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發迪教授演講「Meteorology in Modern East Asia: Science, Politics, and Region」紀要

　　主持人郭文華教授在為本場演講進行引言時，指出近年來由於人們對氣候異常、極端氣候時有所感，「天氣」遂成為熱門話題，包括先前來過臺灣演講的科學哲學家拉圖 (Bruno Latour) 也十分關心此議題，拉圖教授認為我們每一次談論「氣候變遷」，都像是為「準備要發生的科學」進行一次排演 (rehearsal)。郭教授指出，探索過去能使人類在面對未來時獲得啟發，尤其氣候變遷是現代人從未經驗、難以預測的未知事件，「氣象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將遭逢之議題、挑戰或其本身之變化，都充滿不確定性，此際更適合透過本次演講，從歷史省思人類與「氣候」、「氣象學」之間的關係。

　　主講人范發迪教授的演講聚焦於三個主題：首先，介紹天氣 (weather)、氣候 (climate) 在傳統中國的概念、文化與正式意義，以及十九、二十世紀現代氣象學進入東亞的歷史；其次，解釋「東亞」在何等意義上（自然環境／科學／政治的），如何藉由現代氣象學成為一個獨特的區域 (region)；最後，以民國時期至冷戰時期的歷史，探討（廣義的）氣象學如何間接形塑人們對於自然／環境的觀念 (conceptions) ，或一個國家的地緣體 (geobody) 概念，且又如何對一個「區域」進行劃分 (zoning)。

傳統視野下的氣象與政治運作

　　至今，東亞文化圈仍相當熟悉「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等時間概念，如「驚蟄」、「穀雨」、「芒種」、「寒露」這些既抽象又寫實的概念，在古代中國生成時，可謂務農者對日常作息（經驗）與感知（觀察）之濃縮。

　　范教授指出，中國古代的天氣／氣候觀念蘊含著以下幾種傳統：其一，「陰陽」、「五行」與「氣」的思維；其二，如「天人感應」所云，將氣象與道德之間加以連結；其三，「博物」的傳統，包含文人對於自然現象所作的筆記及解釋。

　　在常民的宇宙觀與士人對於知識的探求之外，范教授強調氣象與環境的監控 (meteor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自古便是政治權威運作的重要手段。例如建於明朝正統七年 (1442) 位於北京的「觀象臺」，在帝國晚期一直作為朝廷觀測天文、氣象等自然現象的工具／機構，然而當中存在一種兩面性——自然現象的動態實則暗示著皇室的道德形象，更攸關皇帝統治的合法性。

　　氣象也不僅僅是政治核心所關切的問題，自清康熙朝起，地方官員也和欽天監一樣負責逐日、按時觀測天氣並記錄，再向中央彙報，此種報告書稱為「晴雨錄」。范教授指出，氣象觀測轉變成一種體制性權威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的過程，中央與地方政府都參與其中。然而，近世東亞地區氣象觀測技術最完整者，大概要屬朝鮮王朝世宗時期的官員蔣英實 (Jang Yeong-sil, 1383-1450) 所製作的測雨計。

與耶穌會士和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的遭逢

　　義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i, 1566-1640) 來到中國後，編著《空際格致》（成書年代無可考），引介亞里斯多德「四元素說」及《氣象論》(Meteorologica) 的內容。除了紙上知識以外，耶穌會士也帶來西方的技術與儀器，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在康熙帝 (1654-1722) 重用之下，製作溫度計並改良北京觀象臺的天文儀器。

　　上述嶄新的物質與學說進入承繼宋明理學傳統的晚明文人視野中，西方科學的新知識改變了他們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如熊明遇 (1579-1649) 所著《格致草》(ca. 1648) 駁斥了傳統關於冰雹現象的各種解釋，包括儒家的陰陽、氣及政治道德論述，「龍鱗生雹」傳說，程朱理學所主「蜥蝪生雹」說等，熊明遇進而以亞里斯多德的解釋進行修正，並重新解釋如「彗星」、「流星」等天文現象的由來。熊明遇之後，方以智 (1611-1671) 也採納、挪用許多西方科學概念撰寫《物理小識》，其卷二「風雷雨暘」類即解釋各種天氣現象之原理。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早期：現代氣象學在東亞

