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雪姬教授演講「清代科舉硃卷的研究————以臺灣的會試、鄉試硃卷為例」紀要

　　長期沉浸關注日治和戰後臺灣各類史料，發表許多關於二二八、在海外的臺灣人等研究議題的許雪姬教授，這回重起爐灶，在本次演講中揭櫫清代科舉硃卷的史料價值及其擴充清代臺灣史研究的可能性。首先，許教授說明其選題原因和動機與檔案有關，一是臺史所檔案館收有陳登元（1892 年登科）和許南英 (1855-1917) 兩位臺灣進士的硃卷掃描，得自楊雲萍老師所藏；另外，桃園市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委託中研院臺史所進行大溪梅鶴山莊收藏資料整理時，發現該家族藏有兩本相關硃卷合集，其中除有黃國琛（1890 年登科）、方家澍（1892 年登科）等福建籍卷主的硃卷外，竟有大溪舉人李騰芳 (1814-1879) 的鄉試硃卷。因此她由這份臺灣人的硃卷檔案出發，期待研究者能重新評價硃卷的史料價值，加以妥善利用。許教授也詼諧表示，希望大家還記得她其實是從清代綠營研究起家的。

　　關於這場演講，許教授完成的初步文章，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中國大陸的硃卷與其相關研究，二是臺灣人的鄉會試硃卷研究。報告的幾個重點，包含組成硃卷的主要部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硃卷研究、利用硃卷能夠做的進一步研究，以及硃卷中彌足珍貴的臺灣紀錄。目前學界進行硃卷研究的史料基礎，是原本收藏在上海圖書館中 8,235 卷的硃卷，1992 年臺灣的成文出版社與其合作，出版為 420 冊的《清代硃卷集成》。許教授自承從開始決定撰寫到發表，只有不到兩個月時間，無法看完 420 冊的硃卷，因此她選擇以所有的會試硃卷和福建省的鄉試硃卷為範圍，從中找到一些與臺灣的關聯。

　　接下來，許教授簡介清代科舉的流程與進行方式，以理解硃卷產生的背景。清代的科舉制度自中葉後，考試流程大致訂為童試、鄉試、覆試、會試、（保和殿）覆試、殿試、朝考。殿試放榜後一至三天舉行朝考，最後以（保和殿）覆試、殿試和朝考的成績等第總和，作為授職的依據。狀元、榜眼、探花後，等第不超過四等者方能選拔為翰林院庶吉士，以下為主事、中書、知縣。庶吉士三年散館後重新考試分發，成績優異者可入翰林院當編修之流，將來可能成為大學士。臺灣的科舉，鄉試時有七個保障名額，因此每三年臺灣會有七個舉人。到了道光三年 (1823)，只要有十個舉人到京城考試，會錄取一個當進士。

　　至於「硃卷」，是指鄉試、會試中試的舉人、進士，將自己的履歷、科份、郷會試文章，刻印成小冊子，分別贈送給親朋好友、同年和朝中官。既是禮物，也是一併通知自己上榜的「大外宣」。獲贈硃卷者，必還贈禮品以表慶賀。於是饋贈硃卷變成士子初入官場的重要排場，在地方、在京師都可以發送，不只作為一種身分的證明與他人贈禮的依據，如果是較為貧窮的舉人，或許還能獲得資助上京考試的盤纏。硃卷中的「履歷」通常涵蓋卷主履歷、祖先略歷（多以該姓重要人物為象徵性始祖）、非直系親屬、師承（庭訓、慈訓、受業師、課師、受知師等）、各試成績。「科份」則是列明本科科份、考試類別、卷主登第名次（包括歷次鄉、會試，選拔貢試及覆試名次等），其後是主考官或總裁職銜、官階、姓氏。「文章」的部分會選刻卷主會試、鄉試三場文章及批語，一般都是選刻四書八股文三篇，外加一首五言八韻詩，依許教授所見，這些詩常會極力讚美皇帝和國家的善政。一本硃卷平均約一、二十頁，也有多至五十頁，多因履歷寫得極長。履歷中會放入男女親屬的資料，這是與族譜不一樣之處，提高硃卷對研究婦女史的價值。

　　許教授指出，運用硃卷作研究的學者在臺灣並不多，最早是楊雲萍老師主編《臺灣風物》時，曾以臺灣舉人高選鋒的鄉試硃卷，討論寄籍考試的現象。許教授也研究過高選鋒的鄉試硃卷等資料，寫成〈臺灣末代舉人高選鋒〉，討論日本領臺後臺灣士子赴中國大陸參加科舉的情形。而中國大陸學界在 1980 年後，科舉研究非常風行，興起「科舉學」，許多學校出版科舉論叢，利用硃卷的研究包含許多面向：將重點放在個人生平與家族史，例如魏源 (1794-1857)；旗人的社會生活，考量其遷徙與維生方式；科舉世家的聯姻，像是林則徐 (1785-1850) 家與沈葆楨 (1820-1879) 家。廈門大學鄭若玲教授則研究科舉考試對社會流動的影響。而女性在科舉教育中的角色，則是相當新穎的研究方向，從硃卷履歷中的庭訓、慈訓著手，不過有此種紀錄的硃卷數量極少。此外，比對官年（作官的年紀）與實年（真實的年紀），發現官年通常有減歲、追求年輕化的現象，像是許南英的官年就比實年少了六歲。許教授認為亦可藉由這類既有觀點，觀照臺灣的硃卷有無這些現象。

