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蓁教授演講「清末臺灣百貨釐金改革下的官商角力」紀要

　　李佩蓁教授為臺大歷史系博士，其研究重心以社會史角度剖析清末臺灣開港後，在國際條約帶來的制度變遷下，臺灣商人如何對應新局勢。此次講題「清末臺灣百貨釐金改革下的官商角力」，即是李教授延續清末臺灣釐金制度的官商利益結構，和條約口岸中華、洋商人合作關係的既有研究成果上，進一步討論清末臺灣釐金改革過程中，官府與華、洋商人之間的相互協調與角力。

　　臺灣實施釐金制度以來，每一次釐金調整，經常是官方與商人談判後的結果。臺灣道與府城商人之間，在抽收釐金方面有系統性的合作。當臺灣建省後，開始由臺灣巡撫主導臺灣財政，其施政重心又是在臺北，使得劉銘傳與府城商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李教授試圖在此官商關係的變化脈絡下，重新審視劉銘傳改革百貨釐金的措施，是否反映官商協力關係的延續或斷裂。

　　光緒十二年 (1886) 劉銘傳上〈改百貨釐金片〉，將船貨釐金改百貨釐金，按出口貨物的成本，每百元抽收五元。劉銘傳此奏文中指出臺灣最主要的進出口商品，如洋藥、茶、樟腦都有徵收釐金，然而糖作為臺灣南部最重要的出口品，糖商從以前就聲稱是幫洋行採買，所以拒絕繳納釐金。因此劉銘傳特別要陳鳴志注意砂糖出口的問題，如果是洋商就應該繳納子口半稅，否則就是要繳釐金。由此可知，劉銘傳欲實行百貨釐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抽糖釐。

　　劉銘傳公告光緒十二年 4 月 1 日（西元 1886 年 5 月 4 日）臺灣要開始抽收百貨釐金，陳鳴志也告知英國領事霍必瀾 (Pelham Warren) 百貨釐金是向華商抽收，與洋商無關。至 4 月 8 日，英商怡記洋行、和記洋行、德記洋行、美商旗昌洋行、德商瑞興洋行等各洋行聯名致信霍必瀾，指出實施百貨釐金會造成臺灣糖價上漲，無法與東南亞糖競爭，會造成臺灣的糖無法再運往日本或華北。然而這些洋行的擔憂頗值得玩味，因為洋行經手的砂糖貿易，主要市場僅在香港，這些洋行並沒有經手砂糖出口日本、華北的業務。

　　那麼，洋行為何會出來呼籲日本、華北的市場面臨危機？其中可能有兩點考量，首先是洋船的租貸，為當時臺灣洋行的重要收入之一。洋船載貨量大、又有保險制度，所以華商會透過洋行租用洋船載糖至日本與華北。其次，是這些洋行受到買辦的要求，才以洋行名義向英國領事陳情，利用外交壓力迫使臺灣官員讓步，因為這些洋行的買辦同時也是臺南重要的糖商。洋商亦將此一消息披露給媒體。《北華捷報》報導指稱，增加製糖業的負擔是錯誤的做法，會削減臺灣糖的競爭力；也稱臺灣的華、洋商人堅持抵制臺灣官員對砂糖抽收高額的釐金。最後臺灣官員不得不退讓，所以當年出口的砂糖，其實只是名義上繳了一點釐金，且官方也調降砂糖釐金的費率。

　　光緒十三年 (1887)，由於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砂糖大量地使用了中式帆船，往非條約口岸卸貨，洋船載貨量降低。可以觀察到華、洋商人的訴求和行動有了分歧。一開始他們聯手抵制百貨釐金，但是糖釐調降後，洋商和臺灣府糖商採取不同的策略。糖商發現在安平口岸使用洋船運輸時，必須如數照繳釐金，但是在府城北方的非條約口岸（如笨港、鹿港）使用中式帆船時，當地的釐局人員只會收少許釐金，虛應了事。糖商能夠用協商的方式，與釐金局人員談判達到減納釐金的目的。

　　洋商認為糖商在意的是通商口岸使用洋船必須要繳全額釐金，為了突破此一局勢，唯有請駐京各國公使及海關總稅務司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向總理衙門施加壓力。各國公使聯合向總理衙門施壓，堅持臺灣府就是通商口岸，「不應領單完稅，亦不完釐」。劉銘傳沒有退讓，直到光緒十六年 (1890)，府城至安平口岸的途中仍設有釐卡。洋商試圖用外交壓力撤除釐金的手段失敗，糖商卻沒有積極介入，這可以理解為糖商並不那麼關切洋船的運輸市場。另外需注意的是，這些市場被壓縮的洋船主要是西式帆船。在臺灣仲介洋船運輸的洋行，很可能在帆船轉換成輪船的過程中，其仲介費逐漸下滑產生危機感，但是卻誤以為對手是中式帆船。

　　最後，李教授表示，劉銘傳雖強勢推行百貨釐金以整頓臺灣財政，但傳統的官僚體制不能有效地達成執行目標，這讓臺南的糖商抓住了協商的空間，達到減少釐金的目的。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林文凱教授提出幾點建議。首先是此研究需要在清代臺灣財政史的脈絡下釐清釐金制度的定位，建議在緒論中要將過往關於劉銘傳的財政和釐金改革等相關研究再做簡要整理，才能凸顯這篇文章的貢獻。其次，要注意使用海關統計數據的局限性，也不能忽略中式帆船的運輸量。因此建議設法分析關於砂糖出口的數據，確認砂糖出口量是否減少？釐金有沒有影響出口？最後也期待李教授未來能從日本明治時期的領事報告，以及香港的檔案來加強本文的論證。在後續的討論時間中，林玉茹教授補充了晚清西式帆船、中式帆船以及輪船的航運消長。曾品滄教授則希望能更清楚闡述商人與地方官員協商的背景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