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教授演講「史家的技藝：陳寅恪的歷史解釋」紀要

　　此次演講是臺大中文系「潘寶霞女士講座」三場系列演講的第二場。在本場演講中，王教授將透過《柳如是別傳》及《論再生緣》二書探討陳寅恪 (1890-1969) 作為史家的基本技藝，亦即他對具體史實的考察和掌握。

　　在演講開始，王教授首先引用余英時先生對陳寅恪學術傾向的三分期說，略述其研究領域的變化：第一期是以多種語言為基礎、研究非漢民族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第二期是以隋唐五代為中心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第三期則是著重明清時期、更加關注人物心態的「心史」。而陳氏第三期的代表研究，便是本次演講所聚焦的《柳如是別傳》及《論再生緣》。王教授表示，陳寅恪豐富的再現歷史之想像力，是最令他印象深刻的特點，雖然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正確，就連陳氏本人都自承《柳如是別傳》等著作具有「測試所學深淺」的實驗性，但其歷史想像，實是建立在對諸多具體史實與歷史細節的掌握上。也正是因為此種史家所應具備的技藝，使陳寅恪能如同其曾經提出的標準那樣，「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

　　王教授接著引用德國哲學家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論人》(An Essay on Man) 一書的觀點，指出歷史研究所應探討的事實，可分為具體可見的「物理事實」(hard fact) 及已被高度象徵化的「歷史事實」，並強調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及《論再生緣》固然討論了許多象徵性的層面〔王教授對此方面已有所討論。參見氏著，〈陳寅恪的歷史解釋——以《柳如是別傳》及《論再生緣》胡適眉批本為例的討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7：4（北京，2020：7），頁 68-73〕，但他同樣重視具體的物理事實，並窮極能夠考察到的所有資訊，來支撐並進行各項推論，諸如地理空間、時間、氣候、制度、文化、心態等。王教授認為，對一個史學工作者而言，這些都是理應隨身攜帶的「鑰匙」，並將陳寅恪於《柳如是別傳》中所據為線索的物理事實分為十四大類，一一舉例說明。

　　比方說，柳如是 (1618-1664) 和其夫婿錢謙益 (1582-1664)，後來都參與了抗清復明的運動，並一度遷出常熟，搬至附近的白茆港。陳寅恪遂根據白茆港的地理條件，推測此次搬遷行動是為了便於接應鄭成功 (1624-1662) 的軍隊。而對晚明學風的掌握，則有助於分析柳如是感情世界的變化。她在與倡導文學復古運動的陳子龍 (1608-1647) 交往期間，詩詞用典大多出自《昭明文選》等秦漢至盛唐時期的文本。待其詩作開始引用蘇軾 (1037-1101) 的典故時，便可推知她已逐漸屬意於提倡宋詩運動的錢謙益。另外像城門的閉啟、營妓的管理等制度細節，亦被陳寅恪用以探究晚明文人名妓聚會的實況，推測柳如是夜宿他人住所，抑或某位妓女參加聚會總是提前離席的可能原因。就連音韻都能成為陳寅恪思考立論的依據，例如柳如是之所以將其名「影憐」改易為「隱」，一方面是受到當時才媛名妓喜以「隱」字為別號的流行風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其鄉音當中「疑」、「泥」兩個韻母不分，故改「影」為「隱」亦是一種同音字的轉換。

　　無論是在《柳如是別傳》還是《論再生緣》中，「舊時之慣習」都是陳寅恪重要的論據。由於對常熟的地方風俗有所認識，他便能理解錢謙益死後，其門生錢曾 (1629-1701) 向柳如是逼債，為何不是針對當事人，而是找上她的女婿——因為當地無親生子的婦女喪夫之後，財產按例將交付給其女婿；另外，由於對「神道碑文當作於墓誌銘後」的慣例有所瞭解，陳寅恪便能於《論再生緣》裡探討相關文本的內容呈現及其原因。陳寅恪就認為，柳如是平時可能透過服用少量的砒霜，維持其溫熱的體質和良好的氣色。此外，當明朝為異族政權所取代，約束社會的禮法也隨之產生變化，透過這個角度便能解釋為何清初會有許多降臣為其妾請封誥命，因為當時以妾為妻已不會再像明代那樣受到法律的制裁。王教授提出，若是對古代的日常知識有所掌握，或許就能夠以更多樣的角度，來理解文人詩作中柳如是耐寒的形象。

　　當然，即使以大量的物理事實作為根據，亦不代表推論的內容必然正確。王教授注意到，《柳如是別傳》裡充滿了「俟考」、「假說」、「假定」等字眼，這表示陳寅恪其實是想藉此開展各種可能的思路，而非呈現確切的結論。事實上，陳氏在《柳》、《論》二書中的許多推測都是有爭議的，例如他將「腹親」二字視為「福晉」之別譯，以及關於《論再生緣》作者夫婿的推斷，王教授都並不贊同。錢鍾書 (1910-1998) 也曾對陳寅恪的研究提出批評，認為他將很多詩文用典都看得太「實」。

　　在本次演講最後的結論部分，王教授指出，陳寅恪的「心史」研究，展示了「日常生活史證據」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即使是諸如異性互相吸引、追逐、逃避等最隱微的生活世界，也可能與各種軍國大事互相牽連。這點在陳寅恪稍早關於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例如〈論李栖筠自趙徙衛事〉——當中，便已顯現。在他豐沛的歷史想像之下，個人情感、境遇與國家命運交織，自然與人文相互影響聯繫，從而構成一幅如網一般龐大緻密的歷史圖景。有些學者認為，陳寅恪花費了多年光陰、數千頁篇幅，只為考證一名妓女的故事，是對其學問才情極大的浪費。這點或許見仁見智，但至少在陳寅恪本人看來，「講歷史重在準確，不嫌瑣細」，況且人類「個性之真實」與「通性之真實」是交迭並存、密切相應的。即使是一些零碎的小細節，也可能牽涉到龐大的時代背景與歷史事件。此外王教授還指出，陳寅恪的自由思想，也影響了他的歷史解釋。例如《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便極力讚美柳如是所展現的獨立性，以及錢謙益的自由思想，對其子狀告柳如是私通一事，則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

（編按：一、本文係寫稿人根據王汎森教授演講所作紀錄，一切以王汎森教授將撰寫的正式論文為準。二、本文照片由臺灣大學中文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