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慧敏教授演講「不隱之私：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日記出版」紀要

　　本次孫慧敏教授的演講，為近史所例行之講論會活動，為因應 COVID-19 疫情三級警戒的規定，改以線上會議的方式舉行。演講伊始，孫教授分享如何在圖書館、檔案館皆管制甚至關閉的情況下，依舊保持研究量能，不間斷學術研究的工作。儘管孫教授展示的是數位時代做研究的方法，但仍深含歷史研究最基本的精神與準則——挖掘史料、理解史料與尊重史料。特別是今日講題，即是回歸史料本身被製造的歷史，思索日記這類文本如何被生產、流布並進入商品市場的過程。這當中涉及相當廣泛的層面，包括對日記出版的認知變化，印刷出版技術的變革與選擇，以及出版內容的裁剪、編排等，無不回應時代的思想心態與技術條件。加上日記此種具私密性的體裁，隨著出版文化的盛行，被強烈地捲入近代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爭辯之中。職是之故，孫教授此一研究不僅展演數位工具如何輔助歷史研究，也彌補過去研究者多著重日記如何呈現日記主的形象，而相對忽略日記出版品在生產過程中，所經過的多道「加工」手續。

　　為了讓聽眾跟隨講者進入日記出版的時代脈絡，孫教授先介紹整體二十世紀中國的日記出版概況。近二十多年間，日記出版在海峽兩岸均蔚為熱潮，不僅公共圖書館或私人珍藏的稿鈔本日記陸續公諸於世，許多曾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出版的日記也獲得重刊的機會，孫教授因此注意到日記出版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曾一度興盛。究竟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出版了多少種日記？透過查閱《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建置的「革命文獻與民國時期文獻聯合目錄」兩個書目工具，經剔除重複登錄與繕打錯誤者後，孫教授統計 1911 至 1949 年間至少有七十八位日記主的個人記錄被出版成書。此外，除了以書籍的形式刊行之外，當時的報紙雜誌上也常連載日記，顯示當時的日記出版並不只為學術研究者服務，而是以更寬泛、多樣的閱讀群體為目標。孫教授以二十世紀初日記蓬勃出版的現象，探討幾個互相聯繫的課題：為什麼日記主或其後人願意公開日記？如何公開？公開到什麼程度？又會引起多少隱私爭議？

　　孫教授解答上述問題的方法，是逐一拆解日記的整體出版經過。她指出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之間，時人對日記出版的觀念產生轉變。一來是日記的出版順位逐漸提前，此以明人李日華 (1565-1635) 的日記出版過程舉例說明。李日華過世後，其子孫首先刊刻其詩文，之後才是筆記與遊記，至於李日華的日記則被束之高閣。十九世紀下半《嘯園叢書》的刊刻者葛元煦，與二十世紀初《嘉業堂叢書》的刊刻者劉承幹 (1881-1963)，皆高度肯定李日華日記的出版價值，各將其收入叢書印行，《味水軒日記》因此成為李日華最廣為人知的一部作品。二來是日記出版的形式由摘錄到追求完整。傳統的日記出版，多用摘錄的方式，編輯整理者可能先行過濾內容，或加以分類整編，藉此精簡篇幅，降低雕版與印刷的成本，提升可讀性，並維護日記主的隱私。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情形有些翻轉。1876 年，湖南傳忠書局以分類摘錄的方式出版了曾國藩 (1811-1872) 的日記《求闕齋日記類鈔》。但上海申報館在 1887 年出版此書排印本時，卻刻意在廣告中刪去「類鈔」二字，藉此營造「原書」、「足本」的印象。為了回應閱讀市場對曾國藩日記的期待，1909 年曾國藩的後人再以石印方式出版了曾國藩的日記手稿。孫教授觀察到，儘管出版者試圖藉由影印手稿來展現曾國藩日記的原汁原味，坊間卻仍傳聞石印本已遭修飾與刪節。此類傳聞反映出一種將日記當作私史的心態，讀者期待從私人記錄中看到官方說法中不會出現的私議與祕聞。

　　了解到日記出版的觀念在近代以後所發生的轉變後，孫教授進一步探究出版者如何選擇出版的技術與流程。石印技術的引進，使日記手稿可以不經抄錄整理，便直接影印出版，但對於逕付出版，許多人仍有所顧慮。以李慈銘 (1829-1894) 日記的出版來說，主持其事的蔡元培 (1868-1940) 就因顧慮李慈銘不願以全稿示人的遺志，而延宕了出版時程。實際上，出版者以影印手稿的方式公開日記，確須承擔風險。例如馮煦 (1842-1927) 的日記在出版前，即因作序人發現日記內容諷刺了他的父親，聲言日記一旦出版，將採取法律行動，而不得不作罷，至今仍未重啟。然而，影印手稿是否完全沒有隱匿日記內容的空間？許多人的研究已指出不然。李慈銘的日記刊本與手稿本之間，仍有所出入；翁同龢 (1830-1904) 的日記出版同樣也作了刪節，且手法更加細膩。那麼，以排印方式出版的日記是否會隱匿更多？從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看來，似亦不然。在未與原稿比對的情況下，目前還無法確定修飾或刪節的輻度，但日記中高度暴露其家庭的隱私與紛爭，卻是不爭的事實。

