出滿文避諱與名詞背後反映社會結構的問題。小沼教授說明,厄真用語的變化,並非漢語避諱的概念;孔教授也補充,內亞傳統社會組織多是主子—屬民關係,所以厄真的概念應放在此社會結構下的產物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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