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國教授演講「啟蒙、商業、帝國、文明與殖民——從馬嘎爾尼出使中國講起」紀要

　　啟蒙、商業、帝國、文明與殖民，是陳正國教授近二十年來研究十八世紀歐洲思潮及殖民史所關心的詞彙。此次演講，陳教授以宋念申教授在 2019 年由聯經出版的《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一書為引，對第六章〈早期全球化——東亞的重要角色〉討論馬嘎爾尼使節團特別有感觸，並以前列的詞彙在本次討論會中說明馬嘎爾尼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出使中國一事之看法，跟與會學者交流意見。

　　近年來，學者對馬嘎爾尼使團的研究推陳出新。馬嘎爾尼使節團六百多人，除了覲見乾隆皇帝 (1711-1799) 以外，它也是一個大型的調查團，利用出使活動調查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等面向。參與成員有愛爾蘭人、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各有專業，留下來的紀錄非常多。這些紀錄可讓我們從外交、醫學、科技、音樂、繪畫、禮儀、文化、商業等角度分析其歷史意義。Linda Colley 教授利用此次使節為案例，討論何謂不列顛認同 (Britishness)。黃一農教授利用十幾份使節返國後的報告，鉅細靡遺的考證兩國外交禮節的原委。近來更有音樂史學者透過此次使節，研究全球音樂史 (見：Thomas Irvine, Listening to China: Sound and the Sino-Western Encounter, 1770-1839.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20)。儘管學界對馬嘎爾尼出使中國事件研究很多，但針對馬嘎爾尼本人的研究卻甚少。且多數研究者針對出使事件本身及出使之後對英國的影響多所琢磨，卻少見使節團出發之前的討論。換句話說，既有的馬嘎爾尼使節團研究集中於外交、禮節爭議以及物質交換。但是對英國使節團團員的研究，以及從長時段角度觀察馬嘎爾尼出使的意義，這些方面的研究比較少。而這兩方面的研究，顯然與商業主義、啟蒙運動及帝國主義的發展密切關聯。

　　十七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相繼成立各自特許的東印度公司，推展非洲、美洲及亞洲的貿易拓殖事業，並將這些全球各處的物質與文化帶回歐洲，刺激人們對異世界的想像。這些國家除了汲取海外資源而形成商業競爭關係之外，本身又面臨政治、宗教、軍事上變革，逐漸變成現代民族國家。在這樣的國際競逐局面之下，英國為避免受到侵略，積極從事海外貿易或許是唯一的活路。

　　十七世紀起，英國人先後在北美洲及亞洲建立了殖民地，但是英國政府在北美洲與亞洲的殖民政策有所差異。北美洲方面，移民面對的是鬆散的印第安部落，北美洲又沒有強大的在地政權。歐洲移民在當地自發性地建立議會及自治組織，持續向英國政府爭取政治及經濟權利。當時的共和主義者或是有共和主義傾向的學者對英國政府的北美殖民政策多有批評，例如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批評英國的海外貿易政策，但亞當‧斯密也確信這是將英國推向富強的高峰。隨著北美十三州的獨立情勢逐漸加溫，加上法國政府派兵協助獨立運動，英國政府不得不退讓，將殖民重心轉向亞洲。

　　亞洲方面，以印度來說，英國政府委託英國東印度公司 (EIC) 經營。當時英國的作家及政治評論者對東印度公司軍事征服蒙兀兒帝國 (Mugliyah Sallanat, 1526-1858) 的過程，一改以往對異文化傳統的尊重態度，認為蒙兀兒帝國是落後與野蠻的，英國比起印度則是先進的文明。以自由與進步作為統治印度的理據，英國有責任傳遞西方知識來提高印度人的心智與知識。除此之外，英國政府有意透過東印度公司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但是英國的中、小商人團體對東印度公司壟斷亞洲貿易已有不滿，認為阻礙了他們前往亞洲發達的機會。因此他們上書英國政府，要求廢除東印度公司的特權。英國政府不得不反應輿情而派出使節團前往中國，商談貿易條約，並有取消東印度公司特權之意。