　　孫教授接著話鋒一轉，指出二十世紀以後大量報刊雜誌的發行，為日記出版創造更多的空間。例如孫寶瑄 (1874-1924) 就將日記中針對新黨的自由、平權之說所作的討論，以〈忘山廬日記〉為標題，投稿至《中外日報》，此文後來又被《北京新聞彙報》轉載；梁啟超 (1873-1929) 也在自己所辦的《國風報》上發表日記中所記錄的時事與評論；丁福保 (1874-1952) 則在《中西醫學報》上登出其行醫經驗的日記。這些報刊上的日記具有即時性與主動性，不待累積於日記上讓後人整理出版，是其顯著的特色。另一方面，正如學者陳平原所觀察到，自 1914 年《雪鴻淚史》問世以後，日記體小說成為各種報刊雜誌的新寵，而少女或少婦的生活與情思，更可說是最受歡迎的主題。在此同時，也有一些女性作者，在婦女報刊的鼓勵下，公開發表她們的日記。但她們向公眾展現的，並不是日記體小說慣寫的旖旎情思，而是不讓鬚眉的文采與見識。

　　隨著日記出版逐漸風行，人們開始反思日記出版中的虛實相雜現象。周作人 (1885-1967) 強調日記的可貴在於能夠呈現作者「真實」、「天然」的樣貌，因此不應以出版為前提來撰寫；郁達夫 (1896-1945) 則認為日記既是一種能夠幫助作者確立真實性的寫作體裁，也是一種能夠幫助作者深刻挖掘自我、表現自我的文體。相反的，魯迅 (1881-1936) 反對將文學創作與日記書寫混為一談。他認為刻意擬真的日記體文學不僅無法為讀者帶來樂趣，而且會讓敏感的讀者感到不舒服。他和弟弟周作人一樣，都主張日記應該是寫給自己看的，但他不像周作人那樣天真，相信日記可以呈現作者的真實與天然樣貌。

　　最後，讀者怎麼解讀、感受他人出版的日記，讓日記出版的討論更加生動與立體。孫教授以《湘綺樓日記》所引起的各種評價為例進行說明。有些讀者強調「開卷有益」的原則，認為《湘綺樓日記》中豐富的家居生活記錄只是毫無意義的個人生活瑣事；有些讀者則嘗試從中提煉出齊家治國之道。有些讀者則著眼於共感與對照的趣味。如《青鶴》主編陳贛一 (1892-1953) 就透過閱讀與轉載 1914 年王闓運至北京就任國史館館長職務期間的日記，來回味、印證自己在北京擔任袁世凱文案期間的見聞。1936 至 1937 年間，他對 1876 年《湘綺樓日記》與 1877 年《越縵堂日記》的閱讀與轉載，以為凸顯了一甲子以前文人生活的雅緻與當代文人生活的偃蹇。

　　由於近代中國的日記出版，是一個牽涉面向相當廣泛的議題，因此在場學者各針對自身所關懷的面向提出不同意見。呂妙芬教授與巫仁恕教授都從明清的日記書寫傳統提出問題。呂教授指出明清時期書寫日記的形式與功能，包括修身、治學與遊記等，顯然延續到清末民初，是其士人文化連續性的部分。相對的，報刊雜誌上提供日記刊載的園地，是嶄新的媒介。因此呂教授提問日記主與出版者如何一邊處理傳統文化連續性的一面，一邊接收二十世紀新文學風潮的影響？巫教授則提出二十世紀日記的商品化是一個關鍵問題。由於明清時期的日記大多數不會出版，而以家刻本、私刻本的形式呈現，不能算是商品化。但晚清、民國以後，確實有許多日記是為商業目的出版，所以應可深究其出版動機與銷售市場。而日記讀者對日記內容中的公、私領域之別，又是如何劃分與歸類，也是值得延伸的議題。巫教授另外補充李日華日記的出版者，都有藏書癖好，有可能李日華日記對他們而言，有如參考書般的重要性，而力促其出版。

　　針對商品化的部分，林美莉教授補充包天笑 (1876-1973) 的案例，不僅《晶報》連載過包的日記，《海晶》也有連載過。其內容互有出入之處，正顯示日記主包天笑如何回應市場的需求。賴惠敏教授也建議可利用近史所整理的股東名冊資料庫，就出版社出版日記的發行與銷售概況，作細部的梳理，如此可回應商品化及市場需求的問題。林志宏教授則提問國家力量是否也會促成日記出版。他舉海軍軍官田開銓 (1925-1949) 為例，指出田開銓從軍人的視角，在日記中書寫他所理解的中美關係，與在海外的見聞。戰後，田開銓的日記被出版，是否與國家力量在背後推動有關？林教授另外補充抄本編者的問題，例如《緣督廬日記抄》(1933) 的編者就有意突出葉昌熾 (1848-1917) 在政治上的作為，而相對忽視《緣督廬日記》(1990) 中原本記載的許多醫案資料。雷祥麟教授則查閱《中西醫學報》上所登載丁福保的日記，發現其雖名為日記，但並非逐日書寫，更像是自傳的形式，因此懷疑民初時期，「日記」的概念可能還是浮動的，不像現今所理解的以日記事的固定模式。面對眾學者提出的問題，孫教授指出當中還存在許多複雜、難解的課題，包括如何定義日記的商業化出版，以及不同時代對日記內容牽涉的公、私領域各有其不同的認知和分類等，而這些都需要更細緻的釐清，才能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