　　就歷史背景而言，十九世紀出現三個重要變化：一、跨國港口社群 (inter-port communities) 的出現（中研院近史所朱瑪瓏教授對於此議題有深入研究）；二、積極主動譯介西方科學知識；三、帝國主義與國（民）族主義之發展。就具體建設而論，耶穌會在馬尼拉 (1865) 和上海徐家匯 (1872)，英國皇家學會在殖民地香港 (1883)，德國於租借地青島 (1910) ，所陸續設立觀象臺 (Observatory)，其設施皆具有相當規模，且投入西方科學、技術人員及經驗，對日後東亞地區氣象觀測與研究影響深遠。此時期已經可見國際間合作的例子——當颱風形成時，透過新加坡聖詹姆士 (St James)、越南順化 (Hue) 及海防 (Haiphong)、菲律賓博利瑙 (Bolinao)、中國廈門 (Amoy) 及福州 (Foochow)、日本長崎 (Nagasaki) 與彼時俄屬地海參威 (Vladivostok) 等港口，通報給作為觀測中心的馬尼拉、上海和香港，最後南經新加坡、北經西伯利亞向歐洲彙報。范教授以颱風預報的電報路徑圖，顯示十九世紀下半葉東亞各地沿海氣象觀測發展及互相輔助的動態關係。

　　接著，范教授談及現代「氣象學」如何在東亞形成。1877 年，清人與新教傳教士合作翻譯《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將 Meteorology 的內容譯為〈測候叢談〉，顯示現代的「氣象」概念尚未於中國成熟，但「天氣」、「天」等傳統中國宇宙觀裡的重要概念已發生改變。1870 至 1880 年代，日本首先在東京成立非「外力介入」的觀測站，並命名為「氣象台」（きしょうだい），不久之後中國便借用了「氣象」一詞，並沿用至今。

　　在政治層面上，范教授舉十九世紀晚期日本在東亞「帝國式」的氣象學擴張為例。日本第一個現代氣象觀測站，乃 1872 年設立於剛被明治政府完全控制的北海道。1895 年取得臺灣後，日本立刻藉由軍方展開氣象站建設工程，1896 年開始在臺北、臺中、澎湖和臺南設置「臺灣總督府測候所」，並於 1938 年將臺北測候所升格為「臺灣總督府氣象臺」，為臺灣第一個氣象觀測統籌機構。朝鮮在受日本統治前，已有悠久的王權和觀象傳統，日本帝國則利用現代氣象學來彰顯其統治權威並加強行政管理。相較於原處清帝國邊緣的臺灣和必須取代舊政權的朝鮮，日本在滿洲反倒透過交通、氣象臺等現代技術創造一個政權，並連結其帝國版圖。

民國時期氣象學與區域概念的塑造

　　近乎同時，中國進入民國時期，如上一講所闡述的背景，技術、科學皆與國家／國族的地緣體形塑息息相關——如地形學勾畫出一個如秋海棠葉般完整、自然的中國疆域。另一方面，民國政府廢止欽天監等舊帝國體制，捨棄傳統天人感應的宇宙觀，但將保存下來的氣象資料轉移到新成立的「中央觀象臺」之下。除了在統治範圍內繼續進行氣象監測，政府亦派遣年輕學者與當時在新疆進行研究的瑞典團隊合作，即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 (1927-1935)。

　　此時期為中國現代氣象學奠定重要基礎者為竺可楨 (1890-1974)，他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到中國，1924 年於東南大學創立「地學系」，當時氣候學、地質學與地理學同屬於「地學」的子學科，竺可楨本人便是氣象學家，不僅關注氣象學，也重視環境史和氣候變遷史。

　　此外，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知識分子受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亨廷頓 (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 環境／氣候決定論的影響，開始建構華南、華北之間氣候、民族及文化差異的論述。范教授指出，原本存在的傳統民族觀遇上西方學說之後，形成由科學證成的現代中國民族論述，但亨廷頓對中國氣候的部分理解其實也是來自於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述，形成了一個循環的知識交流系統。范教授再以 1935 年的胡煥庸線（由璦琿到騰衝，將中國以人口密度劃分為東西兩半部的假想線）與中國降雨線的高度相似性，來解釋氣候與人口分布的關係，顯示氣象學研究的結果或論述，亦可能受到人們對於行政／文化區域之既有構想所影響。

中共、冷戰與東亞

　　進入冷戰時期，中共與蘇聯、日本和臺灣等與美國，逐漸形成以軍事結盟為由、軍事控管為主要目的之氣象學網絡，也促成學術方面的交流。其後，衛星的發展也開始改變了氣象觀測的技術。另一方面，中共在大躍進時期為了提升農業產量，積極推動「農業氣象運動」，然而由於面積廣大加上地形複雜，氣候的地區差異極大，官方的觀測數據僅能涵蓋到省縣層級，故推動群眾觀察 (mass observation)，鼓勵各地農民以自製的簡易儀器紀錄氣象資訊，並蒐集地方耆老對於地方氣候的口述資料。

　　最後，范教授回顧本次演講的重要概念「天氣」與「氣候」，在二十世紀初期發生巨大轉變，並提醒我們留意這段期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漸變過程。另外，如何定義「東亞」？由本講所舉的例子可見，東亞並非輕易能夠界定的地理範圍，更非僵固的政治區域劃分，而是具有多變的空間性 (spatiality)。最後，范教授表示氣象學與環境 (environment) 的關係在今昔都十分緊密。