　　從政治上看，儘管英國已經征服了蒙兀兒帝國，但是大清帝國在東亞、歐洲的影響力仍不可輕忽，並且必須謹慎以對。從啟蒙思想來看，清廷雖然禁止耶穌會士進行傳教工作，但許多傳教士在宮廷內服務。這些傳教士寫了許多報導傳回歐洲，形塑許多歐洲文人雅士對中國的美好想像。加上政治、宗教改革運動如火如荼地在歐洲各國展開，這些哲士認為中國代表著一種高尚的文明，沒有強烈的宗教熱忱，是一個務實且理性的理想國度。馬嘎爾尼以及他的副使斯當東 (George Staunton, 1737-1801) 都是深受此種啟蒙思想浸淫的人士。所以馬嘎爾尼雖然一開始並不想接受這趟危險的任務，但在英王同意事後授以伯爵勳位之後，他同意前往，並指名斯當東當他的副手。如果從啟蒙思想來看，提倡貿易以及國際交流，其實也是馬嘎爾尼這一輩文人所深信的價值。

　　馬嘎爾尼出生於愛爾蘭的蘇格蘭貴族家庭，曾在都柏林聖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Dublin)、倫敦中天普法律實習院 (Middle Temple) 進修，先後擔任俄國特使 (1764)、愛爾蘭議員 (1769)、加勒比群島總督 (1775)、印度馬德拉斯總督 (1780)、中國特使 (1793)。陳教授認為按他的學、經歷受歐洲啟蒙思潮影響，又經歷當代英國、法國的政治變局，是一位從啟蒙時代過渡到反啟蒙時代的人物。從歐洲啟蒙運動的視角來看，馬嘎爾尼是少數、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位帶有強烈啟蒙精神世界觀，而親自造訪東方的文人哲士。啟蒙時期讚揚或批評中國的哲士非常多，正面人物包括伏爾泰、休姆、渥波爾 (Horace Walpole, 1717-1797)、高史密斯 (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重農學派的奎內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反面的有孟德斯鳩、盧梭、康德。但是這些哲人文士都是透過二手文獻來架構他們的文化與文明觀，只有馬嘎爾尼有一手經驗。

　　馬爾嘎尼的使節日記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版。日記顯示，馬嘎爾尼一方面對中國的精緻文化，例如行政命令的執行、禮節儀式進行的掌握、戲劇表演等等都留下深刻印象，好似啟蒙思想家對於中國的讚美。另一方面他對於官員與皇帝的猜忌，海軍的落後，深以為戒。已故史家基爾南 (Victor Kiernan,1913-2009) 應是第一位以啟蒙外交官稱呼馬嘎爾尼的學者。馬嘎爾尼的觀察力可以清楚從他的日記中看出，他對於中國宮廷與上層政治、軍事實力的觀察極為入微。他也明確感受到，使節團初來乍到，清朝官員熱情招待，但談過朝覲禮儀與改善貿易關係等重要事項之後，清朝官員的態度就變得很冷淡。

　　最後，陳教授提到，此次演講是史語所推動各研究室進行整合型研究計畫的系列座談之一。目的在於鼓勵研究員提出可能與所內外研究者共同關心的研究主題。陳教授認為，本地最有動能與潛力的研究課題應該是殖民史，此地的殖民的歷史與事實最可能提供世界學術另類的觀點或理論。帝國是另一個極具潛能的重要課題。從歷史學角度切入，不同的區域與帝國當然有相當不同的文化內涵與世界觀。如果從馬嘎爾尼使節此一特殊的事件來看，清朝與歐洲是兩種或更多種帝國的交會與碰撞，如何從帝國內部，也就是帝國文化的角度，分析此類帝國交會的多重脈絡與影響，值得探究。最後陳教授提議，清季與世界，或者清季的世界，或許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