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真教授演講「《桃花扇》西遊記——從《容美紀遊》看明清之際西南土司的認同政治與文化經營」紀要

　　近年致力明清文學中西南敘事研究的胡曉真教授，再次延伸西南敘事研究的主題，並結合戲曲研究的敏銳觀察，以三位人物的交集出發，開展漢人與西南地區的異∕藝文化遭逢之探索。這三人分別是：創作《桃花扇》的清代戲曲家，也是孔子後裔孔尚任；與孔尚任在創作上有密切合作的戲曲家顧彩（顧天石）；及遠在萬山桃源的楚地，熱愛戲曲並演出《桃花扇》的容美土司田舜年。主標題所謂「《桃花扇》西遊記」，係指孔尚任的《桃花扇》往西南地區傳播的文化交流，《桃花扇》只是精神寄託，西遊記則指向其西行脈絡。本研究真正處理的內容是副標題顧彩的《容美紀遊》，藉顧彩在湖北容美土司轄地之旅，探究西南土司與漢文化交流中的認同政治，分析容美土司家族的文化經營。

　　胡教授首先解讀一段文學史的公案，即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所述：「楚地之容美，在萬山中，阻絕入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頗嗜詩書。予友顧天石有劉子驥之願，竟入洞訪之，盤桓數月，甚被崇禮。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復旖旎可賞，蓋不知何人傳入。或有雞林之賈耶？」孔尚任的劇作《桃花扇》完成後，迅速傳至隱蔽的楚地。孔尚任知其《桃花扇》在湖北萬山中有一知音，因之竊喜，遂委由顧彩於康熙四十二年 (1703) 冬，前往容美土司統治地區（今湖北省鶴峰、五峰、長陽一帶）探訪。顧彩在山中逗留數月，逐日詳述其見聞，集結為《容美紀遊》。

　　容美土司曾被譽為西南土司中最富強者，根據《田氏世家》所述，其先祖為漢人，自唐代即統治該地，這種攀附漢人祖先的說法在西南土司地區十分常見。明清易代期間，容美土司被迫在數個政治勢力間轉換其歸附對象，最終效忠大清。盡「忠」對於土司究竟有何意義？土司怎樣形構「忠貞」論述？上述問題可從容美土司家族的藝文展現窺見端倪。

　　明代在西南邊疆地區推行儒家教化，土司子弟必須進學，數代田氏土司都受過儒家教育，甚至享有文名，編輯詩文集。田舜年在康熙年間繼位後，更雄心勃勃將五代家族、九位成員數百首詩文合編為《田氏一家言》，藉以彰顯其文化修養，這說明了田舜年的文化經營策略，也顯示田氏土司家族對漢人∕儒家文化的主動歸附。細探土司家族的詩文，自身文化特色之描述較為缺乏，倒是關於「忠」的主題十分突出，尤其盡忠於大明儼然是內化的價值。崇禎自盡後，田氏家族書寫感懷詩追憶前朝，強調明帝的恩典，西南邊徼的臣子，儼然是明朝遺民。儘管在易代之後，田氏家族效忠的對象不得不由大明轉為大清，也讓忠貞成為複雜的政治問題。縱然田舜年孺慕華夏文化，但容美土司強大的勢力不免引發當權者猜忌。湖廣總督參奏田舜年「私造宮殿，暴虐奸淫」，田舜年親赴武昌申訴被捕，於康熙四十五年 (1706) 死於獄中。田舜年之子田旻如續任統治容美二十餘年後，儘管數度上書陳情以示忠貞，卻無力回天，在雍正十一年 (1733) 自縊於萬全洞。容美遂於雍正十三年 (1735) 正式改土歸流，原轄地新設鶴峰州與長樂縣。

　　《容美紀遊》內容除逐日記載顧彩的旅程細節，還將其詩作附於每日的敘事之後，形成敘事與詩作交互參照的遊記體例。顧彩攜帶孔尚任交付的詩作到容美，他自己在出發前也曾致書容美土司，並附上《枝江寄贈田九峰使君》詩作兩首。為取得土司接納，詩作的修辭別具目的，舉凡「蹇蹇王臣」、「避秦」、「霓裳曲」等詞彙，匿藏著明清易代政治歸附的敏感聯想，儼然是田舜年與顧彩兩人心領神會的密碼。

