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宏逸博士演講「謊言與新生：薩瑪納札騙局與歐洲臺灣研究的誕生」紀要

　　簡宏逸博士本次演講延續長期以來對於歐洲與東亞間知識交流互動的關注，以喬治．薩瑪納札 (George Psalmanazar, 1679-1763) 的騙局為主軸，分別由薩瑪納札的個人經歷以及英國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對此驗證的雙重角度切入，探討十八世紀初期臺灣研究於歐洲地區的萌芽與發展狀況。

　　首先，簡博士講述展開這項研究的動機與過程。在他的博士論文〈巧遇的接力：歐洲與東亞間的民族誌知識收集、整理、再相遇〉中，便曾經運用薩瑪納札參與編輯的 The Modern Part of An Universal History（《世界通史．現代史》）作為例子，將其視為十八世紀上半葉歐洲地區情報收集方法的一個轉折點。基於對薩瑪納札的興趣，簡博士在取得博士學位後曾特地遠赴英國搜集相關資料，並經歷一些細節層面的釐清之後才發展成現階段的題目，是其擔任中研院臺史所博士後研究員期間所投入的主要研究。因此這份研究可算是博士論文的延伸，但並非博士論文的一部分。

　　「這是一本臺灣讀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書」，簡博士以有些詼諧的評語開啟對於薩瑪納札最廣為人知的著作、也是這份研究中的重要史料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概述》）的介紹。簡博士指出，這本書籍曾多次於臺灣出版（臺灣譯本名《福爾摩啥》和《福爾摩沙變形記》），因此大家並不陌生。但是薩瑪納札筆下的臺灣，無論是人文風俗的敘述、文字符號的標註，又或是住民圖像的呈現，與我們的認知存有很大的差異。

　　接著，簡博士針對過往英語學界對於薩瑪納札事件的研究進行回顧，並提出他所欲處理的面向。英語學界的研究多以《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概述》為主軸，將其作為文化研究、批判人類學以及英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對此，簡博士則嘗試以更宏觀的角度，分析薩瑪納札騙局是如何成為歐洲之臺灣研究的催化劑，去激發歐洲進行首次批判性，亦是首次科學性的臺灣研究。

　　簡博士先由薩瑪納札的生平切入，簡述薩瑪納札騙局展開的背景與過程。他從薩瑪納札晚年留下的回憶錄中找尋線索，指出薩瑪納札可能出身於法國南部，且在耶穌會學校中接受過教育，頗具語言天賦。然而，礙於家庭無法支應他的生活開支，迫使他出走異鄉並投身軍隊，在歐陸展開了一段時間的軍旅生活。從軍期間為了展示與其他士兵的不同，薩瑪納札多次偽造並轉換自己的身分，無論是「虔誠信奉異教的日本人」，或「被天主教神父帶到歐洲的福爾摩沙人」，都是他曾經扮演的角色。

　　1703 年初，薩瑪納札迎來人生的轉折，並成功擴展了他的騙局。自稱是「被天主教神父帶到歐洲的福爾摩沙人」的他，在斯勒伊思 (Sluis) 從軍時遇到了英軍的隨軍牧師亞歷山大‧殷尼斯 (Alexander Innes)。由於英國國教派在當時尚屬新興宗教，殷尼斯很快地嗅到薩瑪納札改宗英國國教後的潛在利益。因此，即使殷尼斯曾經私下揭穿薩瑪納札的身分，但是殷尼斯並沒有選擇揭開謊言，反而利用薩瑪納札編織一場更大的騙局。在薩瑪納札隨著殷尼斯回到英國後，作為一位罕見的東方人，薩瑪納札很快引起各方的興趣，並受邀參與英國皇家學會每週舉辦的例會。

　　透過爬梳英國皇家學會的會議紀錄與薩瑪納札的個人記載，簡博士試著還原薩瑪納札於 1703 年 8 月與 1704 年 2 月，先後兩次參與皇家學會例會的過程。在第一次會議中，薩瑪納札聲稱自己是「福爾摩沙的本地人 (A native of Formosa)」，並表示正在計畫出版一本關於福爾摩沙的書籍。然而，他的外貌卻使他受到質疑，有人認為他長得像年輕的荷蘭男子。在第二次會議，皇家學會邀請了當時剛從中國回來的耶穌會士洪若翰 (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與薩瑪納札針對福爾摩沙議題進行辯論。薩瑪納札在這場辯論透過詭辯有效地轉移真實性的質疑。