　　接著，許教授引用多份硃卷，解釋其中傳遞的訊息，表達硃卷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性有三，一是鄉試中式，成為舉人後到考上進士中間的職業，從新科舉人到新科進士，對某些舉人而言，是一條漫長的路，例如魏源，從舉人到進士，過程長達二十一年，這些舉人在這段時間中如何餬口？可就何職？這些疑問可藉由硃卷獲得一些解答。其次是進士在朝考後的官職，其實並非即日上任，有的進士等缺等了十幾年。科舉考試由禮部管轄，但任官是屬吏部職掌，考試與官缺之間的關係，也須注意。三是硃卷中的科份和文章。不過，許教授也提醒運用硃卷時，仍然要小心紀錄的真實性，必須進行考訂。

　　再者，許教授提及硃卷中的臺灣紀錄，雖然《清代硃卷集成》所收的 8,235 份硃卷中，沒有一份是臺灣人的硃卷，但仍可在其他硃卷中找到與臺灣些微相關的記載，例如從浙江杭州府人沈秉荃 (1799-?) 的會試硃卷履歷中，發現其祖父沈颺曾任臺灣府知府；福州府閩縣人林福熙 (1848-1925) 的鄉試硃卷履歷中，可知其祖林懷少 (1765-1825) 曾任臺灣縣學教諭等。臺灣自康熙二十三年 (1684) 被清廷收入版圖、設福建省臺灣府後，在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就被分配學額、錄取生員，成為清帝國科舉制度實施下的一個考區。過去一般認為，清領時期的臺灣一共出過二十九位進士，不過現在中國大陸也有持三十三位的說法 [列入陳夢球 (?-1700)、黃彥鴻 (1866-1923)、陳濬芝 (1855-1901)、汪春源 (1869-1923)]。許教授從目前掌握到的臺灣人硃卷入手，計有六本鄕試硃卷——石耀宗、王明模、施葆修 (1842-1893)、李騰芳、黃裳華和林文欽 (1854-1900)，三本會試硃卷——許南英、陳登元、施葆修，一一研究後，發現可由家族史、女性史、鄉會試的舉行，與之後的任官，探討臺灣人鄉、會試硃卷顯示的意義，以及持續研究的可行性。硃卷的「履歷」對於研究卷主和其家族，頗有助益，像是從石萬壽先生的祖先石耀宗之鄉試硃卷中，可以看到石耀宗之妻陳氏，出身自家世更好的科舉家族，但因石耀宗之父石時榮 (1779-1861) 經營糖郊，店號「石鼎美」，家境富裕，故雙方結親。而從林文欽的硃卷履歷中可知，林家有官職者大部分是跟著林文察 (1828-1864) 打仗所得的武官。另外，許教授也對照林文欽的族譜和其硃卷履歷，發現其中人名落差不少，足證硃卷履歷不能全然代替族譜，因為族譜不需背負大內宣的目的。最後，許教授再度強調可從硃卷中的履歷與族譜的對話、有關女性的記載、硃卷中的始祖、考上進士後的出路等方面研究。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賴惠敏教授指出，過去對科舉的研究，多以鄉試、會試錄和家譜為主，而硃卷的出現能讓研究者看到更多社會面向，應該利用硃卷和鄉試、會試錄互相比較。再者，她表示許教授的文章內容頗為完整，因此她補充一些資訊和工具供參，例如近史所清代奏摺檔案的資料庫，裡面很多資料跟捐納、捐輸有關，有助於地方家族捐官的研究，像是板橋林家，顯現臺灣社會財力之雄厚。另外，也可利用數位人文工具，分析硃卷履歷中的人際網絡。許教授回應，此次研究以正途的科舉出身為主，至於異途的捐官出身，例如板橋林家的林平侯 (1766-1844)，將來有機會再擴展討論。而如果做網絡研究，則可能會發現所謂的臺灣進士，大概有一半是冒籍的。

　　接著，林文凱教授提問，清朝中後期，產生功名多、職位少，社會不易向上流動的現象，當時臺灣的進士和舉人，會不會不太在乎官職，而是取得在地勢力，能與臺灣官員交流往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以及科舉的舉才作用，是否轉變？在晚清臺灣能夠占據地方重要職位的，與科舉之間有正相關嗎？許教授回答，對臺灣人而言，重要的確實不是功名本身，而是保護地方上的實力和勢力，因為臺灣距離京師太遠，任官不便。此外，臺灣人還是期待爭取做到文官，以霧峰林家為例，因林文明 (1833-1870) 之死的打擊，林奠國 (1814-1880) 即不打算再捐武官，要從豪強家族轉型為文治家族，以文官功名保障家族勢力，李騰芳家族也是如此。一般家世沒這麼好的，才會真的想任官，如澎湖的蔡廷蘭 (1801-1859)、黃裳華。而臺灣建省的過程中，沈葆楨等官員帶來臺灣的手下也多是舉人，讓這些沒有正式官銜的舉人，在臺灣的自強新政中立功占缺。林正慧教授好奇該如何判斷硃卷與族譜的可信度？許教授回覆，兩者都有可信度，只是名字的比對上，要注意俗字與雅化的問題。曾品滄教授則詢問要如何辨識像王明模這種冒籍的情況？冒籍的秀才為了方便歲考、科考，會不會移居臺灣？許教授回應，如果其人的秀才資格並非在臺灣取得，通常就是冒籍，而王明模的硃卷是四個同族兄弟合訂的，除了他之外，其他三人的籍貫都在泉州。歲考、科考則可以用捐納或補考等其他方式解決，不一定要移居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