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工作坊論文發表會」報導

　　本次會議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暨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合辦，為中研院近史所呂妙芬教授主持之「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研究計畫的年度成果發表會，分享及展現工作坊社群內研究新血與成熟學者的年度成果。計 8 位學者發表論文，謹就各場次內容報導如下。
 

第一場
 

主持人：賀廣如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發表人：林峻煒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朱熹「天即理」說在明代中晚期的反響——以「獲罪於天」解為主的討論
評論人：賀廣如教授
主持人：林月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楊正顯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魏校心理學
發表人：游騰達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論　題：建圖闡義與立象論理——朝鮮「性理圖」的思想史研究
評論人：林月惠教授

　　林峻煒博士討論朱熹 (1130-1200) 「天即理」說於明代中晚期之反響，藉由朱熹與明儒的《四書》注本，析論明中晚期學者如何看待朱熹對於「天」的詮釋。林博士指出，朱熹「天即理」說蘊含將「天」去人格化的色彩，弱化「天」的主宰性，而明代中晚期學者認為朱熹的詮釋擱置了禍福問題，使人們不再敬畏「天」。接著，林博士比較朱熹與明代《四書》注本對《論語》王孫賈章「獲罪於天」的註解，析探朱熹與明儒對於「天」理解之差異。林博士亦發現，部分明代中晚期的《四書》注本，並陳與朱熹相異之觀點，影響後來讀者理解朱熹思想的方式，也使明儒意識到朱熹學說與儒學經典存在著緊張性。

　　評論人賀廣如教授提醒作者可將這篇論文置於更宏觀的格局中討論。首先，作者聚焦於明清的天人問題，但回顧先秦以降的思想發展，天人、鬼神是不斷被提出的問題，實非始於明清兩代，是以，作者應簡要勾勒明清以前的討論。另外，需要釐清「天」的定義為何？是否包括鬼神？晚期支持三教融合的學者是否也較傾向將「天」理解為人格神（上帝）？其次，作者藉由明清學者對於「獲罪於天」的註解討論「天」，但賀教授建議應同時討論這些學者於其他著作中如何論天，方可判斷他們與朱子論述之異同，避免斷章取義。最後，關於「吉凶禍福」的問題，賀教授指出宋代學者乃至明中後期的理學家、心學家，在註解《易經》時會探討吉凶是否等同禍福。例如，世俗所論的禍福帶有命數的意涵，若採取禍福命數論時，則表示主宰不在於人，如此便失去良知的主宰。因此，賀教授也建議作者針對「吉凶禍福」有更深入的討論。

　　楊正顯博士探究魏校 (1483-1543) 如何處理心與理的關係，也關照魏校在人生挫折下的心理變化。魏校與王陽明 (1472-1529) 在南京的論辨因朱陸異同而起，並進一步爭論復性工夫究竟為何。魏校主靜持敬，陽明則依靠心之靈能，故魏校主張陽明是禪，陽明則認為魏校僅是「定氣」。隨著陽明逐漸體悟到心之靈能為本心之明，進而提出致良知之後，魏校仍持舊說。直至魏校晚年喪子喪孫，絕後壓力湧來，心中無主，思想方產生變化。在《六書精蘊》與《大學指歸》中，魏校改以良知說立論，捨去舊時的心性觀點。

　　評論人林月惠教授首先建議作者可將題目修改為「魏校思想之遞變：從與王陽明南京對話談起」，並調整目前章節名稱，凸顯作者係以歷史學角度討論魏校的思想，而非義理的分析。第二，作者稱魏校與王陽明於南京論朱陸異同一事為「論辯」，但二人對話僅見於王畿 (1498-1583) 〈南遊會紀〉，未有書信往返辯論或見於其他文獻。故林教授指出，此是否可稱作「論辯」，仍有待思考。第三，作者於文中使用之「靈能」一詞，應是「靈」，即原文斷句應為「只是這個靈，能不為私欲遮隔」。最後，作者提及魏校晚年採用王陽明良知學的論點，林教授認為其亦可再商榷。若從《大學指歸》的內容來看，該書仍以朱子學為核心，故魏校於晚年是否接近王陽明學說，又或是將王學納入自己體系，二者之間仍有些許差異。

　　游騰達教授宣讀其正在執行中的研究計畫，主要探討「人心道心說」的義理圖象及「人性物性異同論」的理論圖式。這兩項研究課題涉及到三個寫作策略：一是採取類型學的方法，說明朝鮮儒學中四十餘幅的〈人心道心圖〉約可概分為三類，分別為承續元儒王柏所繪圖式之修改、李退溪 (1501-1570) 及其弟子所創建的「一體中坼」之構圖法，以及李栗谷 (1536-1584) 所開展出的「直出橫生」之構圖模式。二是若以哲思與圖象互動的模式來思考，則李栗谷提出之「人心有善有惡」問題如何在圖繪中呈現，亦是影響圖象改製的重要原因。最後一點，通過同一圖式的多方攻錯與主題圖型的接續改繪，讓我們有機會掌握思想遞嬗的軌跡，而〈命性圖〉與〈人物性圖〉即為顯著的例子。