與談暨綜合討論

　　與談人英家銘教授現任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執行秘書，專研東亞數學史。英教授指出「氣象」與「天文」自傳統到現代的親近性，包含范教授先前提到傳統「天」的概念：人之道德與行為可以改變天象（包含天象與星象）；民國時期出現的科學期刊《氣象月刊》、《觀象叢報》皆同時涵蓋天文與氣象；又如今日社會仍然重視的農曆曆法，政府體制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除了執掌氣象、氣候觀測外，還負責海象、地震及天文。因此，英教授好奇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以來，天文與氣象解耦 (decoupling) 的時間點，而此過程中，耶穌會士與中國知識分子又秉持何種態度？

　　范教授說明，現代中國以及臺灣教育、學術體制內「天文」、「氣象」分科，但未見行政機制分化的原因，乃是困於思維上擺脫不了傳統「天」的觀念，或僅因政府組織結構單純的沿用，尚不足以斷言。至於明末清初西方「天文」知識與傳統「天」意義的張力，范教授幽默地點名長期關切中西知識交會與論爭的史語所祝平一教授出面釋疑。

　　祝教授指出，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已經開始煩惱此問題，耶穌會士希望勸說中國人相信「天」就是「形天」(physical sky)，天空中並不存在道德或政治的諭示；但是他們傳授知識與觀念的主要對象，及其所服務的朝廷，並無法輕易捨棄這樣的宇宙觀──畢竟天子還是天子，天象與王權不可分割。對這些耶穌會士而言，天主也還是天主，西方世界的「天」也沒有完全切割自傳統宇宙觀和宗教觀。因此上述論題並非只涉及中／西之間，實為更普遍的宗教、政治面對傳統／現代轉化所凸顯的矛盾。

　　循著上述議題，不同領域之學者各自舉出實例加入討論。祝教授指出掌欽天監的南懷仁與明朝廷協商後，願承接天文、節氣的觀察及計算，但不處理祭儀相關之事務。至於明清之交的知識分子如熊明遇、方以智，其知識養成也因較前期的儒者、理學家來得複雜，尤其在自然科學方面，這些文人的著作，多主張以西學概念修正朱子理學所論定之知識。而第二波「天」的概念產生巨變，約發生在民國初期（近史所雷祥麟教授近期極關注此議題），新學科的成立與制度的重組，使得觀念亦開始隨之產生變化。時至今日，技術物（例如衛星）使得「區域」的意義開始改變，氣象觀測及評估的對象變成更為廣博的宏觀區域 (macroregion)。至此，祝教授提醒氣象學的政治已非單一國家足以改變，晚近美國倡議氣候議題的國際合作並呼籲中國參與，即可證明此事態。氣象學影響下「區域」概念的改變，也是一個值得繼續關注的問題。范教授接著補充，早在十九、二十世紀氣象學作為獨立學科發展時，便已發現氣象知識集中、不平均的問題，如中亞地區的資料空缺從十八世紀末一直延續至今日。國科會博士後研究人員林亦辰博士則補充，當代「氣象學」逐漸轉變為國際間國防、外交軟性合作的媒介，氣象資料是否會公開分享和與誰分享？這些問題可視為當今科學與政治交纏的具體例證。

　　聽著兩位學者的討論，郭文華教授腦中浮現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教授於 1987 年所出版《疲憊的大地：1500-1850 年間國家與湖南的農民》(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A.D) 一書，談及地方水利、水災如何影響一地生態進而引發地方性的疾病災害，郭教授好奇當那些中央無法掌控及治理的天氣現象發生時，地方會如何因應？而中央政府又會怎麼處理災害損失，如何負起統治者的道德責任？

　　范教授回應中點出「俗民氣象學」的意義，長期生活在一地的人民，其日常經驗之累績及其所作出的回應，其實都是氣象觀察與預測的重要元素。此外，范教授和祝教授皆推薦閱讀林宗台 (Lim Jongtae) 教授的研究 (“Measuring the Rainfall in an East Asian State Bureaucracy: the Use of Rain-Measuring Utensil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Korea,” in Science and Confucian Statecraft in East Asia, 2019)，探討朝鮮李朝地方官員針對降雨量計算的操作，顯示科學知識一方面影響中央政策所制定的「標準值」；另一方面，地方卻展示了技術物仍可受人為算計與操作，雙方都摻雜了政治考量及對科學知識的掌握。

　　最後，「天」上的討論又拉回到「地」面，祝教授指出正當日本已經接納現代「地理」的學科概念之際，中國仍保留更廣義的「地學」學科概念。有趣的是，縱使張相文 (1867-1933) 在 1909 年所組織的「中國地學會」已不再將「風水」納入學術研討的範疇，但在統治與日常生活層次，卻仍然保留著類似的傳統思維模式。即便是分化中的知識和學科，其傳統概念或技術仍可能持續被使用，我們對於農民曆、占星的信賴，又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