　　接著，簡博士考證《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概述》的知識來源。對於沒有福爾摩沙經驗的薩瑪納札，他選擇從其他早期的著作中找尋靈感。十七世紀德國地理學家瓦倫紐斯 (Berhardus Varenius, 1622-1650) 的《日本王國志》、約翰．紐霍夫 (Joan Nieuhof, 1618-1672) 的《荷使初訪中國記》以及歐弗特．達波 (Olfert Dapper, 1639-1689) 的《荷使第二、三次出訪中國記》都是薩瑪納札的參考資料。至於曾經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居住過的牧師干治士 (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 所留下的報導，雖然也於相近時期被英譯出版，但薩瑪納札當時並不具備良好的英語閱讀能力而未參考。即便如此，他卻在《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概述》一書的出版序中大肆批評干治士報導的荒謬無稽。

　　綜合洪若翰與干治士的例子，簡博士認為薩瑪納札藉由壟斷福爾摩沙的解釋權來維繫這場騙局。其中，削弱對手的權威性是其重要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撰寫《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概述》一書而廣蒐資料的過程間，薩瑪納札已開啟了屬於他自己的臺灣研究。

　　對於薩瑪納札的騙局，當時的英國學界並非全然相信他的描述。因此，皇家學會的成員試著透過十七世紀以降興起的科學研究方法來檢視。簡博士介紹了當時常為皇家學會使用的幾種辦法，並指出「運用社會技術 (social technology) 尋求可信賴、不帶偏見、前後一致的合格的證人」，是當時驗證薩瑪納札說詞的唯一方法。然而，薩瑪納札透過自稱是福爾摩沙在地人的說詞，奪取了作為證人的最高誠意。再加上干治士等其他曾經有過福爾摩沙經歷者無法現身為自己辯護，導致十八世紀初期的倫敦暫時沒有人能夠擊敗薩瑪納札。

　　雖然薩瑪納札獲得了短暫的勝利，但英國皇家學會並沒有放棄對於薩瑪納札說詞的調查。簡博士藉由學會的會議紀錄，說明當時的學會曾試著透過展示由洪若翰神父提供的幾項中國器物、比對著名天文學家哈雷 (Edmond Halley, 1656-1742) 提供的中國與福爾摩沙地圖，以及試探薩瑪納札是否具有福爾摩沙位於北迴歸線的知識等方法，嘗試揭露薩瑪納札的騙局。然而這些都沒有影響到薩瑪納札的權威。皇家學會的調查一度陷入瓶頸，直到 1705 年身為基督教知識促進會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SPCK) 會員的亨利．紐曼 (Henry Newman, 1708-1743) 找到真正去過福爾摩沙的「合格證人」——曾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商務員和醫生的山謬．葛瑞芬斯 (Samuel Griffith)。1705 年 6 月，紐曼與皇家學會院士的約翰．錢伯倫 (John Chamberlayne, 1666-1723) 在例會中一同宣讀紐曼與葛瑞芬斯的通信抄本，學會才算是真正終結了薩瑪納札的騙局。

　　簡博士認為皇家學會在這段期間的行動，已經算是完成第一次具批判性與科學性的臺灣研究。判別標準有下列幾點，第一，各方提供的文獻資料有一致性且沒有串供之虞。第二，提供證據者有足夠的社會地位讓人相信其說法。第三，製造騙局並不具有利益，且證人不會為了利益而去做偽證。第四，證人的聲譽是最重要的條件。換言之，皇家學會是在可靠的證詞下建立反駁薩瑪納札的事實，只是他們當時並未有這樣的自知，也未將結果發表或是出版。

　　在這樣的基礎上，簡博士進一步比對，當面對不同階級的證人所呈現的新訊息時，皇家學會在接受程度上又會有什麼樣的差異。第一個例子為同樣都是呈現歐洲學者認知以外的新知識，皇家學會給予阿姆斯特丹市長 Nicolaas Witsen (1641-1717) 所提供的韃靼利亞 (Tartaria) 地圖之信任，很顯然高過薩瑪納札所提供的《福爾摩沙史地概述》。另一個例子則是山謬．雷諾德 (Samuel Reynolds) 態度的轉變。雷諾德長期與薩瑪納札交好，但是在他收到皇家學會院士龐德 (James Pound, 1669-1724) 對於薩瑪納札說法的批評後，他便不敢再為薩瑪納札發聲。換句話說，即使 Witsen 和龐德皆未曾踏上他們所報導的地區，但是憑藉著他們所提供的權威，那些得到他們信賴的證人所提出的資料將得以在社會技術的檢核下被證實。對此，簡博士不禁感慨，直至今日仍難以免除有心人士運用社會技術的漏洞來發假論文。