　　評論人林月惠教授首先提醒作者必須考慮朝鮮性理圖的實際功用，即書院講學與教育國君這兩個現實用途。第二，圖象本身是否具有獨立性？是否可以脫離文字（圖說）而單獨表述哲理？第三，〈人心道心圖〉的兩種構圖法，是否有交錯使用或用於其他主題圖式的可能？第四，關於栗谷所論，其「人心之善」是否通同於「道心」之善？而這兩種「善」的差異性問題，能否在性理圖中具體表現？

　　發表與評論結束後，三位發表人針對評論人的提問一一回應。其他與會學者亦進一步針對楊正顯教授提問，指出明代儒者對於學術與事功的看法，及兩者是否存在必然對應關係的相關討論。
 

第二場
 

主持人：陳建守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魏綵瑩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民初學人的鬼神觀 (1912-1937)——以孔教、道院乩文、佛教人士、文化保守主義者為探討中心
評論人：陳建守教授
主持人：連玲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周敘琪教授（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論　題：從「功課單」到家政學——《聶氏重編家政學》所見閨秀作者的家政論述
評論人：連玲玲教授
主持人：徐兆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劉繼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論　題：武術的道德身體——近代武德的重塑（論文計畫）
評論人：徐兆安教授

　　魏綵瑩博士報告其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擬透過民初文化保守主義者、靈學會乩文、佛教人士的鬼神觀，分析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魏博士尤其關注研究對象積極將鬼神的存在與科學理論結合之現象，以呈現他們對於國外智識的接受面向與詮釋方式。藉此，亦反映中、西方價值交會之際，近代學人文化與精神世界的多元面貌。接著，魏博士擬藉由近代認同鬼神存在的學人，如孔教之倡導者，其如何看待西方有神論的宗教、如何回應「迷信」問題，以及如何定位自身之價值，以思索在後五四與科玄論戰時期，鬼神觀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

　　評論人陳建守教授提醒作者，本文擬討論之三大群體的內部組成複雜，群體內的聲音相當多樣。就文化保守主義者而言，劉咸炘 (1897-1932) 的思想多元，可與之比較的對象亦不少，故其或許不適合與陳煥章 (1880-1933) 劃歸為同一群體。因此，陳教授建議可以在文化保守主義者、靈學會與佛教人士中，各舉一人為例來深入討論。此外，陳教授指出，本文對於科學與宗教的分野亦可再行思考，如相信鬼神是否能等同「反科學」？「反科學」是「反對」科學抑或是「反思」科學？凡此皆是作者未來執行計畫時可以進一步思索的問題。

　　周敘琪教授討論曾紀芬 (1852-1942) 編譯的《聶氏重編家政學》。該書譯自日人下田歌子 (1854-1936)《新選家政學》，是近代中國輸入家政學時最早一批翻譯的家政教科書。周教授藉由比較《聶氏重編家政學》與原著之差異，考察「家政」概念輸入近代中國時的移植與轉譯。周教授指出，曾紀芬改動章節次序、更改部分篇名和增刪章節內容，並引用曾氏家訓與曾國藩 (1811-1872) 「功課單」，使日文原著完全改頭換面。改編後的內容更強調以「教育」、「家庭表率」和「理財」為家政核心，增添傳統中國儒家禮教對主婦的道德人格之追求，並納入中醫的食療養生觀念，同時也重新詮釋下田歌子以近代實證科學為依據的「衛生」概念。

　　評論人連玲玲教授分別從翻譯、知識與出版三大面向提問。關於翻譯，如曾紀芬的日文程度如何？又她自己是否懂日文，或者只是從漢字來猜測文意？在《聶氏重編家政學》之前已經有二至三種翻譯本，為什麼曾紀芬還想翻譯此書？關於知識，如下田歌子是此時家政知識的唯一來源嗎？哪些知識是曾紀芬不採用的？又曾紀芬的知識來源有哪些？另外，在五四之前，日本方面的家政知識影響中國甚鉅，什麼原因使它之後不敵美國的家政學？關於出版，則如《聶氏重編家政學》由誰出版？又誰是讀者？其有多受歡迎？最後，若從 Gender reading 的視角切入，男性與女性出版的家政書有何差異？

　　劉繼堯教授宣讀其即將展開的研究計畫，擬以武術與道德修養為焦點，討論武術如何被塑造為完善道德的渠道。劉教授預計以武術為主體、以武術文獻為基礎、以身體史為視野，通過「順放電影」的方式，討論練武、習武如何被賦予能提高道德的含義。劉教授認為，武者對於武德的論述，與其身處的時代互相呼應，一方面是對軍人素質的要求，一方面是對武術群體的打造。最後，劉教授指出，及至民國時期，武術人的自我表述文本顯示，武德從軍事活動的意義，轉化為個體人格的含義。從此，武術活動被賦予完善道德的意蘊，形成當代所熟悉的印象。

　　評論人徐兆安教授指出，首先，在研究領域方面，武術史如要進一步在學術層面展開對話，需要留意不同領域的相關討論，例如思想史、宗教史、知識史、科技史等。其次，文獻方面，除了武術文獻外，需要注意其他相關文獻，以呈現武術在武術群體與非武術群體之間如何被討論。最後，引用武術的文獻時，由於其較為小眾，需要對相關書籍進行介紹。

