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瓊云教授演講「異類如何成為親人？——從《聊齋誌異．夜叉國》出發的思考」紀要

　　本次演講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例行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劉瓊云教授發表近期研究成果。此一題目，結合劉教授長期對於中國內部儒家教化與外來精怪研究的思考，更進一步觸及印度神話、佛教傳播、海洋社群等跨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互動。關於《聊齋誌異．夜叉國》一文，學界過去多視之為書寫奇邦異國的涉海小說，並注意到其中佛教文化的影響。劉教授則認為，欲理解〈夜叉國〉深意，除了探究「夜叉」在印度佛教中的原始意義與流衍，更應著眼其形象如何進入中土作者的視野，並獲得哪些層面的轉化。本次演講即以「夜叉敘事」為中心，考察蒲松齡如何繼承並轉化前代的敘事元素，思考其中的文學與文化意義。

夜叉：從印度到中國，變動中的異類

　　夜叉最初的信仰情況不易確考，惟學者大致同意其較完整成形，應可追溯至前雅利安 (pre-Aryan) 時期印度中北部的原始宗教。印度原始信仰中的夜叉形象，可在現存石刻造像中得見，其共同特徵是厚實飽滿的體態。信徒相信，夜叉具有保護生命、孕育豐饒的職能。男夜叉能護持商旅行經野地平安，並守護財富；而夜叉女則被刻畫為豐胸肥臀，並形塑為滋養生長的母親形象。此外，夜叉與「水」之間的關連密切，正展現在其同時具有「護育」和「危險」的二重性上。夜叉介於「神明」與「異物」之間，同時具有精神性的純淨與身體性的汙穢，兩者之間的閾限性 (liminality)，在漫長的動態傳衍過程中始終並存。

　　劉教授指出，「夜叉」隨著佛典進入中國，其形象在古典小說中展現出游移於天人、鬼怪和蠻族之間的多重樣態。宋人李昉編《太平廣記》有「夜叉」兩卷，共錄載十四則故事。其中的夜叉形象，多為形貌駭人、生食人獸的鬼怪。而在〈丘濡〉一篇，則展示夜叉「天人」、「半神」般的騰空飛行神力。另外，亦有數篇故事展現出人類與夜叉之間的邊界漸趨模糊。如〈杜萬〉講述人類與夜叉在特殊情況下遇合，生下混血之子；而〈江南吳生〉則描繪江南吳生攜妾赴西北邊塞任職，風土之異加上不可確知的神秘因素，使其原本溫婉之妾，逐漸轉變為兇蠻夜叉。

　　而在《太平廣記．狗國》和南宋洪邁 (1123-1202)《夷堅志》所載多篇海難記述中，則將故事舞臺移轉到海上。劉教授認為，此類海難與島夷敘事，一方面揭示出唐宋時代的海上交通與貿易活動背景；而另一方面，「夜叉」的形象被賦予了海外「蠻族」的色彩，特別是《夷堅志》的記載中，漢族男子不僅和夜叉來往通婚，甚至不再以「夜叉」稱呼島民。綜觀「夜叉」形象的流轉，不只意味著「異類」的變形轉化，更透顯人類對於「自我」和「他者」邊界關係的重新調整與安置。

異類如何成為親人？蒲松齡筆下的〈夜叉國〉

　　《聊齋誌異．夜叉國》講述交州商人徐某泛海經商，遭遇風暴漂流至夜叉國的故事。徐某後與夜叉女子成家生子，融入異界，並帶著兒女妻子轉返交州，立功戎邊，成功回到中國社會。小說從「夜叉」舊有的兇惡形象寫起，逐步描繪徐某融入夜叉國異俗的過程。蒲松齡不只突破前代鬼怪、異族、守護者三類型的單一分野，亦翻轉夜叉敘事的通例，成功將「母」夜叉由海島帶回漢地，成為家人。劉教授通過細讀文本，緊扣題目「異類如何成為親人」的提問，揭示〈夜叉國〉的諸多新意。首先，蒲松齡描寫徐某通過食物（包括肉脯和熟食技術）的分享，夜叉語的學習與溝通，展現出人類學上「我群」意識的構成要素，成為徐某融入「夜叉社會」的關鍵。劉教授進而分析，過去夜叉敘事未曾處理的「天壽節」情事：此一節慶活動，將徐某帶出象徵「家屋」的洞穴，展開對於夜叉社會的深入觀察。此段敘述並未採取人類學式的俯瞰視角，而是交錯著徐某與夜叉互相觀察的多重視線。以眾夜叉授予「骨突子」這一情節而論，對於夜叉族人來說，此物乃是社會群體身分的象徵，在徐某眼中卻成為「一珠可直百十金」的商品。此一方面揭示海洋貿易的時代背景，另一方面，也點出夜叉和徐某所代表的漢族文化之間的隔閡仍在，也拋出了徐某終將離開夜叉島的線索。

