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桂如教授演講「中國講史小說之東傳與出版」紀要

　　林桂如教授本次演講「中國講史小說之東傳與出版」，以江戶時期日本大阪書肆刊行的四部軍談——《通俗吳越軍談》、《通俗武王軍談》、《通俗列國志全編十二朝軍談》、《通俗宋史軍談》——作為討論核心，探究中國講史小說東傳，從底本選用、編纂、內容增刪，到出版行銷的各種複雜面貌。整體而言，延續林教授長期以來對漢籍小說東傳的傳播、出版現象之關注。

　　針對四部大阪書肆出版的通俗軍談，林教授首先爬梳江戶時期通俗軍談的出版情形，並說明從地域角度探討之原因。林教授提到，通俗軍談的出版書肆主要為京都、大阪兩地，這些書肆背後皆有幕府、貴族、寺院等勢力支持。這些書籍價格不菲，乃為當時上層階級童子的閒暇讀物，以淺白有趣的通俗文學內容吸引其目光，是童蒙正式學習中國歷史前的銜接。林教授進一步考察江戶時期刊行的《書籍目錄》，指出當時約二十部通俗軍談，僅四部是大阪書肆出版，其餘皆由京都書肆出版。大阪作為當時交通要衝，商賈聚集往來，與京都書肆之間也存在著競合關係。再者，這四部通俗軍談，更有先刊行後半部、底本交代不明的情況，這些原因都促使林教授將注意力放在大阪書肆所出版的四部通俗軍談。

　　關於《通俗吳越軍談》、《通俗武王軍談》（二者合稱《通俗列國志》）兩書，是以漢籍《列國志傳》作為底本，但大阪書肆卻將之一分為二，先刊行時代較後的《通俗吳越軍談》（起於〈秦哀公設會圖霸〉至〈王賁詐巡撫燕地〉，為《列國志傳》後半段），再刊行時代較早的《通俗武王軍談》（起於〈蘇妲己驛堂被魅〉至〈楚靈王大會諸侯〉，為《列國志傳》前半段）。針對此特殊現象，林教授認為除了日本德田武教授所解釋的，《列國志傳》後半部內容較為有趣的原因之外，亦可從出版的角度析疑。江戶時期通俗軍談的出版商仿效明代萬曆年間講史小說成套販售的策略與手段，在正文結尾處提及歷史足相銜接之書籍，借以宣傳、廣告。當商船從中國將漢籍運回日本，大阪書商可能已經擁有整套形式的漢籍，翻譯順序與銷售手段也就有更充足的彈性空間。

　　接著，林教授分析《通俗吳越軍談》、《通俗武王軍談》所對應的漢籍底本。雖然德田武教授提出嚴謹的證據證明二書底本為蘇州本，但林教授重新比對余象斗 (活動於萬曆年間) 本、蘇州本以及《通俗吳越軍談》、《通俗武王軍談》後，則有了新的斬獲。林教授以為譯者清地以立 (1663-1729) 在翻譯《列國志傳》時，不僅參考了蘇州底本，對於余象斗本亦有所擇取，如在〈魏徵龐涓下雲夢〉一則中，蘇州本「帶孫臏出遊」句，余象斗本作「帶孫庞出遊」，而清地以立則將孫臏、龐涓皆譯出。林教授更提到清地以立並非忠實地翻譯《列國志傳》，尚且進行改動、增刪。清地以立雖自言參考《左傳》、《史記》等書，但其實有參考馮夢龍 (1574-1646) 的《新列國志》、《智囊》，如在《通俗列國志》增補的部分，幾乎俱可見於馮夢龍《新列國志》。又，《通俗吳越軍談》首則〈范蠡扁舟歸五湖〉所增加的陶朱公致富與救子故事，並非直接參照《智囊》原本，而是其日文譯本——《智恵鑑》，二者經比對後，內容可說一致。對此現象，林教授指出，當時翻譯、改寫有許多方式可增加其效率，而清地以立之所以未曾細說使用版本為何，實因參考的書籍不僅一種。至於清地以立為何以蘇州本作為底本，林教授從版本形式進行補充，蘇州本版面清晰明朗，字體大小適中，較之余象斗本更加適合閱讀。最後，在《通俗列國志》部分，林教授回過頭解決演講伊始所提出的疑問，為什麼時代較後者先翻譯、較早者後翻譯？在余象斗本、蘇州本當中，記載時代皆止於秦始皇，而《通俗武王軍談》則提及子嬰為項羽所殺，並以「事見於《漢楚軍談》」一語作為結束，林教授認為此顯然欲銜接已流行於世的《漢楚軍談》，因而在歷史背景可與之連接的《吳越軍談》需得先行販售。