　　提問與討論時段，與會學者建議魏綵瑩博士可以說明為何以 1912 至 1937 作為研究斷限，並參照張灝「轉型時期」的分期法，於研究時可進一步細分靈魂、鬼、神三者。針對劉繼堯教授初步的結論——武術與道德連結的現象晚至民國才成型，與會學者也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其探析的文本以武術家自我表述為限，若擴大考察的文本範圍，或可發現類似論述已於更早時期逐漸形成。
 

第三場
 

主持人：蔡長林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丘文豪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文士談理學——19 世紀桐城理學與文學的張力
評論人：蔡長林教授
主持人：何威萱教授（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發表人：莊民敬（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複調的禮學——明儒《家禮》文本的多元禮脈絡
評論人：何威萱教授

　　丘文豪博士探討十九世紀桐城一地程朱理學與文學間出現的明顯張力。丘博士藉由桐城士人如何面對、安排與協調他們所繼承的學術資源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內在衝突，為清代思想學術史提供一個在「漢宋」（考據 vs 義理）與「傳統現代」（新 vs 舊）之外，理學與文學（義理 vs 詞章）的研究線索。丘博士指出，過去桐城派的相關研究，已經隱約注意到桐城派理學與文學之間的不協調。十九世紀明道救世的需求，加劇桐城派內部，作為「道」的程朱理學與作為「文」的文章技巧之間的張力。桐城士人蘇惇元 (1801-1857)、戴鈞衡 (1814-1855) 與方宗誠 (1818-1888) 有意識地凸顯桐城先賢程朱理學的一面，使得理學與文學的衝突浮上檯面。他們在敘述桐城學術發展，以及編纂桐城先賢的著作與年譜時，刻意抬高理學並壓抑文學的獨立性。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儘管理學的影響力逐漸消去，但這股張力並未消失。而桐城後人吳汝綸 (1840-1903) 等明白指出程朱義理與文章寫作之間的衝突，並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兩者，試圖讓文學脫離理學的枷鎖。

　　評論人蔡長林教授長期關注清代經學、桐城派等相關議題。蔡教授首先提醒作者可以思考桐城士人從什麼角度談理學？清代的理學為何？其次，就文、儒之別論之，從王充 (27-97) 論儒開始，通一經者為儒生，通五經者為鴻儒，能文章者為文儒，而此說影響到唐代的韓愈 (768-824)，因此，對於文章重要性、獨立性的強調，不是單一現象。最後，阮元 (1764-1849)、凌廷堪 (1757-1809)、劉師培 (1884-1919) 等人欲從理論角度，建構文學與集部的獨立性，與桐城派文以載道的理想有明顯差異。但這方面的研究仍不多見，值得學者進一步發揮。

　　莊民敬宣讀其正在寫作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明代「實踐禮學」在文本編纂上反映的共有特色。同時，擬探討《家禮》學如何深嵌在既有的學術脈絡？而這些特色與朱熹（甚至清儒）之異同，其原因為何？就《儀禮》學脈絡而言，莊民敬認為，一般經學史研究者將明代視作禮學積衰的時代。然而，在當時蓬勃發展的《家禮》文本中，實際上潛伏著對《儀禮》的關注，並且下接清代《儀禮》之學的復興。就禮圖學脈絡而言，《家禮》的附圖系統從三《禮》注疏的禮圖系統延伸發展，遂別子為宗，建立獨立性，是以廣大士庶階層的實踐為其繪製之主要目的。就曲禮與鄉儀脈絡而言，明儒存在不少以《家禮》為文本，以四禮為核心，或向內衍生出修身的曲禮，或向外突破宗族團體延伸出的鄉里儀典；而這種格局同時也是《大學》後半段「修齊治平」的架構展現，亦和清初出現的「六禮」文本有關。

　　評論人何威萱教授首先認為本文有助於填補既有學術成果的空白，惟全文目前完成度不高，許多論述應補以實例佐證。其次，宋明儒禮學無法繞開理學框架，本文對此卻論述不多，未來寫作時應可再思考、補充。再者，作者預設明代學者對於朱子著作是有所共識，但其是否存在地域性差異？此外，本文所運用之上百種文本的差異性，應當更仔細梳理。最後，本文指出明代《家禮》著作有兩種形式，一採大全方式呈現，二則是簡化內容，惟元明以來朱子學著作的形式大抵相同。因此，這或許並非《家禮》的特色，而是具有更大的脈絡。

　　提問與回應時段，針對莊民敬的論文，與會學者提醒應留意《家禮》禮圖的撰作目的，以及實踐層面的探討。關於丘文豪博士的論文，與會學者則建議可考慮將論文聚焦於方宗誠等人，探討其重新定位前賢的原因。此外，與會學者亦好奇晚清新國文教育是否對桐城學者產生影響？最後，建議納入從方苞 (1668-1749) 到錢穆 (1895-1990) 期間，文、道可以和諧並存的相關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