　　而後，劉教授引述杜正勝先生早期關於「物怪」的研究，指出「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豐富樣態。小說屢以「物」稱呼夜叉，展現徐某對於異類的認知基礎；然而，「物」的內涵隨著時間卻在改變，朝著「人」位移。徐和女夜叉結合的段落，透顯小說倫理化的傾向。劉教授認為，徐某和夜叉所生的混血子女，雖是人形，卻始終保持動物性的強健體魄。而經過徐某教授「華言」，子女也逐步被賦予「人氣」，並發展出漢語世界認可的家庭倫理觀念。回到交州以後，為了鎮守邊亂，夜叉的原始力量派上用場。不只兄妹三人俱善戰，「母夜叉」亦從子南征，立功漢人社會。蒲松齡在此特別凸顯了混血兒跨語言、跨文化的優勢，並形塑多國移動的旅人。佛典中的夜叉、毒龍等神怪之屬，在此皆成為海上國度（夜叉國、毒龍國），彼此往來。海洋不再只是漢地與異域之間的阻絕障礙，也是既危險又充滿新連結、新可能的機會之境。

　　相對於中國十七世紀異文化遭遇的記述，大多來自朝廷官員、使節、文士、僧侶、傳教士等政治文化上層，蒲松齡透過轉化傳統「夜叉敘事」，提出一種「常民海商」的視角：〈夜叉國〉中，徐某全無佛陀降妖伏魔的本事，也沒有漢族官員教化蠻夷的職責或自許，孤身在異族社群中求存，他最重要的稟賦是敏銳的觀察與模仿能力，發展實用智慧順時而行以求生存。蒲松齡從一位海商的恐懼情緒寫起，通過其視角，想像、思考「異類」與「我群」的邊界，乃至兩造關係相互形塑、重新界定的可能。〈夜叉國〉故事不只承襲前代的「夜叉」故事的諸多元素，更展現出（新？）人類的海洋社群網絡，並被賦予了前所未見的跨地域、跨文化向度。

　　最後，劉教授將托多洛夫 (Tzvetan Todorov)《野蠻人的恐懼》一書和二十世紀初新感覺派代表作家之一施蟄存 (1905-2003) 短篇小說〈夜叉〉對舉，提示「恐懼」的情緒，可能發展成殘酷對待異己的危險心態。任何人面對其原生國族、種族論述和文化記憶的構建，皆應抱持警覺態度，謹慎以待。從印度佛典，中國古典志怪，乃至當代小說，也許「夜叉」的生死流轉，仍與當代人類的心靈隱晦相連。

總合討論

　　綜合討論裡，廖肇亨教授補充蒲松齡《聊齋誌異．夜叉國》與《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在敘事模式上密切的關係，指出斯里蘭卡獅子國、俄羅斯羅剎國等外國想像一直是明清小說的熱門題材之一。而明末清初的商人出外行商時，被允許在外地建立另一個家庭的婚俗制度，或許也是促使蒲松齡在小說中反思家庭倫理的社會背景。

　　關於物與物怪的內涵，劉苑如教授認為王充 (27-97)《論衡．訂鬼篇》所謂「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是為鬼物，而《山海經》所謂「鬼國」、《搜神記》所謂「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則是中國面對陌生的邊疆族群常見的看法，此處的「怪物」並非「鬼物」，可進一步仔細辨析。從筆記和志怪小說的傳統來看，魏晉南北朝《拾遺記》「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早有關於夜叉的描述，同樣來自南方海洋，而從西域傳播進入中國的夜叉形象，往往與毘沙門天王的關係更深切。陳相因教授也補充，在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文學當中，也可看見稱未知的事物為 the thing，或是 creatures，是主體對於客體的解釋視角。

　　楊玉成教授強調蒲松齡反諷的文學筆法，是其文學趣味之一，即便是〈夜叉國〉這樣帶有華夏中心意識的故事，仍然可以從細節描寫發現蒲松齡的自我顛覆。楊教授也提出，從奇幻文學來看清人的志怪，與六朝志怪不同，讀者會發現，這裡沒有超自然力量，奇幻事物往往都是來自於陌生的國度。

　　另外，李明輝教授與陳相因教授皆提到除了印度文學之外，夜叉的文化比較或可再延伸至俄羅斯文學和西洋文學，探討上帝、人、禽獸之間中介狀態的各種異類。李育霖教授則從逆反的角度提問，除了被納入主體文化內部裡的夜叉，是否有被主體排除出去的故事？劉教授回應，早期的筆記確實也有逃跑的夜叉，但正因為脫逸出去，不被主體語言與文化容納，敘述篇幅很短，甚至不被記錄下來。洞察多元的提問與建議，提供豐富訊息供劉教授未來繼續開展研究，演講在熱烈的「線上」掌聲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