　　其次，林教授提到《通俗十二朝軍談》之翻譯者為李下散人（生卒不詳），帶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以及明顯的考據癖，對《通俗十二朝軍談》所依據的底本《列國前編十二朝》以及其所依據的中國史籍──《綱鑑》、《資治通鑑》等書相當熟稔，並以之進行比對、考訂。而《通俗十二朝軍談》與余象斗《列國前編十二朝》在內容上的差異，林教授則歸納為如下數點：除去佛教相關內容、刪除余象斗的評論和詩作、增加小說中的戰爭描寫、增改章節末之評斷等。

　　再者，關於《通俗宋史軍談》一書，林教授認為與前面三者的風格不同。此書翻譯之漢籍底本為《南宋志傳》，所使用的言語俚俗，譯者松下瑞亨（生卒不詳）翻譯時保留原書的俗語辭彙，明顯帶有俗語學習的性質，這是前面三本所沒有的現象。林教授更進一步解釋，《通俗宋史軍談》較諸前三本通俗軍談刊行時間為晚，此時日本正流行唐話學運動，學習口語漢文，所以此書中才會增加俗語。

　　最後，林教授整理大阪書肆的幾個特色，如：翻譯的順序由後往前、行銷手段上採取成套販售、使用其他史料考訂內容輔助翻譯、技巧性地將原書作者名字抹去等。針對通俗軍談的重要影響，林教授則提到在通俗軍談之後進入《水滸傳》流行的階段，除了翻譯之外還出現專門註解《水滸傳》的辭書。以其中一部辭書《忠義水滸傳抄譯》為例，可以發現當時日本除了正流行的金聖歎 (1608-1661) 本外，更知道以地域劃分的建陽本，此概念的形成，則可能源於通俗軍談所使用的底本不少是建陽本的緣故。

　　演講結束後，討論熱烈踴躍。史語所李仁淵教授就林教授所使用的《書籍目錄》，談及中國直到二十世紀才有跨越出版社的同業公會編輯出版目錄。相對的，日本在江戶時期就有此種書籍目錄，因此相當好奇江戶時期是否即有此種組織，以及其不同區域之間競爭關係的情形。對此，林教授回應，日本各地如京都、大阪、江戶皆有公會，且很早就成立。除了彼此聯絡外，也有版權的觀念。一般中國書坊、書肆屬於民間私人機構，日本江戶書肆背後則有龐大勢力，如部分京都書肆即有寺院在背後支持，有時會發生版權爭端。此外，各地書肆間在競爭之外也有合作關係，如出版大部頭書籍可三都合作，互相分散風險。這方面確實和中國的出版文化不太一致，留下相當多史料。

　　劉瓊云教授則對「軍談」概念、日人對中國和日本的講史小說趣味的異同提出疑問。林教授回應，「軍談」可分成中國講史小說以及日本的歷史小說。和戰爭有關即可稱為「軍談」。這類作品是上層階級從小教育的一部分，這些書籍雖有部分偏重兵法，但林教授以為是更為偏重歷史。就軍談問題，主持人楊玉成教授進一步提出其觀點，由於中國小說沒有「軍談」一詞，因而乍看突兀，但可能與日本的幕府武士文化有關係，與日本的軍談體裁對比，中國則有百將傳這類主題，但兩者又不太一致。

　　而後，與會學者更陸續提出相關問題，如馮夢龍《三言》在日本的容受情形、通俗小說與日本文學人物類型的轉變、成套販售的定義、倒著出版是否為特殊現象等等，林教授一一予以回應和討論後，演講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