　　胡教授指出，不宜將《容美紀遊》單純視為事實的紀錄，因其內容處處透露作者的文化偏見，將土司與周邊人物皆視為文化上的次等人。顧彩描述土司家族的文化活動，諸如修建孔廟、鑄造聖人像、教導禮儀、製作精美禮器等眾多崇儒舉措，似乎讓顧彩接受田氏土司的漢族祖源之說。再者，田舜年特別勤於著述，推廣家族的文學成就，舉行詩會雅集，與漢人文人交往，善於動用人脈以彰顯自身文學成就，藝文儼然成為他的政治手段。然而，在關於風俗習慣的描述上，顧彩所目睹的土司文化不乏逾越禮制，甚或離譜的安排。例如：宴席表演的舞臺竟是在主人座位背後，如此一來主人根本無法觀看表演。為此，顧彩提出專業建議，卻未獲土司採納。田舜年積極彰顯家族文藝成就，當他以文藝土司的身分接待來訪的顧彩，載入《容美紀遊》中的他卻是一個文化他者的曖昧形象。

　　在顧彩筆下，容美的宣慰司署的建築規模與設計，有戲廳、戲房，在在顯示土司十分重視戲曲演出。晚近考古發現「平山爵府」的戲臺基座是兩方巨石，足顯戲臺規模之宏偉，亦說明土司對戲曲演出的講究。即使在改土歸流後，方志仍記載著「土司女優最工」。顧彩在容美期間，曾訓練土司的戲班演出他自己的作品《南桃花扇》。田舜年將詩會雅集作為權力的表演，在顧彩眼中，戲曲也是田氏土司世代權力競爭的方式。田舜年本人熱愛戲曲，有自己的戲班，他的兒子田昺如同樣有自己的戲班；父子各自搬演不同腔調。兒子防備父親，父親鄙夷兒子，檯面上是父子在戲曲上的競藝，檯面下是父子的權力競奪。顧彩在容美不只欣賞臺上的《桃花扇》演出，亦見證戲臺下土司世代變遷，文化即將崩潰的戲碼。

　　顧彩以漢文化代言人身分進入容美這座桃花源，筆下描繪的容美土司家族、社會、風俗、藝文展演，其核心就是桃花源的隱喻。容美土司積極藉由結合外來文人塑造自我的文化地位，雖然顧彩在《容美紀遊》裡描寫土司不文的一面，但容美田氏家族所塑造的文人土司文化形象未被歷史遺忘，並在方志中留下紀錄，無疑就是田氏土司的藝文事業開花結果。

　　胡教授總結，容美地區數代土司一直致力於自我形塑，建立一個具有傲人文化成就的世代傳承，其背後的思考是複雜的，並非簡單「仰慕華夏文化」心態就能解釋。在政治上需要考慮，他們為何要加強與中央王朝的關係，如何藉此鞏固自己的統治。在文化上，也看到他們如何挪用漢人的儒家主流文化和文藝傳統來提高自己的地位，詩文、戲曲代表土司的文化修養，他們更主動與主流文人交流。當明末的文士到容美尋求庇護時，容美藉此建立一個所有文化人心目中共有的桃花源，這與其文化事業、文化地位便產生共通性，進而建立一個文人土司和遺民土司的身分與傳統。從《容美紀遊》及與其勾連的《桃花扇》，《桃花扇》西遊容美讓桃花源和容美的聯想復活。顧彩《容美紀遊》留下鮮活的紀錄，讓我們看到西南土司作為文化他者的策略和實踐，也讓我們認識漢人文人接觸文化他者時的混雜視線與心態。

　　在討論階段，與會學者討論熱絡，包括顧彩的敘事視角為何？是否具有文化偏見？胡教授答覆，顧彩的《容美紀遊》因為是日記體，沒有完整統一的視角，但在進入容美轄地，面對土司，見識種種藝文活動的文化洗腦後，與他內心的預設相互衝撞，不得不與土司進行協商，且這些協商往往帶著喜劇性。作為漢人的顧彩，他的政治與文化都扮演更高層的角色，他的態度與視角雖會視情況變換，卻無法拋棄既有文化教養所形塑的定見。顧彩的描述終究提供了明清易代之際，容美土司在認同政治與文化經營上所付出的心力。