　　在演講的尾聲，簡博士以「薩瑪納札的真心話」為題，以薩瑪納札晚期參與撰寫的兩本書籍為依據，向大家展示了薩瑪納札晚年時期的巨大轉變。在這兩本書籍中薩瑪納札致力於為讀者提供準確的福爾摩沙訊息。首先是 1747 年由薩瑪納札捉刀的書籍 A Complete System of Geography（《完整地理系統全誌》），他以第三人稱向世人承認自己年輕時所犯下的錯誤，並指出紐霍夫等福爾摩沙遊記的作者，都是抄錄干治士的內容。除此之外，他再次強調干治士的報導「就如同我們假裝是福爾摩沙在地人一樣不值得信任」。第二部作品是 1759 年由倫敦書商集體編輯的《世界通史．現代史》，薩瑪納札曾參與第八卷中關於福建省與福爾摩沙部分的編輯。簡博士發現，福爾摩沙與澎湖部分的敘述約莫佔據福建省內文整體篇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簡博士將之視為薩瑪納札強烈地希望提供關於福爾摩沙真實訊息的一種呈現。

　　透過分析這兩份書籍的知識來源，簡博士指出晚期的薩瑪納札大篇幅援用了耶穌會士馮秉正 (Joseph de Mailla’, 1669-1748) 於 1714 年訪問福爾摩沙後留下的旅行報告，並參考了中國耶穌會士 Dionysius Kao 的紀錄，以及《臺灣府志》(Gazette of Taiwan Prefecture) 的翻譯等內容。總而觀之，簡博士認為到了十八世紀後期，馮秉正的報導取代了干治士成為歐洲認識福爾摩沙的權威文獻，而馮秉正的知識也被廣泛記載於十八世紀所發行的地理書籍與百科全書之中。

　　最後，簡博士將薩瑪納札的騙局置回時代脈絡中重新省視，並肯定薩瑪納札的騙局對開展歐洲臺灣研究的重要性。簡博士指出，十七到十八世紀的近代初期，是歐洲研究異國方法的重大轉換時期，從相信旅行者的海外經驗過渡到採取批判性的態度處理這些海外情報，而薩瑪納札正好處於兩種不同方法的轉換點。因此，十八世紀初期的薩瑪納札透過前一時代的海外紀錄，在短時間內欺瞞了大眾。隨之而來的是，皇家學會內部基於批判精神而展開的一系列調查，將他推下神壇。最終，懺悔過後的薩瑪納札也開始使用批判精神去檢視福爾摩沙的相關材料，並致力於為大眾提供準確的福爾摩沙情報。整體看來，薩瑪納札的騙局不但激發了歐洲內部展開對於臺灣的研究，也使他自己參與其中。這也正是為何簡博士將題目命名為「謊言」與「新生」的原因。

　　在討論時，與會學者先後分享自己的想法與建議。首先，林文凱教授針對知識的傳播與流通提出自己的見解。他指出，在第一波全球化後，歐洲對於東亞地區的訊息應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但是薩瑪納札騙局的故事卻意外呈現出這些豐富的資訊沒有完整地傳入英國皇家學會。因此建議簡博士在這份研究基礎下，可以試著進一步釐清東亞與歐洲地區知識網絡的建構過程。

　　陳偉智教授則提問，《福爾摩沙史地概述》在十八世紀初期已被證明為偽書，後世的研究者為何仍願意繼續引用？簡博士表示十八世紀時，可能是因為資料不夠豐富，加上資訊流通度不高，導致部分學者依舊相信這些資料並援引，但是十九世紀後便很難用這樣的角度再去解釋。他嘗試以撰寫文獻回顧的角度去理解，認為《福爾摩沙史地概述》可能是作為已被否定的某種重要理論而被納入這些後續的研究中，至於詳細的情況則值得繼續探究。

　　最後，莊勝全教授從書籍史的角度，建議簡博士可以考量《福爾摩沙史地概述》背後隱含的出版策略，諸如讀者的設定、出版地點的選擇、出版商的合作等都是可以進一步思考的面向。簡博士的回應是，《福爾摩沙史地概述》之所以選擇於倫敦出版，應該與薩瑪納札及殷尼斯相識的機遇有關。至於編輯策略與背後共構者的部分，簡博士則以殷尼斯請人確認文本不會與已知事實呈現太大的反差為例，指出當時確實有過一些相應的作為。比較可惜的是，由於薩瑪納札以拉丁文撰寫的原稿並沒有留下，因此無法藉由文本比對的方式分析原稿與英文譯本，並推測過程中可能產生哪些作用。就如同翁佳音教授的總結，薩瑪納札的騙局牽涉到出版、知識、販賣、宗教等議題，是一個有趣、複雜並且十分重要的研究對象，值得更進一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